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仅两万多字,但对其进行阐释解读的著作却非常之多。《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典型代表。若再考虑到后人对三传的进一步解读,则相关内容就非常广泛,涉及知识面也非常博大。我第一遍开始读《春秋》和三传时,还试着对照《史记》《国语》《诗经》《论语》等来读,但发现仅参考《史记》和《国语》,工作量就···
织之纵丝谓之经。即经的本义,是织布的时候的纵线。见过老式织布机的人会很容易理解这个,织布的时候,先要确定好经线,然后以经线为依托,再横着穿插线——这个叫纬线——最后才能织成布匹。所以有“经正而纬成”的说法,这就是经线纬线的最早由来。
这是我将之前的读书笔记做了初步校对以后,重新开始连载。不出意外的话,大概要连载一年多。这一版跟前面那一版相比,主要是修订了第一遍一些明显的错误,也校对修订了一些错别字。
儒家的本体宇宙观和基督教的本体神学存在天壤之别。无论从基督教教义看,还是从儒学义理看,儒学都无法转化为基督教,也不能将基督教儒学化为神学,更谈不上儒家基督徒或基督教儒者。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看,二者不存在“视界融合”,因为二者的本体性是完全对立的:一重永恒,一重变化;一重超越,一重内在。
学界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颇有研究,但未曾详论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的沟通作用,作者将吕祖谦哲学命名为“心史”哲学,聚焦心的面向,还原了吕祖谦哲学的“史-心-天”基础结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之初,当年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就曾借用儒家文化发声,促使儒家的仁的理念被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以史料为基础,配以儒学义理解读,能从第一条中抽绎出文化相容人权观。二者由此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儒学底蕴,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具体问题导向论和解题策略择优论。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勛疏,宋邢昺等奉诏订正,令太学传授。《谷梁》主于说经,多得精义。魏晋以来,尹更始、唐固等说者共若干家,甯据经诘传,较之何休之注《公羊》,不啻数倍过之。士勛此书颇能疏通范氏之旨。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明清时期儒家先贤奉祀逐渐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陆续设置五经博士和奉祀生承担先贤奉祀职责。此前主要集中于山东的先贤奉祀,随着清初奉祀生的大量增置而扩展到山东以外的区域。以江南为代表的这类家族呈现出与以衍圣公府为核心的山东有差的奉祀结构,也造成了背靠衍圣公府的奉祀族裔和地方族支之间多元的竞合关系。
德刑之争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孔子到董仲舒,诸多学者都对“亲亲相隐”案有过分析论述。这一案件不仅仅是道治或法治问题,更是权力视域下的话语之争。主张法治的法家大多是在为所谓公权力辩护,而主张德治的儒家则在有意无意中保护了某种私权。
宋代理学家张九成探讨了德福关系的多种路径:首先,承认天命外在,斩断主客联系,从主体精神境界上挺立德性价值;其次,以德福统一为正理,用侥幸解释歧出的偶然事件;最后,以气论为基础,从天地视域重新审视德福关系。
传统儒家孝道以亲生子这一自然事实作为存在论基础,如此,亲子一体不仅在发生学上解释了一个人之所由来,更在价值上规定了一个人之所应是。这也意味着人子的道德自我是先天受限的、残缺的,从而在实践层面可能造成“从父”与“从义”之间的紧张。
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
“信关”所透显的工夫与信仰双重内涵,揭示了儒者以能信的主体生命融贯本体工夫、生生信仰与存在境界的独特理路,深化了中晚明的三教合一论。这不但可以回应罗汝芳之学由于缺乏工夫轨格而引发的争议,进而完善心学传统中信、悟本体的理论与工夫实践;而且能呈现出儒家信仰区别于佛、耶诸教,由主体性通向神圣性、由道德实践展开宗教精神···
“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张载认为内在感应论以「静中之动」的动力模式为特征,且十分强调「至静」的境界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神」和「地气」为至静的太虚能够产生内在感应活动提供了动力。相较之下,程颐明确反对「静中之动」的模式,他通过揭示天理在两端的互动中持续向内感发,阐明了天理拥有不竭内在动力的可能性。
新时代,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处在古今中外多学科、多视野、多语境的交汇处,在传播理念、话语构建、传播模式等方面面临新的需求与挑战。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应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自信及对人类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解之上,通过传播理念的共情转向、话语构建的融合转向、传播模式的生活转向,积极打造现代化、融合式的国际传播生态,开拓更扎···
孔子庙与教学制度的合一奠基于唐初,起转承合,兴衰荣辱基本上与大事件“安史之乱”相始终,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时段,而相悖的是内核;换言之,晚唐堕败后的国家制度,尤其是祭祀与教学制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庙学独立任重,秀出传统教育之外。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
“相对于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的主题而言,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只是一种学术助缘与手段。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将是一个需要有众多学人长期耕耘的广阔的学术领域”,在“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总序中,丛书主编如是指出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变化。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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