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重构

——夏乃儒在文庙“与孔子对话”学术讲堂上的讲演

作者：夏乃儒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4年3月10日

核心观点
　　儒学，一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当务之急是如何进行现代重构，使现代化建设植根于其上，并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软实力。儒学的重构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在它的核心范畴系统、道德观念系统、道德践履系统和儒学经典系统四大方面进行全面启动。

　　儒学的现代重构这一课题，在上世纪末，正逢世纪之交时，曾在学术界热烈讨论过，当时是对海外学者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回应。到现今，又过了20多年，儒学的内部、外部情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来研究“儒学的现代重构”，时机已趋成熟。
　　首先，笼罩在传统文化上的种种极左的负面认识已逐渐澄清。随着最近几年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凝聚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对儒学思想资源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呈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继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老子》等文物之后，90年代郭店又出土了一批楚简，震惊了海内外汉学家。子思佚籍的发现，使孔孟间传承之缺环得以填补。此后又整理出上博藏楚竹书、清华藏战国竹简和北大藏西汉竹简。研究“早期中国”文化已形成一个热流。
　　当今儒学研究深入表现之一：研究思路有新的拓展。学者们分别提出了：生命儒学、生态儒学、实践儒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制度儒学等，从各个角度展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
　　当今儒学研究深入表现之二：再探儒学核心范畴受到重视。上世纪80-90年代，一批学者以全新的思路来研究儒学范畴。如庞朴析“中庸”，牟钟鉴释“诚”，张立文倡言“和合”，都曾拨动众学人的心弦，影响深远。随后的学者研究其儒学范畴来，也同样扎扎实实。例如余治平阐发“忠”与“恕”，写出48万字的专著。骆承烈传承“孝”，不仅写了《社会和谐的基石——孝》专著，而且还编出十二册的《中华孝文化集成》。此外学术界还有关于“礼”、“慎独”等专著陆续问世，不胜枚举。
　　再次，儒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呈现先达扛鼎、新人辈出的喜人景象。这是儒学可以实现现代重构的组织保证。曾几何时，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多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师相继去世，我们曾经担忧国学重振受阻。所幸的是，在各省市的高校、社科院中的儒学研究机构里，仍有一批学术骨干。他们不为市场经济中刮来的各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狂风所动，安于相对清贫的生活，埋头于学术研究。他们所著的一本本专著，所编成的一册册刊物，所主持的一场场论坛，都似一盏盏薪火相传的明灯。
　　更为可喜的是一批学术新人崭露头角。他们的成长是文化复兴事业的希望所在。最近一群青年才俊，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诘难，出了一部名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的书。此书篇幅不大，但即面世便被广泛关注。
　　复兴儒学的力量不限于学界，民间的“草根儒学”也值得重视。现在，已经出现了民间创办的非盈利的学习传统文化的学堂书院，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已有几十个；国学进家庭、社区、中小学刚起步，已涌现一些“孝文化村”、“礼义文明社区”之类星星之火。
　　最后，儒学的现代重构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趋势。
　　国家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到日程上来。很难设想隔绝、摒弃传统文化而能建成文化强国。而具有悠久、深厚、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当务之急是把占中华传统文化主干地位的儒学系统，尽力梳理与重构，使现代化建设能植根于其上，并真正形成为文化软实力。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文化传统破坏容易重建难，国民正陷入价值观迷失的困境。如何借儒学之振兴，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建设，已经成为文化工作者文化自觉的强劲动力。

　　两千多年来，儒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曾经历过多次重构。学术界曾有过儒学发展“三期说”（牟宗三、杜维明）、“儒学四期”说（李泽厚）和“五阶段论”（成中英）等论说。这里想避开这些分期说而直接谈儒学的现代重构，主要为求简单清晰。
　　儒学思想的长时期运作、发展，形成其层次丰富、各有其独特内涵的结构系统。概括地说来有四大系统：（一）儒学的核心范畴系统；（二）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三）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四）儒学的经典系统。依靠这四大系统的运转，儒学才得以持续发展，它的社会功能得以不断扩张。我们所说的儒学现代重构，就是指分解其各系统的诸元素，视其所具有现代价值进行加以重组，发挥它的除国家意识形态外的各种社会功能。

　　第一、儒学的核心范畴系统。

　　这一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最近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把儒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放在突出的地位，认为“仁、礼、命”三范畴，构成了“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层面的完整体系。与其相似的，郭沂提出了“礼、仁、易”三范畴代表了孔子的核心的“教化”、“内省”、“形上学”三阶段思想。“礼”、“仁”为核心范畴，二者相同，唯形上、超越层面，前者遵循传统说法称“命”，后者根据孔子晚年喜易，把“易”作为最高的境界，故曰“易”。我们讲“现代重构”，就关涉到阐释学。既要忠实于文本，包括古本经典与新发掘出的文本，又要注重其中的现代价值。
　　先说超越层面的儒学核心范畴。如标之以“命”，这即使是针对原始儒学来说，也不甚理想。孔子虽然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是他很少说“命”。这是宗教与哲学相交织的概念。尽管有学者可以精辟地说明：“儒学以其道德理性的‘命’之理念，破除了非理性的鬼神、术数迷信，屏障了对人格的外在超越之超理性的宗教信仰。”可是要现今的百姓来理解它，是相当困难的。
　　于是，有学者试以“诚”范畴代之，认为“诚是本体之学，诚是天道人道之本”。讲得很有道理，可是很多人只是把“诚”与“信”联系起来，只认可“诚是德性之学”。先秦时期，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概念有天、神、命、道、诚、数、气等。其中具有哲学涵义的除“诚”外，当推“道”了。从孔子以来，儒家论道，不绝于耳。把“道”列为儒学在超越层面的核心范畴，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理清楚：一是历来认为把“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始于老子，现又列入儒家，就有了先后高下的问题。其实儒道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两大家，关于“道”的思想，同源而分述不同，是不奇怪的。儒经中的《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与《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为天地母”，“万物之宗”，所概括的内涵各有千秋，异中有同。二是在儒学理论体系中“道”是否为最高范畴。张岱年认为在《易传》中“最高范畴应该是‘易’是‘太极’，其次才是道”。最近郭沂著《道哲学概要》提出太极相当于奇点，是有始有终的，“只有道体才是绝对永恒的”。道转化为现代人所能理解的超越性，是没有什么阻碍的，可用很多现代话语加以阐释的。
　　关于“仁”和“礼”是儒学在心性和社会层面的核心范畴，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大的分歧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这两个范畴的现代价值与现代转换问题。譬如“仁爱”这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否具有新的普遍价值，在救助现代人的生活意义失落上，有何积极意义？在仁爱的境界观、幸福观、责任意识等问题上，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关于“礼”范畴，以往多从消极方面加以批判。现今学人对“礼”文化重新加以审视。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程。更有人对中国礼文明与西方近代法文明进行比较，探讨重构当代中国礼文明体系，肯定了礼在现代社会中调解人间关系、制衡利益关系、树立新风尚方面的作用。
　　还应该把“和”纳入儒学核心范畴系统。“和”是儒学在方法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的最重要范畴。孔子提倡“和而不同”，要善于协调各种不同意见，并形成新的见解。“和”与孔子所称颂的另一概念——“中庸”，意义相近，都关涉到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是儒家处世行事的方法、准则，也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关于“和”范畴，近年来讨论、论述得较多，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我们已概述了儒学核心范畴系统：道——仁——礼——和。

　　第二、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

　　儒学的道德概念非常丰富。表现为对上的有：忠、孝、恭敬；对下的有：宽、厚、慈、惠；表现为左右的有：恕、信、义、敦、睦；还有范围较宽泛的有：智、勇、敏、让、廉、耻等。这些道德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德性基础——仁，所以仁被称之为总德目。儒学创始人有时以仁与某德目并举，以彰显其重要性。如仁智并举，智仁勇并举。《论语·子罕》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后《中庸》又概称三者为“三达德”。有时孔子还并举几个具体德目来解释总德目的。如孔子说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儒家论述的德目如此众多，各德目的内涵以及相互的关联性，都值得后世人细细梳理和阐释。可是概念繁多，总难以一时使百姓弄懂，即使是士人也得花时琢磨。于是各时代都有选择重要德目加以着力阐释的需要。上述智仁勇“三达德”出现已见端倪。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四者被称为“四德”。汉代董仲舒又根据战国“五行”说，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即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这四德说或五常说，一直沿袭到唐宋以至更长时期。不过在明清时期，有人把“孝悌忠信”和《管子》中的“礼义廉耻”四维联结起来，合称“八德”。更有些通俗文史读物，宣扬“忠孝节义”四德，在民间影响颇大。可见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构建，突出什么，宣扬什么，都受到当时思想家的高度重视。
　　应该注意到，儒学还有些道德观念并没有受到以往思想家的重视。譬如“公”与“正”观念。它们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概念，也是社会道德的原则。孔子的公正观，至少包涵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执政公正，所谓“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二是分配公正，所谓“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十一年》）。三是教育公正，即是“有教无类”。三者都蕴含着对执政、从教者道德要求。近代梁启超区分公德与私德，有新意，但是认为传统伦理仅重私德而不重公德，则非公允之见。儒家强调从政者要敬业、忠诚、诚信、廉洁，即是公德的要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更是公德精神的高度体现。
　　重构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不单是从儒学资源中发掘，更要倾听社会的呼声。近日的全国道德模范的表彰活动，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批道德模范有五个类型：关爱他人、助人为乐、体现一个“仁”字；见义勇为、勇于担当，体现一个“勇”字；以诚待人、守信践诺，体现了“诚”与“信”；敬业奉献、勤勉做事，体现了“敬”与“勤”；孝老爱亲、血脉相依，体现了“孝”与“慈”。加起来共八个字：仁、勇、诚、信、敬、勤、孝、慈，构成了新的八德。再加上当今社会上呼声强烈的“公”与“廉”，这十个方面是否可供重构者参考？

　　第三、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

　　我们在论述儒学的道德概念时，很难严格区分哪些属德性范畴，哪些归德行范畴。每一个德性概念，同时兼有德行的含义。譬如要讲清“孝”的基本内涵，必然要涉及养老、敬老的孝行。可是不能由此得出，无须单列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相反，儒学在二千多年中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就得益于它的践履系统。下面分述其要点：
　　（一）知行统一的“力行”原则。孔子重视“知”，并论“仁知”，后人更合“知、仁、勇”为“三达德”。“知”是人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最终落实到“行”，并应“笃行之”（《中庸》），因为“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做到知行统一是最重要的，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也，国宝也。”（《荀子·大略》）近在郭店出土的楚简《缁衣》篇也说：“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言从行之，则行不可逆”。可见儒家所强调的“力行”原则，并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知行统一基础上的力行。
　　（二）慎独与审察。“慎独”是《大学》和《中庸》都推崇的道德践履概念。在“人之所不见”的独处之境，能够自觉地坚持道德原则，这更能显出、考验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儒家认为在隐微之中，更应戒惧，有惊畏之心，“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朱熹《大学章句》）。可是在现实中慎独之正人君子有，但不多见。因为光靠内省，“自欺”之心是禁不住的，必须还要有外界的督察。孔子曾提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考察次序。孔子还谈到即使是众人所云，也得细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慎独与督察，二者不可偏废。现在来看督察还必须形成制度。
　　（三）“择善而从”、“见贤思齐”与“直道而行”。道德实践有其特殊性，不是认识了，即可付诸实施，而往往受到旁人的影响。常因别人如何、众人如何而改变初衷的。孔子认为对于旁人的言行，应该“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遇见贤者，要以其为榜样，“见贤思齐”努力去实践。只有这样不断地“择善而从”、“见贤思齐”，才能达到无论那有道无道都“无所私曲”的“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
　　（四）“推己及人”。儒家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不仅别人会影响自己，自己的实践也会影响别人。推己及人，说的即是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时，并旁及到他人。推己及人有两条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另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
　　（五）“自强不息”提升人生境界。儒家重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可以有高下之分。人的善的品质是一个发育过程。孔孟在不同场合讲境界，提到“圣人”、“成人”、“成仁”，再有后儒所推崇的“三不朽”等境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各有何现代价值，亟需我们进行重新阐释。
　　第四、儒学的经典系统。
　　儒学经典是儒家理论之根基，教化之大本，传承之凭借。研究儒学的现代重构与发展，不得不关注它的经典系统的建设。
　　儒学经典系统既是相对固定的，又是变动的。说它是固定的，因为二千多年来遵循着“五经”的系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育弟子。孔子后六经变五经，那是因经秦火《乐经》失传之故。说它是变动的，那是指它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小不等的变动。一是排列次序的变动。《汉书·艺文志》把《易》列为群经之首。二是古文经出现后的震动。自汉代孔壁古文经出现后，对古文经的真伪、地位、经文意义的长期争论。三是增经的变动。汉魏时，在《易》、《书》、《诗》外，分《礼》为三（《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共为九经。以后又升《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合为十二经。宋时《孟子》又升格为经，合为十三经。四是重“四书”轻“五经”的变动。朱熹竭毕生精力注释语孟学庸四书，认为“语孟工夫少，得益多，六经工夫多，得益少”。从此四书置于前，五经置于后。这次变动对儒学的发展、传播，影响深远。
　　新世纪来临之际，随着战国楚简的不断出土、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开始掀起一股重新研究儒学经典系统的热潮。最近读到郭沂著的《五经七典——当代儒学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很受启发，值得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研究。郭沂提出新编七典为：《广论语》、《子思子》、《公孙尼子》、《性自命出》、《内业》、《孟子》和《荀子》。这确是项关于先秦儒家经典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广论语》、《子思子》的资料考订工作已比较成熟。但是总体上说，这是项耗时的工程。不妨学学朱熹的路子，在整理“经”的同时，花点力量选编类似四书的“书”。
　　这里，我不揣浅陋初步设想选编六书的方案。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我们把握儒学核心价值范畴系统、道德观念系统以及道德践履系统的最基本的教材。它们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对四书的注释，现代人理应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得更精确、更富有时代性。可是胡乱剪裁、随意杜撰的“新释”也并不少见。对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绝对自信：“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说：“以朱子的学养与智慧，他精雕细刻、苦心斟酌四十余年的这部书，是不可以随意轻忽的。”
　　除“四书”外，拙意还可增选二书：一是《易系辞传》。有上下两篇。现较多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或是孔子所述，其弟子所记。《周易》古经原为卜筮之书，而《系辞传》对古经的意义、原理、功用、起源作了全面的解释，充满了作者的哲学智慧。儒家的宇宙观，核心范畴“道”，以及辩证思想都有充分的体现。
　　二是《广学记》。收《学记》与《劝学》。《学记》为《礼记》中的一篇。《劝学》为荀子所作。二者均为我国教育史上的名篇。反映了我国重视教育的悠久历史，也体现了在古代社会转型期思想家呼吁重视学习的重要性。
　　新编《六书》的设想，仅为引起关心与研究儒学发展人士的讨论，以促进儒学思想四大系统现代重构的开展。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