董仲舒数哲学是建基于“天数”统摄“人”与“政”之内在关联之上的。董子基于数与比数而建立的天人关系、天政关系不应只从宗教信仰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诠释,因为董子之论隐藏着通过比之天数而转借自然理性为“人”与“政”寻找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理论动因。
经学文献学是经学与文献学交叉的一个领域。经学方面做过一点研究;但在文献学方面连正规军都算不上,更算不得“深入研究”了。我只是误打误撞走到这个领域边缘的一个票友而已。
说起来非常惶恐,非常汗颜,我哪里懂得经学文献,纯粹是门外汉。面对经学,如同面前的万仞宫墙,虽然就在眼前,但恰如子贡所说,我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仰止!
先秦儒家、道家有着相异互补的身体哲学,儒家的敬重,重在人伦;道家的逍遥,贵在自然。在身体与世界关系、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世界以及立身于世界等方面得以展现,儒家的敬重与道家的逍遥的身体哲学观相异互补。以儒道互补的身体哲学为基础和延伸,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多有体现。
就精神人文主义的扩展这一角度而言,重要的是引入“事”的视域。精神人文主义的追求与现实之“事”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以“事”观之既可以视为精神人文主义意义扩展的前提,也为精神人文主义更深层面的展开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于效忠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
生死问题作为龙场悟道的核心,实为理解阳明归本儒学、判分三教的一把密钥。由龙场之悟对生死一念的勘破,阳明洞达了生命存在的实相
中国古代的和同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从总体上倡导和、同,并将它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和同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一直盛行境界论,与中国文化此世取向(this-worldliness)的预设有关。在此世取向世界观预设下,如何与当下事物相处、在做人做事中达到圆熟,乃至在最高层次上与天地合一以找到不朽,是成为中国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这是导致境界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
在两篇悼念文字中,陈寅恪分别以“殉大伦”和“独立自由之意志”来刻画王国维的自杀行为。能够将这两种理解统一起来的只能是一个伦理自由的观念。不过,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基于人伦的实现能力理解自由,一种是以自由为基础重构人伦。这个思路的分叉处正是儒教与黑格尔的伦理自由观念的区别所在。儒教人伦观念的规范性重构应···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主人公宋仁宗赵祯,诞生于公元1010年,有意思的是,这个年份距离2020年,也正好相差1010年。
传统上从认识论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解,湮没了其更深的意蕴。在道德—生存论上并涵摄认识论理解,阳明知行合一说呈现出三层基本意蕴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风俗”。生活中,同一个词在不同时候,大家的理解可能会相差很大。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兔儿爷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里面比较浅表的东西。
韵律是《诗经》翻译的重要问题。韵律是中英文诗歌的共同属性之一,就《诗经》英译而言,韵律具有可译性是可以肯定的。
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并且赞赏世卿、巨室,君臣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以限制君权,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
本文系统分析“王道”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的出现、使用情况及含义变迁,指出“王道”一词源于帝、王、霸之分,本义指古先王之道,后世亦指理想为王之道、现实王者之道甚至孔子之道等。
西周末年,周天子的衰落动摇了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中原天下秩序的稳定,当时实力较为强大的几个诸侯国先后承当起稳定天下秩序的责任。
阳明心学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但良药也需要慎用。它首先需是真药,不能是似是而非的假药。
严复推崇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中西比较中从实证主义的理路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份,但他的“依古论说”仍深受儒家思维方式的影响。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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