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概念

作者：陈明、郝兆宽、柯小刚、曾亦、唐文明、 吴新文、方旭东、白彤东、齐义虎、干春松、丁耘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十二日癸卯

           耶稣2015年9月24日

【时间】2011年11月5日上午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一楼多功能厅

【主要发言】

陈    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郝兆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柯小刚（同济大学哲学系）

【补充发言】

孙莱祥（复旦大学前副校长）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曾　亦（同济大学哲学系）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 

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方旭东（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孙莱祥】“普世价值”这个主题，其实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颇有些关系。当时卫民权董事长来找我，谈及他对日本的感受，说日本人的道德素养很不错，而我们国内与之差距很大。原因在哪里呢？他认为在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因此，他想出资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也就是现在的“儒学文化研究中心”，来探讨儒家文化中那些对于现代社会有价值的东西。最近，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了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我觉得，这算是本次会议的一个大背景吧。

【郭晓东】下面请陈明教授作主题发言。

【陈明】孙校长讲的这个意思，我很有感触。这些年，我一直在讲公民宗教和公民教育，其实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去年我到广州开会，一位留日的教授给我带来明治维新后的公民教育读本，我看后很有触动，打算自己也要做这样一个读本，把儒家的价值放到公民教育中去。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感，作为儒者，大家都应该来做这样一种工作，以挽救道德在今日社会的缺失。

去年５月，我到人民大学开会，当时许纪霖也去了，就坐在我旁边。大家都知道，许纪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时我与他发生了一些争吵。我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对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理解。后来一个台湾学者对我说，你们儒家如果连许纪霖这样的温和自由主义者都不能包容的话，那可不好！许纪霖确实比较温和，这我承认。（自笑）但是，我与许纪霖的争吵是有理由的，因为这里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面临普世价值之争时，儒家应当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

现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主要在两派之间展开：一派是右翼的自由主义，另一派则是左翼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虽然左派反对右派，但在对普世价值的诉求上，左派与右派是差不多的，都有一个西方文化的背景。我认为，左、右之间的争论，主要是政治之争，即利益之争而已。那么，当儒家面对左、右两派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时，到底依据何种原则来摆放自己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曾亦】非常同意陈明这番话。左、右两派从来都奉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虽然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确有争论，不过，这种争论仅仅是标榜自己乃真民主、真自由，而对方是假民主、假自由而已，绝对不会挑战这种普世价值本身的。

【郝兆宽】说到底，左、右两派都是一丘之貉。（众笑）

【郭晓东】如果儒家也追求这套普世价值的话，那可就成了同流合污。（众笑）陈明兄继续。

【陈明】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儒家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时，应该选择何种话语来表达和论述自己的主张？普遍主义的话语，还是特殊主义的话语？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追问：什么是普遍？对此，我们可以讲普遍认同，可以讲普遍有效，还可以讲普遍存在，这些都是普遍的内涵。那么，我们讲普世价值，到底指哪一种普遍呢？

其次，我们要追问“价值”这个概念。第一点，价值是属人的，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看。譬如，某种东西对狗有价值，但对人却不一定有价值。

【郭晓东】陈明这话，好像是说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对西方有价值，对中国却不一定有价值。

【曾亦】我倒觉得，陈明这话更像是说，中国作为人，几千来从来就不讲这些东西。儒家喜欢讲人与禽兽之别，看来这也是一个方面。（爆笑）

【陈明】你们把我的话发挥得太过了。（自笑）第二点，我认为有正的价值，还有负的价值。武侠小说里的葵花宝典，可以让人练成绝世武功，却又让人断子绝孙，这算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呢？当然，普世价值指的肯定是正价值。

第三点，价值是有历史性的。譬如，我渴的时候觉得水最好，饿的时候觉得面包最好。价值也有这种特点，譬如，古人觉得“三纲”是好的，是普世价值，现代人就不认为好，还往死里批它。看来，价值也要放在一定历史情境之中。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这些东西看作普世价值，但是，这些普世价值之间却是有内在紧张的。譬如，自由与民主之间，关系怎样？我觉得两者对于不同历史需要来说，是有先后顺序的。

【曾亦】我插一句。陈明兄讲价值有正有负，其实，即便是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也是有正有负的。康有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里面就列举了自由价值在中国的种种负面影响，诸如父子、夫妇、师生之道的破坏，都与自由这个普世价值的冲击有关。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陈明刚才讲到诸普世价值之间有内在紧张，这很有道理。譬如，当初民主和自由来到中国时，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他们都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换言之，自由与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紧张的，但在中国却有着内在的张力。当然，他们当时用的是“民权”这个词，与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有些不同。那么，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自由呢？康、孙认为，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并且，对于当时中国现实来说，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无助于中国完成一个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郝兆宽】确实，我们这个时代太不自由，远不如古代。譬如，我想找块地盖个房子，没两天，政府就会找上门来，把你的房子给拆了。甚至，有时搭个晒衣架都不行。古代就不一样，我搭个草棚，开两亩地，政府才不会管你呢？多自由！（众笑）

【方旭东】兆宽的农民情结很严重啊！当初，马克思费了好些气力，就是批判你这种浪漫主义。我们这个时代，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服政府管是不行的！

【曾亦】其实，旭东的农民情结也很严重，不是还在家里挖了口池塘养鱼么？（自笑）不过，我觉得，国外也好不到哪去。有些中国人跑到国外，感到国外很自由，其实那是因为国外懒得管你被窝里那点事，于是，国内这帮莠民跑到那里就觉得自由了。至于房子，外国应该也是不能随便盖的，这大概是现代国家的特点。

【干春松】古代固然自由，不过，被窝里的事管得好像宽一些。汉代不是有个“张敞画眉”的故事么？看来，人家夫妻之间画个眉，皇帝也是要过问的。

【郭晓东】大家扯远了，陈明请继续。

【陈明】此外，我觉得这些普世价值还应该放到经验层面去具体考察。譬如，台湾搞公投闹独立，说这是自由、民主，藏独也是这个理由。自由主义者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当然觉得这些诉求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能跟他们讲这些道理吗？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不能独立！同样，北爱尔兰人闹独立，英国政府会跟他们讲普世价值吗？自然也不会。这个时候，可笑的自由主义者就失声了！（众笑）

【齐义虎】陈老师刚才讲大陆不让台湾独立，其中没有道理好讲。不过，我觉得还是有道理可讲的。蒋庆在其“三重合法性”论述中，针对现代政治中民主合法性一重独大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就投票而言，每年的选民在不断变化，今年公投的这批人，有些明年就去世了，而又有新的选民加入进来。可见，选民是不断流动的，而公投结果也是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怎么能允许一个历史断面的静态公投结果，却要做出一个有历史连续性的动态决定呢？显然，民主制度诉诸的这套投票程序是有内在矛盾的。

因此，我认为，不能只讲民主，还要讲共和。北大李强教授认为，除了空间的共和，还有时间的共和，也就是代际共和。这种兼具时间性的立体共和，比单纯空间性的平面民主更为完备。所谓代际共和，不仅讲今人的权利，而且，还要承认先人的权利和后代的权利，从而构成了一个“古—今—未来”三重人群之权利综合体。按照这种共和理论，单是现在活着的这批人，没有权利否定死去的先辈，也没有权利否定未出生孩子的未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用公投来决定统一还是独立，道理是讲不通的。

【陈明】义虎这套理论还是蛮精巧的。不过，到时候，美国人和台湾人可能就不跟你讲道理了。现在美国人常常明火执杖做坏事，看来，国际关系最后还是要讲实力的。

【白彤东】我插一句。刚才陈明说绝对不能接受台湾搞民主投票，其实，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们不接受公投，并不等于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不能接受。我觉得，陈明要批评的对手，其实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普世价值的认识。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比较肤浅，如果只是以这种肤浅观点为对手，自己也不会很强。

那么，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者是怎样的呢？他们现在很少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论证那套普世价值了，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世界的多元性，因而承认人类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世界的前提下，我们能否还有一个普世价值？

【陈明】彤东说我讲得肤浅，我看不出我肤浅在哪里？（众笑）我当然是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是因为他们这套肤浅的理论对中国造成了危害。至于西方那套深刻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这套理论指导下的美国，对中国同样有着巨大的危害。我想，不管他们的自由主义理论再怎么深刻，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

【郭晓东】彤东兄在美国多年，这话就露出自由主义的本相了。（众笑）我觉得，即便自由主义那套价值真是普世价值，却因此把中国弄得分崩离析，还是不要也罢！

【陈明兄】我接着继续讲。对儒家来说，显然不能认同自由主义者讲的那套普世价值。那么，儒家如何确立自身的普世价值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回到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今年夏天，我和李泽厚先生一起吃饭时，他说中国的普世价值应该是“和谐”。我的老师余敦康先生也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和谐”背后的论述是东方式的，强调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只是追求一种相对的最佳，这倒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能够接受的和谐。但是，自由主义者却拼命反对这种和谐，说这是“被和谐”。儒家讲和谐，实质是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譬如，在一艘船上，船长肯定要住一个单间，而水手只能住大仓间，因此，船上空间的分配，肯定是有差异的，不可能平等，关键在于这种差异要适度，不能太过分。那么，这种平衡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礼那里，即通过礼对不同人的约束，而实现平衡。这就是儒家讲的“和谐”。显然，儒家讲和谐，虽然不以自由为基础，却是以中庸为基础的。

当然，儒家讲普世价值，还可以有很多内容，譬如，忠恕、仁爱、孝悌等，都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价值，确实具有一定的普世性。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普世价值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必须要跳出自由主义的狭隘眼界，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新时代的普世价值。

因此，我反对用普遍主义的话语来谈普世价值。现在很多学者，尤其是日本和台湾的学者，他们喜欢强调儒学那些普遍的方面，这是很成问题的。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人往往对外讲普遍，对内则绝对讲特殊。犹太人更是如此，说自己和上帝立约，把犹太人看成上帝的选民。这种排他性亦见于基督教，更见于当今的美国人。当然，特殊主义也不大好，宗教学里有一个词，叫“个殊主义”，这个说法比较好。因为个殊不是普遍的对立面，犹太教、基督教都是个殊，儒教也是。我觉得，儒家应该站在个殊主义的立场，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又不排斥普遍性，从而走出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纠结。

【曾亦】诚如陈明所言，新儒家确实有这个毛病，就是有太多这类普遍主义的话语，总是强调儒家与西方文化共通的那些方面。这可能与他们一直在海外飘泊的处境有关。譬如，杜维明先生就曾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太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要着眼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贡献。这就是典型的普遍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对目前中国非常有害。我觉得，将来中国强大以后，再来讲这套普遍主义的东西也不迟，就象现在的美国一样。

【郭晓东】下面请郝兆宽教授作主题发言。

【郝兆宽】我谈“普世价值”的概念，比较看重其普遍的内涵，这与陈明老师的立场不大一样。不过，我要讲的意思，肯定不是陈明老师要批判的对象。（自笑）

我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那种东西。因此，这种东西对于东、西方来说，应该是共通的、普遍的。譬如，苏格拉底在街头给人谈什么是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什么是正义，他们这么谈的时候，背后其实有一个普遍的追求，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中国也是如此，譬如，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是凡人都应该有的普遍物。非常奇怪的是，不知道从何时起，“普世价值”竟成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的专有名词。我们仔细想一下，较之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儒家讲的礼义廉耻，不是更有资格称为普世价值吗？难道不是人类更应该普遍遵守和认同的价值观念吗？因此，我觉得自由主义不过是以某种特殊的、地域性的东西僭用了“普世价值”这个名称，从这个方面讲，儒家讲的礼义廉耻才更有普世价值的意义。

【陈明】我插一句。兆宽虽然是用普遍主义的话语讲普世价值，但与我的目标一样，都是要把儒家的价值立为普世价值。

【曾亦】陈明认为自由主义把自己的价值讲得太普遍，因而主张在历史情境中来讲；而兆宽则认为，自由主义那套讲得很普遍的价值，其实是特殊的，不够普遍，只有儒家讲的才真正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两位算是殊途同归吧。

【唐文明】我认为，陈明与兆宽谈了“普世价值”的两个方面：一个指政治意义上的普遍价值，一个指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目前，许多人都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谈“普世价值”，比如讲自由、民主、人权，就是如此。但是，如果站在儒学立场上，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这就是兆宽讲的“人之异于禽兽者”的问题，然后，儒家才进一步考虑这种普遍价值在政治上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当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有关于“人之为人”的论说，这就是他们的人权理论。至于儒家，则是以“人伦”为核心来展开其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说。因此，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才能真正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

【丁耘】现在西方拿它那套价值标准到处抨击别的国家，甚至整出一个“反人类罪”，意思好象是说，凡是不符合它的人权标准，就够不上为人，只是动物而已。

【曾亦】西方人这套玩意，听起来是有些刺耳，不过，儒家也有类似的说法。譬如，公羊家讲“夷夏之辨”，就是把尚未受礼乐教化的民族看作夷狄，是禽兽。中国人有一句国骂，“禽兽不如”，这里面就有普世价值的标准在那里。

【郝兆宽】西方人讲“反人类罪”，一般指对同类的残杀，然而，历史上却表现为文明国家对未开化民族的征服、屠杀。当然，在他们自己的眼光里，这只是人对动物的宰割而已。可见，西方人讲人禽之辨，里面完全是殖民主义逻辑，儒家和他们不一样。

【丁耘】西方人蛮搞笑的。以前把人当禽兽杀得多了，现在又有所谓“动物保护主义”，搞得连真的禽兽都不能杀了。（众笑）

【郭晓东】我们都插了好些话了。还是让兆宽继续他的话题。

【郝兆宽】下面，我想讲讲普世价值的特殊性问题。我觉得，不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幻想有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普世价值。对此，马克思本人有非常经典的表述，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说法曾经迷惑了许多左派，他们天真地幻想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美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中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现实是残酷的，中国的工农子弟和美国的工农子弟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厮杀，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有讽刺意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远了。

不过，右派的幼稚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些年，当美国的双子楼被炸后，某些自由主义者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喊的人，真不知是单纯，还是弱智！他们大概没有想过，对于美国的“我们”来说，自己永远只能是“你们”或“他们”。一句口号，一个认同，或许能给“你们”带来绿卡，带来“房顶”（funding，即基金），但却不能把“你们”变成“我们”。

【曾亦】对于自由派来说，美国就好象他们的梦中情人，充满着无限的期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不过，自由派反过来面对自己的国人，却是另一幅嘴脸，实在是居心叵测。 

另外，我感觉老郝的说法，有些前后矛盾。前面说自由派和左派把普世价值讲得太特殊，现在又骂他们讲得太普遍，我不明白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 

【郝兆宽】我是觉得，西方人拿自由、民主、人权当普世价值，常常是有双重标准的。我同意陈明老师的说法，就是西方人对内讲特殊，对外讲普遍。为什么呢？大家看看美国总统讲普世价值，常常是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这类说法，这背后的意谓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与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的。很可惜，中国的自由派却没办法这么谈“我们”，只能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因为中国的自由派不管多么“自由”，永远只能是“你们必须接受”的那个“你们”。其实，美国宣扬这种超乎民族国家之上的“普世价值”，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摧毁一切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异质文化。可见，在自由、民主、人权这套普遍主义话语背后，其实有着与民族国家利益一致的诉求。但是，对中国的自由派来说，两者却是相矛盾的。因此，自由派讲普世价值多了，就不免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被当成汉奸，有时是冤枉，有时却一点也不冤枉。左派老拿这一点骂自由派，而自由派还真没法回嘴。

至于左派，早先信奉“国际主义”那套理想，讲“工人没有祖国”，要“保卫苏联”，其实也牺牲了不少国家利益。现在左派不大一样了，带有非常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其目标似乎是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不过，我认为，左派这个面相很有欺骗性。为什么呢？因为从左派的表现来看，尤其是文革时的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要更甚于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左派如此破坏自己的民族文化，怎能说是爱国呢？可惜，左派对这一点迄今还没有反省。

【吴新文】但我认为，左派再怎么有错，起码完成了救亡图存和革命建国的大业，使中国在列强林立的世界中争得了一席之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共产党革命建国的成就，恐怕我们在这里谈中国文化的机会都不会有。

【郝兆宽】这倒未必！台湾的同行谈起谈中国文化来，更自由，更轻松，不用担心被骂成封建余孽。

【曾亦】老郝对左派的批评真是一贯的凶猛啊！（众笑）我同意老郝的说法，较之自由主义者，左派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要更严重。因为自由主义还有一个保守主义的面向，多少还能尊重传统文化。但是，左派一定是革命的，越是否定自己的传统，就越具有革命性。这是一种根柢里的倾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譬如，马、恩把革命的主体寄托于工人阶级，而且把工人阶级理解为无产者。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无产者”这个概念，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描述，而是有文化意味的。大家读读《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到无产者要挣脱、粉碎的“锁链”，绝不只是指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指整个旧世界、旧传统。至少可以说，就现在的左派理论而言，还看不到对传统的尊重，更谈不上对传统的吸收。我甚至觉得，当马克思把工人阶级说成一无所有时，这绝不是谦卑，而是一种狂妄。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视工人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一无所有的状态，犹如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一般，这完全是“开天辟地”，难道不狂妄么！如此，对无产者来说，传统还有什么意义呢？

【唐文明】看来曾亦对左派的批评也很生猛！去年我就说过，曾亦在他的《共和与君主》一书里，不仅狠狠打了右派，而且还给了左派一记耳光。我一直说“五四是妖孽”，主要也是就这个方面来讲。

【郝兆宽】确如文明兄所言，无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在中国还真是“本是同根生”，都源于“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都是喊着“打倒孔家店”起家的。刚才曾亦说的是西方的自由派，但是，中国的自由派则不一样，一开始就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譬如，陈独秀既是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又是共产党的创立者，这是很有意思的。

最近十多年来，两派斗得很激烈，这给很多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以这样一个错觉，似乎我们只能在这两派中作选择。殊不知，中国自有其主体性，完全可以超越左、右两派，回到自己的传统思想。

【韩潮】看来儒家现在是要左右开弓啊！

【干春松】据我的了解，丁耘是想要把儒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总的取向还是要从我们党的传统中去挖掘那些儒家的因素。

【方旭东】但是，左派毕竟做了这么多反传统的事情，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曾亦】所以，我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完成一个根本的转折，这是必须的。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解放思想”，要转这个弯可不容易，先可以慢慢来。

【郭晓东】曾亦这种暧昧态度，我和老郝还经常批评他呢！（爆笑） 

【郝兆宽】下面我再谈谈普世价值和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首先，对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来说，理想状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过，这种情况现在非常少见，据说冰岛符合这个概念，每一个冰岛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冰岛族人。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里就涉及到民族认同的问题。关于民族认同，我想，至少与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种族或血缘，此外，还有文化或价值的因素。譬如，美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喜欢讲文化，讲共同的价值，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民族认同。而且，美国人不仅对内这么讲，在国际上也这么讲，我们看看美国那些盟友，大都是有共同价值的国家。

【曾亦】其实，古代中国也是这样实现民族认同的。春秋时，齐桓、晋文为了对抗夷狄，就把诸夏团结起来，这就是一些有着共同价值和文化的国家。到了清代，满人朝廷为了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就讲“满汉大同”，更多强调彼此在价值和文化上的共通性。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蛮怪的，过度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却不大敢讲我们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好像这么一讲，就成了大汉族主义。当然，我们过去把传统文化摧毁得太多了，现在还真拿不出什么共同的文化和价值来。

【郝兆宽】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宗教信仰。我们只要看看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就知道宗教信仰对于民族认同是多么重要了。陈明老师讲“公民宗教”，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语言。有人认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就是统一的语言。看来，民族认同的标准很多，这些不同的标准往往会造成不同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曾经一度被用来摧毁传统的帝国。一战以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不少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也是一个帝国，犹如罗马帝国一样，统治着大量异民族。因此，西方列强老想着要分裂中国，其理论的依据，就是这套民族国家的理论。

不过，现在西方人开始提另一个理论，这就是普世价值。显然，民族国家与普世价值之间，是有张力的。譬如，西方人以前讲种族认同，当他们把印第安人消灭以后，就不大讲了，开始讲普世价值了。这是西方人消除这种张力的方式。至于中国，则讲夷夏之辨。春秋早期，夷夏之间的界限是以种族为标准的，就是说，只有周王分封的那些有着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国家，才是“诸夏”；至于楚、秦、吴、越这些国家，犹如西方殖民者眼中的土著民族，是被当成夷狄的。但是，到了春秋晚期，夷夏之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念一段《公羊传》中的话：“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虽然在种族上是诸夏，但是，现在你干的都是些夷狄的事，就退为夷狄了。可见，这时区分夷夏的标准就不同了，“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春秋》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普世价值。

不过，民族国家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张力，有时却是非常表面的。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民族之间的冲突，常常是他们各自的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不论是中世纪时候的十字军东征，还是今天西方人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都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国家又和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了。问题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奉西方的主流价值为我们的价值时，麻烦就来了，搞得“我们”这个概念都有些错位。因为明明是“他们”的普世价值，却要认作“我们”的；明明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些东西，非要说是“他们”的。可以说，这种自我认同的混乱，正是今天中国自由派的最大苦恼。因此，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反对普世价值，而是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普世价值，这将是今后儒家的主要任务。

【干春松】兆宽刚才讲了普世价值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我对这个论述很感兴趣。确实，对儒家来说，在其追求自己的普遍性时，应当如何处理其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儒家素来持一种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逼迫，我们才放弃了这种立场，进而否定自己文化的价值。这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我们对于西方文化有一种怨恨性的接受，或者对本土文化近乎偏爱的辩护。这两种偏狭的态度，使我们很难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一个合理的立场应该是这样：既相信儒家具有普世的价值，同时，必须把儒家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犹如以前我们接受佛、道思想一样，现在也应该接受西方的文化资源。而且，西方的价值体系不能垄断普世价值资源，儒家也不可能垄断未来的普世价值。所以，我倾向建立一种超越于民族国家、却又融汇中西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限度进行反省，否则，就不可能跳出接受和拒绝的对立性思维。

【曾亦】不过，我觉得兆宽更多还是想强调民族国家与普世价值之间的不矛盾，目的是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出一套普世价值出来。百余年前，当西方文明还在外面时，我们才面临着如何“请进来”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各种西方思潮在中国“鸠占鹊巢”，已经好多年了，简直就是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了，因此，目前当务之急不再是吸取西方文明的问题，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从根柢上树立起来，这样才可能更合理地吸取外来文明，而不是简单地追随盲从。否则，我们永远只是“邯郸学步”而已。

【郭晓东】兆宽讲得很精彩，下面请柯小刚教授作主题发言。

【柯小刚】“普世性”这个概念，是基督教针对“异教神祇”提出来的。在基督教看来，只有他们的神是普世性的，而各种“异教”的神只是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基督教的这种观念，与希腊的“理性”概念结合之后，更加抽空了普世性的内容。譬如，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乃至契约论、宪政、共和国这些“有普世性意义的制度”，都是非常抽象的建构。

出于对这种抽象“普世性”的反动，现代西方又出现了片面强调“本土性”和“地方知识”的思想。这种思想往往有左派或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不过谈不上有多少理性思考，更多是一种怨戾之气的发泄，当然，有时显得非常深刻。这两种西方思想形态，构成了今日西方思想地图的两极。现在为儒家的“普世性”辩护的观点，往往不免成为西方基督教思想或“理性主义”的俘虏；至于那些站在儒家“本土性”立场的观点，又常常成了西方左派或“后现代主义”的俘虏。因此，我们现在讨论儒家的普世价值这个话题，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现代儒家大概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新儒家，不过其倾向显然偏于自由主义。不过，到了五、六十年代，熊十力又尝试从《周礼》出发来论证儒家自古就有社会主义传统。当然，晚年熊十力的这个进路，并没有得到后来新儒家的继承和发扬。另一种就是左派的观点，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中反映的那一套东西，不过，这种尝试早已证明失败了，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郭晓东】我插一句。侯外庐算是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家，小刚把这一派归到现代儒家里面，倒是比较新颖的提法。不过，这派学者的屁股从来不坐在儒家这边，而是坐在马克思主义那边。小刚请继续。

【柯小刚】目前，大陆正在形成两种新的儒家形态：一种是比较草根的“汉服运动”。虽然汉服只是一种服饰，不可能承载儒家的所有内涵，但是，汉服运动也远不只是穿穿衣服而已。对汉服运动来说，汉服只是一个符号，意在强调儒家文化是“汉族”特有的，是最好的，值得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来学习效仿。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服运动虽然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或本土性的色彩，但也不乏普世性的诉求。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这就是他们继承的传统不再局限于新儒家“接着讲”的宋明理学，而是自觉从《春秋》大义出发去寻求理据。不过很可惜，他们还是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最肤浅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侵袭贼害，从而使得其社会形象和政治意义大大受损，只能在网络草根阶层中发挥影响。如果说过去的新儒家是右派，那么，现在的汉服运动简直就是极右派。

我一直感到西方左、右两种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的撕裂，真是令人可悲！我想，何时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撕裂儒家，何时儒家能双遣这两种意识形态，从而独立发展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问题，而不再只是在西方问题的拷问下给出回答，这时才算真正形成中国自己的思想。

【曾亦】确实，较之学院中的儒家学者，汉服运动有着较强的实践色彩，因而显得更为激进。不过，我对汉服运动有一点非常不满，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纠缠于满汉之间的对立，这简直是挑软柿子捏嘛！如果真要讲《春秋》大义，现在要辟的应该是西式服装，至于被误作唐装的满服，现在承载的文化内涵非常有限了，有必要如此仇视吗？

【郭晓东】我同意曾亦的观点。汉服固然最能体现汉文化之华美，但在今天，其实用性是很有限的。我个人还是喜欢穿唐装，算是稍稍近古吧。古代以深衣为常服，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把唐装当常服，至于汉服，则可当作礼服。

【柯小刚】我是汉服与唐装都穿。（自笑）现代儒家还有一种形态，就是“中国国情派”。最近又有“中国模式派”，可以说是其变种吧。我认为，这一派的思想背景是西方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不过，常常能主动吸收儒家的传统思想，以补充左派论证的不足。较之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老左派，国情派更强调中国问题的本土性、特殊性，不过，他们在普世性的论述方面却有退步。这一派更多采取守势，主要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此来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话语的侵袭。不过，这种做法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起到辩护作用，反倒把中国文化的普世意义全盘放弃了，得不偿失。在这一点上，别说中国文化的天下观，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思想，也比他们更有出息，更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不过，就目前局势而言，这种做法主要是有益的。我认为，西方左派或后现代主义的地方性，至少有助于揭露西方普世性的虚假，破除这种虚假普世性对中国人的迷惑，促使中国人回到自身的文化历史传统，切实关注中国现实，讲出真正的普世性。无论如何，中国国情派或模式派已经认识到，绝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且认识到了解传统中国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胜自由主义。

【吴新文】前年，我们“齐仁”小组搞了一个“中国模式”的研究，感觉小刚像是在批评我们。其实，我们本来想坐在社会主义那边，却不料被人一下按在儒家这把凳子上了。（众笑）

【郝兆宽】我补充一点。丁耘、新文他们还成天念叨着搞世界革命，有时说到兴头上，简直像打了鸡血似的。（爆笑）所以，不能说这一派没有普世性的论述。

【郭晓东】所以，我和老郝就经常批评曾亦态度暧昧。（众笑）

【曾亦】还是请小刚继续吧。（自笑）

【柯小刚】我总结一下，现代儒家对待普世价值有这样几种倾向：首先，港台新儒家是主张儒家有普世性的，不过，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概念没有反思，只是简单接受了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新儒家没有到西方思想内部考察这些东西的来历，没有考察过这些东西是不是西方思想的正脉？是不是西方思想的别子为宗？更没想到有必要从中国文化出发来审视这些东西是好还是坏？是真还是假？他们仅限于论证儒家也有这些东西，即便以前没有，但终究可以“开出来”。我认为，这个做法很糟糕。

其次，与新儒家不同，则是极端民族主义对本土性的强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汉服运动。不过，他们这种情绪通常是缺乏反思性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考察西方人那种鄙陋不堪的民族主义的渊源，更没有将之与儒家讲的《春秋》大义区别开来。可以说，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是有害的，是与中国文化相违背的。

第三，中国模式派也有同样的问题，即过分强调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过，刚才新文也讲了，这一派并不完全如此，其实也有普世主义的关怀。

最后，就是新儒家与后现代主义或人类学的结合。这一派同样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性和地方性。不同的是，他们在提倡文化多元的时候，完全以一种小资心态来对待中国文化。在他们眼里，中国文化就像原始丛林里的异国情调一样，值得欣赏、把玩，甚至保护起来。这种态度非常没出息，也非常糊涂。我认为，儒家从来就是活在现实中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刻未曾停歇，根本不需要什么抢救和保护。美国不是给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吗？但是，是否起到抢救和保护印第安人文化的作用呢？显然没有。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在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及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中才能生存。我认为，一种文明要么是普世文明，要么就根本不是什么文明！

【郭晓东】感觉张祥龙先生讲的“儒家文化保护区”，就有这个意思。小刚请继续。

【柯小刚】我认为，上述几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儒家应该主动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前面兆宽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那么，儒家怎样才能救中国呢？我觉得，这首先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我们自己的议题，并让它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这些话题既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又是从儒家自身出发的一套独立自主的论述。否则，就只能像上面几种儒家形态那样，不是依附左就是依附右；不是为普世价值作辩护，就是论证后现代主义的地方知识；要么帮左派打右派，要么帮右派打左派，完全没有自主性。只有做到这点，儒家才能真正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鼎足为三。

因此，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但又不能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我们应该讨论：什么样的普世价值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设计才是有道的或无道的？什么样的文化是中庸的或反中庸的？我们应该如此设定议题，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和媒体讨论。

我们面对这些议题，首先要做“破”的工作。怎么破呢？就是要对那些被当作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东西进行分析，不论右派讲的自由、民主，还是左派讲的平等、解放，都应该拿来分析，挖出它们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和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样，把各路妖魔鬼怪都打回原形。我觉得，目前仅仅靠中国自身的思想还不够，还得借助西方的古典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来破解现代人这些观念。因此，我主张，为了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儒学应该与古典学结盟。

【曾亦】小刚讲的这个“破”法，很有启发性。其实，康有为就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虽然没有古典学的知识，但是，他在分析“民主”这个概念的时候，同样也是追溯到源头，也就是古希腊那里。戊戌以后，康有为到过希腊，写了一篇《希腊游记》，里面就提到：其实民主起源于海盗们的分赃之术，本无甚高贵的出身，只不过后来化腐朽为神奇，分赃术竟然成了今天万国遵奉的公共生活方式了。我觉得，要搞清楚“民主”的实质，并不一定只能追溯到古希腊那里，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其他民族的历史。譬如，小说里常常会描写到这样的场景：不论是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还是啸聚山林的盗贼团伙，上自老大、老二，下至众喽罗，彼此都以兄弟相称，一起喝酒，一起议事，这不正是令现代人魂牵梦绕的民主么！而且，还是最受现代人推崇的“参与民主”。

这种到其他民族那里追溯观念源头的做法，就是人类学的方法。因此，我觉得，不仅古典学，还是人类学，都能胜任这种“破”的工作。人类学研究的是上古社会，但与历史学、考古学不一样，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死的，不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物，而是活生生的民众生活。譬如，现代人在澳洲、美洲、非洲那里可以观察到土著民族的日常生活，在人类学看来，这种低级形态的生活里包含了某种可以视为人类文明源头的东西。我认为，完全可以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把许多今人视为神圣的东西解构掉。

【郭晓东】曾亦喜欢把经学与人类学搞在一起，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刚才看到小刚兄把经学与古典学搞在一起，觉得你们还真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不过，曾亦在探讨君主制的合理性时，也是通过追溯它的源头，来消除近、现代思想泼在上面的脏水，这个做法我倒是非常赞同的。

【齐义虎】我非常赞同柯、曾两位老师的看法，必须破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其实，现代民主制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要等而下之，只是代议制而已，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我认为，政治上的主权在民，相当于经济上的股权在民；政治上的议会，就是经济上的董事会；政府的总理，就是公司的CEO。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完全是经济思维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一种商人逻辑的产物。可以说，现在西方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公司，实在不值得我们学习。

【柯小刚】不过，我把儒学和古典学拉到一起，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觉得这也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必须有世界的胸襟和天下的关怀，如果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东西盲目排斥，一窍不通，怎么可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因此，我认为，古典学既承担了“破”的任务，还承担了“立”的任务，从而真正建立起我们新时代的圣贤之学。

【郭晓东】下面我们进入自由讨论环节。

【曾亦】陈明认为普世价值有一定的历史性，应该放在一定情境中来考察。对此我非常赞同。当初美、苏两强争霸，都拿一套普世价值来攻击对方，其实，两套价值是差不多的，都不过把民主当普世价值而已。因此，两大阵营之间的吵嘴，都标榜自己是“真民主”，而对方是“假民主”。只是不料到了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假民主”竟然战胜了社会主义“真民主”，而且，还成了唯一的民主。没有苏联老大哥这顶保护伞，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日子非常不好过了，有点像任人笑骂的乞丐，腆着脸皮赖活着而已。这让那帮“老马”情何以堪！（众笑）这时我们没底气骂人家是“假民主”，这也罢了，更憋屈的是，当美国骂我们是“假民主”时，我们也不敢回嘴！（爆笑）看来，讲普世价值，还是要论实力的。

其实，现在西方人讲的这套价值，最初只局限于地中海东部这一小块地方而已，如果没有十六、七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也就限于西欧而已，地域性是很明显的。反观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或天下，比起西欧要大多了。当然，从现在来看，中国也不过限于东亚这一片地域而已，但是，我们同样自认儒家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呢？当时中国周边都是些小国，打也打不过中国，骂也骂不过中国。（众笑）这样，中国的价值就成了普世价值。

那么，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没人打得过我们，这是必须的。同时，我想，那时必定也没人骂得过我们。（众笑）因此，儒家要如何树立起自己的普世价值呢？我认为，儒家必须要有一个民族国家的立场，即自觉站在自己的国家利益这边，先让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小国打不过别人，就没必要讲什么普世价值。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

【方旭东】刚才曾亦讲普世价值最初都是地域性的，其实，儒学也是这样，最初只是源于山东鲁国这个地方。问题在于，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又是如何能提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学说来呢？我们现在读《论语》，很难想像孔子是一个满口山东话的人。因此，曾亦刚才讲只有大国才有资格讲普世价值，但从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好像未必如此。

当代儒学研究有这样一个情况，这几十年来，海外汉学由于引入社会科学范式，非常强调地域性的研究。譬如，选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方来研究儒学，这种研究有非常独特的视角，也会取得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儒学是有普世性的，从来没有什么江西儒学、浙江儒学、河北儒学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强调儒学的地域性，是不是有一些偏差？

【曾亦】感觉旭东兄讲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现在奉为普世价值的那些东西，最初不过发端于很小一片地方而已，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那么，我想引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家，今天同样可以从自身引出新的普世价值来。当然，我也能领会旭东的意思，他是想要强调儒学以及古希腊的某些观念，最初就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在里面，至于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地域性学说，由于缺乏这种普世性的关怀，最后就湮灭了。

另外，刚才旭东批评了儒学的地域性研究。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儒学从来就是按地域分派的。譬如，汉时治《诗》有鲁学、韩学与齐学，宋时又有洛学、朔学、蜀学、闽学，清代汉学则有皖派和吴派，可见，儒学固有共同的普世追求，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明显的地域性。

【郭晓东】旭东关心的问题是：本来僻处一隅的儒学，如何具有普世性？其实，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孔子的教导固然只是个人的立言，但是，从时间上讲，这些教导是可以垂之万世的；而从空间上讲，则如《中庸》所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可见孔子之“教”的普世性。

至于后世不同的地域性儒学，则是另一个问题，与“学”有关。因为后世儒者代兴，各执夫子一端而有所发明，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地域范围，儒“学”的特点是可以不一样的。

【吴新文】刚才陈明、曾亦和兆宽都讲到了普世价值的地域性，我觉得，还应该强调普世价值的人群性。为什么呢？黑格尔说过，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最初是与法国第三等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是出于对抗国王和贵族的政治考虑。后来马克思接受了这个说法，认为特定阶级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说成是普遍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这样一个逻辑，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现在中国很多人讲普世价值，讲得特别热血沸腾，但是，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些人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尤其那些大老板和贪官污吏都喜欢普世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郝兆宽】新文，我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普世价值，那你说我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

【吴新文】问题在于：什么叫礼义廉耻？你讲的礼义廉耻到底是指什么？是谁的礼义廉耻？

【郝兆宽】就是《管子》中讲到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吴新文】兆宽讲“礼义廉耻”，是抽象地讲，还是具体地讲？《管子·牧民》中的“礼义廉耻”，究竟首先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还是对人民的要求？另外，《礼记》中“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又该如何理解呢？孔子还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孔子这里肯定不是指责人民的无耻，而是在批评统治者严刑峻法的危害。

【郝兆宽】关于“礼不下庶人”，意思不是说“庶人”可以“无礼”，而是说“庶人”因为贫穷，可以不必严格遵照“礼”去行事，因为照古礼做起来，是很破费的。我觉得，新文对这句话的理解肯定是错的。至于孔子讲普世价值，难道只是为了某些人讲的吗？难道对于另外一些人，就可以没有这个道德的基本底线吗？新文你说说看，我在这里讲礼义廉耻，到底代表了哪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众笑）

【吴新文】当然你代表了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了，难道还代表了生活无着落的底层民众的利益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这句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郝兆宽】这就好玩了！看来，新文在这里说话，也是代表了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利益，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你有房无车，我却有房有车。（众笑）莫非今天这个讨论会，进门前先要申报个人财产，划分好阶级，然后再捉对厮杀？至于管子那段话，按照新文的逻辑，莫非暗示被你“代表”的底层民众可以不讲礼义廉耻么！（众笑）

【郝兆宽】我以前常说，唯物主义是最不讲道德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今天又有丁耘、新文这番奇谈，证明了今天的唯物主义者还是那么寡廉鲜耻。莫非按照你们左派的理论，无产者因为吃不饱肚子，就要信奉唯物主义，因而可以不讲廉耻了么？莫非在你们眼里，这就是无产者的先进性所在？（爆笑）

【曾亦】大家说话有些不够冷静了。前面新文完全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而老郝的意思，则是认为人类总有一个道德底线，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这就是“礼义廉耻”。说得更直截一点，即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但总还是有些共同的东西，老郝就是要寻找这些东西。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就是儒家的“礼义廉耻”，这可以再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前我们过分强调阶级的对立，却忽略了人类某些共同的价值，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左派有时太讲策略，以致于把策略当作了事实和原则，长此以往，是会出问题的。儒家讲人禽之辩，其实是可以看作超越阶级利益的，譬如，《礼记·曲礼》里有一段话，就把乱伦当作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我想，某些人总不能因为自己衣食没着落，就说这不是我的标准，我就是要乱伦吧！那样，可真成禽兽了！（众笑）     

不过，按照“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大夫与庶人是有不同的价值规范的，大夫守礼，而庶人畏刑，礼、刑是针对不同人的。                                                                                                                                                                                                                                                                                                                                                                                                                           

【干春松】我比较赞同兆宽的说法，认为普世价值包含了底线价值的内涵。何怀宏曾经称之为 “底线伦理”。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个全球伦理的议题，就是在世界各个文明中找出能为不同文化接受的道德原则，比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摩西十诫中的“勿偷盗”    之类，都属于此类普世价值。我觉得，人类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应该确立起这种底线普世价值。

不过，除了底线普世价值外，还有理想普世价值。各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这样的东西，比如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还有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理想，都属于此类。不过，此类价值很难有实际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在于底线普遍价值。如果按照人性不断提升的预设，人的底线普遍价值应该是不断提升的，就是说，底线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目前的争论主要在这个丰富性上，一些人要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而另一些人则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拒绝别的文明内容来丰富自己，这就造成了目前的复杂态势。

那么，如果站在儒家的立场，应该如何思考普世价值呢？我觉得，儒家不仅提供了底线的普世价值，比如“已所不欲，忽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同样也提供了大同社会这样的理想模型。问题在于，这个底线价值如何向理想价值转换，儒家倾向于从个人、家庭出发，逐步扩展到国家、天下，这个路径具有很强的历史合理性。

【曾亦】西方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把民主当作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则像是把民主当作底线价值了。按照这种逻辑，人类过去几千年简直就是过着禽兽般的日子。（众笑）

【齐义虎】蒋庆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应张祥龙教授的文章，里面对普世价值做了两个层面的区分：一个是内容层面，另一个是形式层面。从内容上看，普世价值有两类：一类是劣质的，一类则是优质的。前者唯我独尊、同而不和，容易导致文明冲突、宗教战争、帝国侵略等；后者则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有很高的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理一分殊。蒋庆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是劣质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的王道政治，才是优质的普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避免多元主义倾向，不仅要确立儒家价值的普世性，而且还要确立我们价值的优质性。若从形式上看，西方价值的普遍化过程更多强调了形式的同一性，相反，中国的普世价值虽然也主张自身的普遍性，但与西方不同，而是主张一致百虑的差异性。

【郭晓东】第一场讨论非常激烈，就到此结束吧。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