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家义集疏》札记：《周颂·有客》等三篇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稣2016年3月24日

《周颂·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微子也和当年武庚来时一样骑着殷商崇尚的白色之马）。有萋有且（萋且，孔疏谓敬慎貌，荀子杨注则释为盛大——草盛曰萋萋，服盛曰裾裾，人盛曰萋且），敦琢其旅（代表团成员挑选本国贤人并严格要求，使皆有威仪文章之美）。有客宿宿（再宿），有客信信（四宿）。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大）威（则，德），降福孔夷（非常自然容易）。

【苠按】

据“鲁说”，此为微子来见祖庙之所歌。

微子为殷商之后，《集疏》因引《白虎通》阐明存二王之后：“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

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重在通三统。王是人，统是制，周朝对殷周先王极为敬重（看尚书诸篇可知），然而圣王有生死，不可常在，而所创传统制度会有遗留，新的朝代建立起来，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吸收前代的优良部分，存亡续绝，共生共存，因此而意义深远。远古政治皆知为自己留存借鉴。此古代共和之义（成王畏相——对肱股大臣态度；不臣二王之后——对前朝遗民态度，皆显示古代政治之共和精神），以防专制。

此章短短十二句，前十句写微子代表团之盛大、讲究，周朝上下对之敬爱、留恋，篇末仅两句八个字实际揭示了为什么诗人对这些殷代后人如此称美，为什么周人对他们如此敬仰——全因微子精挑细选、严格要求的代表团所表现所代表的大德，天都会自然而然地降福给他们，人对他们的爱戴自然更毫无保留。于是，全诗的一切称美和敬仰皆是对美德的称美和敬仰，这便是周人作为榜样学习的东西。在此类颂诗在一次次唱诵和引用中，正念得以弘扬，诗教发生作用。

《周颂·武》

於皇（呜呼君哉）武王！无竞维烈（克商的功业这么说都不为过）。允文（确乎有文德的）文王，克开厥后（能开后代基绪）。嗣武受之，胜殷遏刘（刘：杀），耆（老）定尔功（尔功，鲁作“武功”）。

【苠按】

据“鲁说”，大武为周武王所定一代之乐之所歌也。题下大段文字，无非说明为什么《春秋繁露》说“文王受命作武乐”，此处又说《武》是武王定，到底著作权归谁。答案是文王“作”而武王“定”。武王“定”文王已作之武乐的重要内容是增制了“象舞”。《礼记》中有武乐的详细步骤场面。

此番议论中所引《白虎通》文有深意：

“……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故诗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此之时，天下乐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与后世形容陷于蛮夷的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样是一极有号召力、极令人振奋的场面，陷于蛮夷与陷于暴政之民，都是对王化与仁政极其渴望，所以热烈欢迎能带来仁政、回到王化的军队（乐文王之怒、乐其武）。这是一种唯一在古典中获得肯定和赞美的战争。这毫不含糊地表明，革命是合理的，臣下推翻暴君，是如同驱赶蛮夷等同的当然正义，因此，虽然作为国君和百姓纽带的儒家知识分子总是用尽全力去调和上下矛盾，但这个调和不是无限的。

中国古代上至天子下至黎民所有人成长必读的教科书中就是这样被灌输，尽管这样灌输，终究不能遏止专制，但是，无论你专制国君个人管不管这一套，圣贤之书早已摆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就是这个道理。

耆定尔功，郑笺：年老乃定女此功，言不汲汲于诛纣，须暇五年。

《周颂·闵予小子》

闵（悼伤之言）予小子，遭家不造（家道未成），嬛嬛在疚（忧病；凡人丧曰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庭，直）。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于乎皇王，继序（绪也，功业）思不忘。

【苠按】

郑笺以“家道未成”释“遭家不造”，成王何以家道未成？或可如是理解：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子孙绕膝，父慈子孝，以享天伦，家道乃成，武王崩时，成王尚幼，“嬛嬛然特孤”，故曰未成。

鲁说，此成王除武王之丧朝于庙（依黄山，即吉祭礼）所歌。成王在除丧之际，在祖庙中宣誓要继承文王武王美德和事业，做祖宗的孝子贤孙，即此章大义。

做祖宗的孝子贤孙，大概是中国人独有（至少相对别的民族而言特别重视）的观念，也可谓之儒教的一个核心特质。从成王的宣誓可以看出这个观念的重心，其实不在求祖灵佑护，甚至亦不在于情感的联系，而是宗族赖以兴起、昌盛的天道美德；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则是“夙夜敬止”，即日日夜夜认真谨慎地做好工作。因此，古人对祖先的虔敬怀思，实是对“陟降庭止”的直道和祖先未竟之绪的领会和承当。

季羡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三千五百年前周成王身上即已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做祖宗的孝子贤孙的观念，是对家族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进而，因为成王深刻意识到，周族之兴是乃由先人以直道事天、治民，他对家族的责任感亦即对上天和社稷人民的责任感。

此种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与西人特重个人的价值观，至少观察立论的视角大不相同，未必孰优孰劣。钱穆先生谓中国教育之最大问题在过分模仿西方，信哉！

另按，近日见季羡林有《对我影响最大的10本书》，10本书为《史记》、《世说》、陶诗、李杜诗、后主词、苏轼诗文词、纳兰词、《儒林外史》、《红楼梦》，仅此可论定，虽按学术成就与方向，世人颇谓季羡林不足称“国学大师”，然此老亦为传统文化浸濡而成的中国读书人而不同于同期许多“五四下的蛋”，则可无疑。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