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三星堆文化与早期中原文明的关系
作者：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摘要：三星堆文化保持着与早期中原文明之间的血脉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唯独只有中国古代文明通过“青铜—玉器组合”来表现最高政治、宗教和礼仪权威。三星堆文化和早期中原文明一样，都使用“青铜—玉器组合”作为礼乐制度的最高表达。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太阳鸟，表明早期文献中扶桑—十日的中原式的宇宙观已传播到古蜀，并被三星堆人群所接受。三星堆文化中既有来自中原“夏礼”的元素，也有来自“殷礼”的元素，大量独特的本地青铜礼器，又显现了“蜀礼”的自成一系，是综合了夏礼、殷礼、蜀礼“三礼”的共同融合。殷墟的非王卜辞中对“蜀”记载较多，但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就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中原最早记录巴蜀之“蜀”的卜辞是周原甲骨，显示了先周文化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三星堆；三礼说；青铜—玉器文明；中原文明；宇宙观

一、三星堆属于中国本土之“青铜—玉器文明”

中国早期文明表达最高礼仪、宗教和政治文化的物质化载体，便是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各种组合。从世界范围上来看，这种现象是非常独特和具有可识别度的，只有中国古代文明才具有“青铜—玉器”这种表达最高规格礼乐的组合。也只有从这一背景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三星堆文化属于中国“青铜—玉器文明”的西南地区分支这一属性。

（一）中国早期文明以青铜、玉器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组合

张光直指出，中国早期文明时期的艺术与艺术品是一种“攫取权力的手段”；“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在早期中原文明那里，“九鼎”等为代表的政治礼仪性青铜艺术品，扮演着塑造政治与合法性观念的象征。

《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以青铜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正是王朝天命与合法性的代表，拥有这些器物，即拥有了政治权威与合法性。

类似的表述也见于《墨子·耕柱》：“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表达了青铜礼器作为“神器”，在历史与政治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将“宝珪出河，九鼎沦泗”这两种关于高级玉器、青铜器的宗教政治象征记载并列。巫鸿认为，九鼎之类的中国早期青铜礼器，具有一种“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其性质对接着永恒、宏伟与崇高。

与此相配的，则是各类礼仪性的玉器组合，在政治礼仪和宗教祭祀等最高等级活动中，和青铜礼器一起配合使用，共同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来构成“纪念碑性”的物质表达。而如果只是孤立抽取青铜礼器建构的早期中国礼制是不完整的，玉器与铜器并行，在考古材料中形成清晰的线索。笔者将早期华夏文明中这种独特的组合方式与特质，称之为“青铜—玉器文明”。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凌家滩、良渚、石家河等文化中，中国玉制礼器就已伴随着文明起源前夜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礼制发育，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并承载了重要的宗教礼仪与政治权力色彩。玉琮、玉璧等被赋予了祭祀天地或宇宙论的色彩，良渚巨大的玉钺则与酋邦的权力相关。早期玉器与复杂社会的贵族政治、宗教权力密切相关。良渚的各类复杂的玉器，是当时贵族政治多中心结构下，剧烈竞争性对抗以获取权力的手段。良渚的贵族精英，可能直接参与玉礼器的生产。一些贵族的墓葬中有大量半成品的玉璧、玉琮、玉钺等，意味着生产特殊形式的玉器成为贵族政治中高度专业化的活动。而这些玉器政治文化，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与早期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世的政治、礼仪文化表达中，对于良渚玉器的沿用、仿古、复古在历史中一直得以持续。

早期中国玉礼器虽然没有直接作为青铜器“九鼎”那样的王朝象征，但也一直具有高级权力象征的含义。《尚书大传》中记载，尧舜禅让时，重要的政治礼仪象征便是“尧致舜天下，赠以昭华之玉”。秦以后的政治合法性象征“神器”，则由传国玉玺扮演。《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矫王御玺”，《正义》引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并记录了该玉制神器，从汉一直流传到唐代的具体过程。

所谓李斯用和氏璧造出传国玉玺，虽然是晚出的传闻，但传说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心理结构与集体记忆中，和氏璧这样的神玉化身为传国玉玺，成为青铜器九鼎之外又一种承载了历代政治合法性，同样也具有“纪念碑性”的伟大玉器。《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周朝分封建立鲁国时，特意赐给了“夏后氏之璜”这一宝贵玉器，孔疏解释这是“夏后氏所传宝”，是夏朝以来王朝世传的神器。

《逸周书·世俘》中记载商朝灭亡时，商纣也“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且“焚玉四千”，而武王仍然“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殷周之交的王朝更迭，也是以大量玉器的毁灭与转移来体现的。玉器作为最高政治礼仪的祭祀神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器对应着祭祀天地四方之神，璧、琮、圭、璋等中原玉礼器也多见于三星堆的发掘。

（二）世界范围内只有古代中国属于“青铜—玉器文明”

在其它欧亚古代文明那里，用以表达“纪念碑性”或政治、宗教的最高礼仪艺术的器物往往是各类黄金器、石雕、青铜器，但是却没有青铜与玉器的最高组合。如在古代埃及，体现为各种黄金制品和大型建筑、石雕，而非“青铜—玉器”。在古代西亚文明，这类政治艺术的器物表现为神祇或君主的石雕、金塑，或类似萨尔贡青铜头像、青铜门等。虽有一些青铜礼器，但却没有中国式的玉器组合。

从爱琴文明到青铜、铁器时代的欧洲，用以表征最高宗教、政治礼仪、权威的重器一般也是各类黄金制品，青铜器如巨爵、大锅、长椅之类。也没有中国那样青铜配合玉器的文化组合与表达。在哈拉帕时期的早期印度河文明，有一些和权力有关的雕像和印章。在雅利安征服和再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则出现有各类青铜与宗教雕像。

在古代印度，也没有出现“青铜—玉器”的文明表述。由于古代欧亚文明中的价值观差异，在我国新疆以西的各个文化中并不关注玉器，因此新疆和田玉料为代表的西域玉料大量流入中原地区，成为夏商国家的重要玉料来源。在整个欧亚大陆中，唯独在最东端的中国古代文明，呈现为“青铜—玉器文明”的礼仪组合表征形态。

而在东面的环太平洋圈范围内，玉器的礼仪地位颇高，但却普遍缺乏青铜礼器，又唯独只有圈内最西端的中国属于“青铜—玉器文明”。张光直从考古人类学角度提出，早期中国文明与广袤的环太平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古老底层，在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存在着某种连续。在环太平洋圈内，玉礼器的广泛制作与使用，似乎也能证明这一推测的存在。

从宏观来看，太平洋文化的玉器文化圈主要有三个，分别为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中美洲文明、南太平洋新西兰等地的毛利人文化等。如玛雅古典时期以来有如鸟神玉、四神玉环等宗教礼仪玉器。从奥尔梅克(Olmec)到阿兹特克以来，中美洲地区有发达的玉器与绿松石镶嵌艺术，与早期中国十分相似。而古代中美洲的玉面具、玉牌饰等礼器的钻孔和加工技术，也和早期中国玉器十分接近。

从夏鼐开始，国内学者就开始注意到南太平洋新西兰毛利人的玉器文化传统，其玉器和古代中国玉器之间有很大相似性，包括了玉斧、“梅里”（mere）礼器、玉佩饰等。还有玉锛、神鸟玉坠、玉扁棍等，其中玉锛与贵族家族的礼仪象征关系最为密切。此外，在我国台湾省东部卑南史前遗址中，也出土有各类玉环、玉管、玉珠、玉锛等器物。古代南太平洋的玉器文化，与我国台湾省等地的史前玉器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互动与传播的联系，显现出太平洋文化圈中玉器文化的内在联系。

综合世界范围来看，古代欧亚大陆各文明重视黄金、青铜和大型雕像作为“纪念碑性”的最高物质表征，而广袤的环太平洋圈周边各古代文明、文化则将玉器作为高级礼仪的文化象征。唯独只有中国古代文明，同时将青铜器、玉器两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作为最高政治、礼仪表达的艺术象征组合，开创出独特的“青铜—玉器文明”。古代中国本属于太平洋玉器文化圈的部分，玉器源流比青铜更为古老。

随着仰韶时期原始铜合金的出现，以及龙山时代的早期青铜器出现，初步呈现出中国早期文明“青铜—玉器”组合的基本性格面貌。在石峁遗址中，小件青铜器锥、刀、环等，开始与牙璋、琮、钺、环等玉器形成早期的“青铜—玉器”结合。在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鬶腹底残片，以及新砦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容器残片。到二里头时期，青铜礼器的生产与分配，已经完全成为国家统治者的专利。对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的控制能力，成为二里头统治贵族政治权力的实质所在。都显现出龙山文化晚期以来到二里头时期，华夏早期青铜礼器制度出现，并与古老玉礼器制度相互结合，两组源流开始共同形成中国独特的“青铜—玉器”礼乐文明特征。

在中国周边，虽然也有如古代日本的铜镜、剑、勾玉“三神器”作为“青铜—玉器”来表现王权象征的文化，但这显然属于受到中国文明巨大体量影响后的“次生性”文化产物。从根本性质上来说，“青铜—玉器文明”的属性是衡量是否属于古代中国文明分支的重要标尺。三星堆文化的政治、宗教最高神器组合，便是典型的青铜器和包括了玉璧、玉璋、玉琮、玉凿、玉戈等玉器的“青铜—玉器文明”组合。

三星堆中的一些青铜器如青铜尊之类，属于中原类型。而各类神树、神像、铜兽、铜眼、青铜人像群等虽在形制上与中原不同，体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三星堆七号坑中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图1），以外部青铜的龙头、网格、青铜条带包裹内部的椭圆形青绿玉，是非常典型的“青铜—玉器”组合一体的礼器。就基本属性而言，三星堆正是属于标准的古代中国“青铜—玉器文明”中的一种地方性类型。

  图1  三星堆七号坑出土龟背形网格状器

  
二、三星堆与中原“夏礼”的元素

笔者最早提出，三星堆文化存在夏礼、殷礼、蜀礼混用的“三礼”说。这种古礼的混用组合，显现出古蜀与中原文明之间在精神文化脉络之间的血脉联系。在此之后，又有学者梳理了三星堆兼用夏礼、商礼、蜀礼的关系。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在很早的时期便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联系。至少从汉晋以来的很多文献中就记载，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就来自四川的西羌之地。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即岷江上游地区的茂、汶之地。《三国志·蜀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川西地区多氐羌戎狄，因此禹又称“戎禹”，如《潜夫论·五帝德》“白帝文命戎禹”。《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大禹出西羌”，注引《帝王世纪》：“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

2004年三峡地区云阳县出土东汉《景云碑》铭文中，也记载“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将大禹追溯到川西汶山之石纽。至东晋时期的川西地区氐羌，仍将当地大禹故地作为神圣空间，加以崇拜。对于此种汉晋时期的大禹故乡记载，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攀附华夏中心编造的祖先故事，如王明珂就说禹生石纽之类的记载和拜禹神，只是表现了“他们不愿被视为边远蛮夷”而已，并不是真实历史。

但传说背后也可能存在真实历史的影子，如古希腊之荷马史诗，过去长期被视为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但随着谢里曼、伊文思等人对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遗址的发掘，证明了荷马史诗中也保存了更早期爱琴文明模糊的历史影子。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大禹符号所代表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元素，与川西、古蜀地区存在联系的证据颇有增加，显示其背后也是存在模糊历史影子的。如常见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和川西、川西北地区存在着联系。

20世纪初以来，川西地区就发现了黄河流域特征的彩陶，汶川姜维城、茂县波西、茂县营盘山、马尔康哈休、金川刘家寨等地都发现有彩陶。通过将黄河上游马家窑彩陶和川西北马尔康哈休、茂县波西、营盘山等遗址出土彩陶的化学元素分析显示，川西北地区彩陶元素和黄河上游地区非常相似，是持续不断地从北方输送而来。

也有学者认为川西彩陶的风格与黄河流域相似，但也和马家窑等彩陶存在差异，其中一些当为本地生产。无论是传播说，还是有部分本地生产说，都不否认彩陶文化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与川西、川西北之间存在较多交流的这一背景。这种以彩陶为媒介的物质文化交流，显示了大禹所代表黄河流域文化元素和古代川西地区之间，存在联系这一传说背后具有的历史影子。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礼器，与代表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礼器之间存在着联系。1931年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就有11件，三星堆两祭祀坑中又出土有大量牙璋，与祭祀山川之礼有关。林向将这种牙璋称为“中华牙璋”，并指出“牙璋作为重要的礼玉，夏之方国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刻有“祭祀图”的玉牙璋，根据学者考证，此一礼器是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制作的，后来通过陇西、陇南、川西北传入古蜀地区，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一支系人群的迁徙，三星堆文化中保存着二里头所属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礼制。

三星堆出土二里头式中原礼制牙璋，“是一种形式上的象征，精神上的归属”。三星堆所在的古蜀，是接受“夏礼”覆盖过的方国，大禹生西羌的传说为此种历史线索的影子。朱乃诚指出：“如果没有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批高等级文化遗存的传入或影响，在成都平原地区就不可能产生三星堆文明。”正因为“夏礼”所承载的各文明元素对古蜀的深刻影响，因此，三星堆文化对于“夏礼”有一种积极的保存态度。

三星堆祭祀坑时代虽晚于二里头文化，但这种影响反映的是“礼失求诸野”的延续，中原地区夏商迭代后，作为更遥远区域的古蜀，仍在使用一些来自中原的古老“夏礼”。类似明朝灭亡以后数百年，“尊周思明”的朝鲜李朝仍然坚守明朝衣冠礼制，甚至使用“崇祯二百年”的年号。而在日本的宫廷，甚至一直保存着中国古老的帝王衮冕（明治时期才废除）、唐代雅乐等。


牙璋之外，三星堆还使用二里头式礼器陶盉、鬶、觚、高柄豆、鬲形器等。三星堆的陶盉（图2）、高柄豆数量均比较靠前，而二里头文化中陶盉、陶觚都是重要的礼器，尤其是陶盉这样造型复杂的器物，如果不是通过传播、模仿和礼制功能上的特定意义，是不可能被大量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这也是三星堆使用“夏礼”的一种反映。

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如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形体瘦高，三足瘦削，甚至二者的鹰嘴状纽盉盖也都一致。三星堆的高柄豆AaT4①：39，和二里头出土的陶豆也高度相似，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遗址，却出土如此雷同的礼器，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三星堆文化受到了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主要有封口陶盉、青铜牌饰、以及玉器中的牙璋等”。

在新发现的三星堆青关山H105中，也出土了一件二里头式陶盉（H105：25），以及七件陶盉足。此外，还有二里头式的高柄豆等器物。刘莉和陈星灿指出：“三星堆与中原的交往可以追溯至二里头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玉石戈、璋和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的同类器非常相似。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图2  三星堆出土的二里头式陶盉  

古蜀礼乐制度中的“乐”，也受到中原乐制的影响。在金沙遗址中就曾经出土过两件石磬，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其形制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特磬颇为相似，也和二里头与殷墟西区M93出土的商代石磬特征相似。后来在三星堆八号坑中，又出土一件石磬，形制与中原夏、商时期的石磬非常相似，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有关。

这些三星堆礼乐器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相似，显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各类日用、实用器物比较容易接受外来元素，但礼制和精神文化领域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对外来礼制元素会有接受上的限制。三星堆礼制中大量使用比较早期的“夏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禹生西羌”传说背后存在真实历史的影子。


三、三星堆文化的“蜀礼”与“殷礼”

（一）三星堆文化的宇宙观和殷礼文化

在蜀礼、夏礼之间，三星堆的古蜀人也和中原人分享了一些共同类似的宇宙观，比较典型的便是青铜神树、神鸟所显现的扶桑、十日信仰。三星堆二号坑出有6棵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青铜神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Ⅰ号神树，据《三星堆祭祀坑》介绍，其残高359厘米，树枝上有9只立鸟，非常符合《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对扶桑、若木、十日等关于上古宇宙的记载。

在中原上古时期的宇宙观中，《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根据这些记载，上古时期中原巫觋的宇宙观，认为东方有扶桑神树，上面住着十个太阳鸟，轮番在天上“值班”，即《楚辞·招魂》所言的“十日代出”。又据《淮南子·天文》记载：“日入于虞渊之汜,”太阳鸟会在傍晚降落“虞渊之汜”。

在甲骨文中的“西”是一个鸟巢形状，太阳负载太阳的鸟会降落西面的若木，并前往地下的黄泉水中，游过地下世界，回归到扶桑之上，依次轮回。地下世界中，居住着龙、龟和鱼类。在这个宇宙世界中，十个太阳依次轮番升空并降落到黄泉，由黄泉中生活的龟背负着这些太阳鸟，穿过黑暗的地下世界。十个太阳鸟循环一圈，就是一旬，三旬就是一个月，“三”这个数字正好又对应太阳鸟是三足乌，又对应着黄泉中的三足龟“能”。从三星堆Ⅰ号神树的结构来看，扶桑树上有九只神鸟，预设的意思便是目前正有一只太阳鸟在天上“值班”。

此外，三星堆三号坑中出土的玉琮上（K3qw：236），也绘画表现有两种神树的形象。玉琮作为内圆外方，象征了上古“天圆地方”宇宙结构，也显现了这些神树与宇宙象征之间存在着关系。其相对两面不同的神树，可能就是文献中的东面的扶桑和西面的若木。除了扶桑、若木之外，段渝师认为，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山海经》《淮南子》中“众帝所自上下”的神树“建木”有关。

而从更晚期金沙出土太阳神鸟金箔来看，古蜀人确实是将太阳和鸟视为一体的，其太阳十二道芒饰，外周的四只鸟与十二月相配，正体现了《淮南子·天文》：“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的观念。在荥经县同心村M21出土铜罍上（图3），也刻画有太阳鸟的形象。古蜀人这种宇宙观和中原非常相似，符合《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以及《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踆乌”等中原文献中对太阳鸟的记载。

  图3  荥经县同心村M21出土铜罍上刻画的太阳鸟

  
克里斯多夫·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曾指出，如果没有文献记载，通过考古要去了解宗教和精神信仰就是最难理解的部分。由于三星堆时期并无文字，如果没有中原地区的文献材料与出土神树如此高度的契合，仅凭这些考古文物，是很难理解到三星堆时期人们的宇宙观和精神世界的。我们能够借助《山海经》等文献，完全将其与三星堆神树进行对应，恰恰说明了当时古蜀人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精神文化部分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显然是比较有深度的部分。

除了扶桑—十日信仰之外，古蜀和中原文明一样，重视龟甲的宗教含义，并将其用于占卜。李学勤指出，龟卜的范围比骨卜狭小得多，从河南舞阳贾湖出土卜龟，到安徽含山凌家滩占卜玉龟，一直到殷墟龟卜，正是典型中国、中原的文化源流。古蜀在继承和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十二桥文化中，多发现有占卜用的龟甲。在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抚琴小区等遗址中都有卜甲的发现，主要以龟腹甲为主。在金沙遗址中，祭祀区就出土了龟壳卜甲堆积，发现大小卜甲19片。金沙作为当时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出土大量龟卜材料，显示了古蜀文化在“庙堂”这一层面，与中原精神文化的内在契合。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蜀的涪陵“山有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义，世号灵义”。任乃强指出：“秦汉以后，卜主用蓍，不用龟。蜀人犹有能龟卜者，则用此郡之大龟。”蜀人尚龟，至秦人入据蜀地后筑成都城，仍多有遵循蜀巫、蜀龟而造城或以龟预测吉凶的传说。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载，咸熙二年二月，“朐县获灵龟以献，归之于相国府”。可知到三国时期，巴蜀仍产可用于卜的“灵龟”。这也表明，巴蜀文化地区使用龟卜有漫长的历史源流传统。

在早期中原的精神观念中，龟甲象征着宇宙的结构，占卜对应着水中之龟与火这两种宇宙元素的结合。古蜀人将龟甲和龟卜引入到宗庙祭祀区，也显现出这精神领域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密切关联。宇宙观、世界观属于一个人群文化中最保守和最具有文化共同体属性的元素，三星堆人群在精神和宇宙观层面，与中原人群分享着同一套观念，显现出其古代华夏式精神内核的基本性格。


此外，三星堆也大量使用商代的青铜大口尊酒器。其中各类商式青铜尊、罍器的出土，包括三号坑中新见出土的头顶铜尊祭祀人像，也显示了对中原商代“重酒组合”礼仪的接受。在三号坑中还出土有一件青铜方尊，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礼器也是一样的，可以被称之为“孪生兄弟”，这些又表明三星堆人非常有意识地模仿和接受“殷礼”的礼器，尤其是这种酒器。

跪坐祭坛中央的小铜人像，身后背负着一件青铜罍，以罍将祭祀中的贵重祭品置于祭坛的中心。“这些现象都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对于青铜尊、青铜罍这类中原青铜文明中最具礼仪性质的‘国之重器’的高度尊崇之情”。殷人重视酒祭，殷式尊、罍礼器组合呈现为著名的“重酒组合”风格，这种凸显殷商式“重酒”文化的礼器，正是拿捏到了“殷礼”的精髓。


（二）三星堆也使用本土的“蜀礼”

当然，三星堆礼器也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元素，其黄金权杖、黄金面具、青铜神像、兽像、人物群像组合等风格，皆不同于中原祭祀的唯独重视青铜礼器，且使用神主、立尸之礼。三星堆青铜文化在价值观、礼仪形态、礼器等具体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性、本土的独特风格，这些地方性的礼仪系统，可以称之为“蜀礼”。

考古学者指出，早期文明中的价值观差异颇大，相比于重视黄金的西班牙人，阿兹特克人更重视羽毛。与此类似，早期中原文化中也不太重视黄金礼器，张光直就认为：“商人少金这一现象，只能从商人自己的价值观与他族不同这方面来解释。”中原中商时期的郑州书院街二号墓中，虽然也出土有一件可能是金面具的黄金“覆面”，但对于其礼仪功能和性质，目前还存在争议。因此，中原地区仍然与古蜀文化多见高规格黄金面具的礼仪制度之间存在差异。


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在于它呈现了多样性，它是唯一用青铜铸造类型迥异的器物的地方，体现了地方的信仰系统。没有别的地方文化曾发现以这种方法用青铜来表达自己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政治、宗教精英，也非常热衷于将来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尊、罍等，与表达自身“蜀礼”精神元素的部分进行混合，其典型例子便是将商代祭祀的青铜尊，与古蜀神人、神鸟等形象进行拼接。

其中祭祀区八号坑中出土立人神兽，与三号坑出土顶尊跪坐人像拼合的“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图4），以及铜方座四人跪抬单兽双人，顶托四联青铜觚，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则将古蜀精神世界中的神鸟与青铜尊礼器结合在一起。学者认为这些器物元素的组合，体现了古蜀人精神信仰方面，借助通神器具由地面升天的地方性宗教观念。这些复杂的青铜立体群像组合，在表达蜀人自身宗教、精神世界与礼器艺术的同时，将中原礼器融入其中，显现出“蜀礼”的特质。

此外，三星堆与金沙大量将象牙用于宗教祭祀礼仪的现象，也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原文化系统中，“元龟象齿”象征着财富，而象牙有时也被用于宗教活动。如《周礼·秋官·壶涿氏》:“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沈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意思是说将两段象牙一纵一横贯穿橭木，组成一种十字形的器物，沉入水中就可以杀死邪恶的水神，甚至能使水神所居的深渊变为高地。中原宗教礼仪中对象牙的使用记载很少，而三星堆和更晚期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祭祀礼仪活动中的象牙使用情况则非常频繁，数量巨大，这或许和当时成都平原水患频发有关。

有学者认为，中原《周礼》文献中对象牙使用方法的记录，正是通过居住在宝鸡高地的贵族与南北使节那里，从蜀地获得的知识。这也是三星堆地方性独特之处，既使用“蜀礼”，也兼用一些古旧的“夏礼”。在夏商方国联盟时期，中原王朝或从礼乐上对周边方国有一些辐射或影响，但当时常见情况是“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禹入裸国则解衣服，尊重各方国独特的地方性礼俗。

  图4  三星堆铜兽驮跪坐人顶青铜尊铜像数字复原

  
四、殷墟、周原甲骨中的“蜀”及其相关问题

三星堆古蜀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精神文化知识的交流，并且使用一些夏礼。但殷墟甲骨卜辞中所谓对“蜀”的记载，则未必能视为当时四川的古蜀文明。殷墟甲骨中那个被释读为“蜀”的字，孙诒让、王襄、叶玉森、商承祚、姚孝遂、肖丁等人主张这是“蜀”字；陈梦家、饶宗颐、裘锡圭、陈汉平等则释读为“旬”，在山西临猗县西南的“郇城”，李学勤也认为这个字是“旬”而不是“蜀”，在山西新绛。殷墟卜辞中常出现“蜀”受年、不受年，“蜀”射三百之类，该地当距离商王畿并不太远。《合集》20584记载癸巳在“蜀”，癸卯就到了商，癸卯是癸巳十天以后，也就表明从这个“蜀”到商朝王畿只需要十天，显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

在非王卜辞的子卜辞中，就有涉及该地的内容，如《合集》21727、21729等连续卜问“至蜀亡祸”，《合集》21730“至蜀，我有史”。子组卜辞的占卜主体是商朝的大贵族“子”，按理说如果与蜀王交通，应当是商王责任范围内。但此处是“子”向“蜀”派出人员，其中有“子”的家臣“史”，对蜀外交显然也不是“子”的家臣所适合担当的。在与子组卜辞关系密切的YH251、YH330两坑卜辞中，也有“臣子来蜀”（图5）的内容。

这也显示了，非王卜辞主人派遣家臣，前往蜀地的情形。此外，从《合集》21723到21733等卜辞中（图6），至“蜀”时间为癸酉、癸巳、癸卯、癸丑等，即大约十天左右就卜问一次关于“至蜀”的问题，说明子组卜辞的主人对该地的重视程度，经常且有规律地派遣家臣前往“蜀”地。因此，该地应该是距离“子”领地并不远的一处区域。而该地区与子组卜辞家族的经济、社会联系，则较为紧密。

  图5  非王卜辞记载的“臣子来蜀”，《合集》22374

  图6  非王卜辞记载的“至蜀”，《合集》21724

  
当时中原很多地方都名为“蜀”，如《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灭商后“新荒命伐蜀”，朱右曾在校释中认为这是在山东泰安。从《世俘》的历日来看，从殷墟到这个蜀只需要五六天或最多十天时间，显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国。《左传·成公二年》“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这是山东鲁国的蜀邑。《后汉书·郡国二》说长社“有蜀城，有蜀津”，即河南长葛也有蜀。杨宽就认为蜀在河南禹县东北，即战国魏地的濁泽，杜勇也认为蜀在河南长葛。

《班簋》中也记载有蜀，唐兰据《汉书·地理志》齐郡广县说，以这一蜀地在山东益都、寿光一带，日本学者白川静则认为这个蜀是“河南西部的古族”。李峰也认为：“甲骨文中并没有安阳和以三星堆为中心的政权之间进行交流的直接证据。”无论怎样，当时中原确实有各类不同的“蜀”地，殷墟卜辞中的那个字就算不是“郇”，而是“蜀”，应该也不会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之“蜀”。

笔者认为，当时中原人确实也将四川盆地称为蜀，不过能够最早确定为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证据，应该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该字形中有“蜀”字之“虫”，而殷墟甲骨那个被误读为“蜀”的旬字，并没有“虫”符。此外，周原距离蜀地尤其是蜀的汉中地区相近，不像商王畿那样遥远。周原甲骨H11：68有“伐蜀”的记载，H11：97有“蜀克”二字，李零认为这是商末周初时期周人记录的周、蜀关系。

王晖也指出，周原甲骨中的蜀，便是《牧誓》中周武王联合庸、蜀等八国之蜀，周文王时期周人先伐蜀，并“克蜀”，四川的蜀国臣服周人后，在周武王时期参与了灭商之战。这个蜀，包括了四川及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蜀人参与灭商的牧野之战，获得巨大胜利，《尚书》中有《分殷之器物》一篇佚文，当为灭商后周人将殷商宝物分赐给参战各盟国的记载。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觯（图7）、覃父癸觯（图8），乃是标准的殷人贵族器物，这是蜀人参战获得的胜利品。

  

图7  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觯  

  图8  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觯  

此外，1985年广汉古雒城西门外的窖藏或灰坑出土一件殷商兽面纹青铜尊，圈足内侧有铭文“潜”字。经李学勤鉴定，铜尊时代为殷墟晚期偏早。在金沙遗址的“青羊兴城建”地点，也出土了一件青铜簋，形制与纹饰属于商末周初。这两件典型的中原尊、簋青铜礼器，应当也是蜀人参与伐商所获。出土西周《班簋》铭文记载之蜀、繁，周振鹤师认为就在彭州市的西北。《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二年，蜀人“来献琼玉”。《逸周书·王会》中则记载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此种“文翰”，即三星堆三、四期出土的神鸟，是蜀人的神物。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青铜神坛立姿人像，双手所持的青铜神鸟，应当就是古蜀人的“文翰”之属。蜀人将本邦的神物献给周，也显现出对中原周朝的敬意。1972年重新发现的《班簋》铭文，记载毛公“秉繁、蜀、巢”，即西周王朝重臣毛公，负责与繁、蜀、巢有关之事务。其中之“繁”，李学勤认为即汉代的蜀郡繁县，是古蜀国的一部分。这些线索均表明，西周时蜀地各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

可以说，古蜀人与中原的关系，一直未曾中断。从大禹出西羌的传说，结合诸多考古资料，显示出传说背后有真实的历史影子。三星堆文化以蜀礼为体，夏礼为用，也是以“礼失求诸野”的身份遥尊中原文化。而三星堆神树反映的扶桑、十日宇宙观，则显示了当时古蜀人在精神层面上与中原地区的息息相通。殷墟甲骨中的“旬”虽不是“蜀”字，但周原甲骨对“蜀”的记载却是确凿无疑的，古蜀国也参加过中原的牧野之战，并获得了战利品，周王亦尊重古蜀国独特的地方性礼俗。

“夏礼”之外，三星堆也用“殷礼”。此外，青铜神树所显现的扶桑—十日式宇宙观，同样是“殷礼”式文化认知范围内的产物。三星堆也和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一样，高度重视玉礼器，大量的玉璧、玉琮、玉璋等礼器，体现了中原“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精神文化内核。在中原甲骨中，也有以玉璧为礼乐的记载，如《花东》37（H3：123+373）就有“白璧启丁”的记载，即以白玉璧敬献给商王为礼，又《花东》196“子其呼多尹入璧”，即让各族长以玉璧纳于商王行礼。

《花东》490记载“以璧、玉于丁”，也是以璧和玉，作为敬献之礼。何组卜辞亦云“璧用……祖□”。可见古蜀使用玉璧祭祀，与当时“殷礼”是一致的。虽然环太平洋文化圈中很多国家都有重视玉的现象，但玉璧、玉琮等礼器形制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些都表明三星堆在宇宙观、精神世界、宗教祭祀、价值趣味这些最关键核心要素方面是中国独有的。


结论

中国早期文明在最高礼仪表达中的物质载体，便是体现为“青铜—玉器”的这一独特组合方面。这一点区别于古代欧亚各文明有青铜礼器但无玉礼器，而美洲和环太平洋圈诸人群则有玉礼器而无青铜礼器的现象。三星堆文化是典型的青铜—玉器组合来表达礼乐的社会，这些特质显示出中国本土文明的特征，属于中国本土“青铜—玉器文明”内部的一种地方性类型。苏秉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著名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各区域独立起源的地方性文明，都为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正是中华文明在西南大地上的重要分支，它在高度发展了自身独特的地方性青铜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血脉交流。三星堆最核心的精神文化要素无论是青铜神器、还是玉礼器本位、宇宙观之类都是中国文明的，其中既有“夏礼”的元素，也有“殷礼”的元素，而大量独特的本地青铜艺术造型，又显现了“蜀礼”的自成一系，它是综合了夏礼、殷礼、蜀礼共同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古代西南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