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为“罢市”之类的剧烈抗争，是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实则是，中国早在先秦，《管子》中已有“罢市”的记录，不过这里的“罢市”乃是指停止经营，并未包含商民以此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义。但商民出于抗争之目的而发起的罢市，至迟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年间，朝廷由于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以致连军费都快掏不出来了。怎么办？当时的宰相卢杞与度支使（财政部长）赵赞等人一合计，觉得“货泉所聚，在于富商”，那些富商太有钱了，现在国家有难，不找他们找谁？于是乎，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长安尉等官，带人去找长安的商人，名义上叫做“借钱”，实际上就是抢劫。史书便是将这次“借钱”比拟为“抢劫”：“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大唐官员公然“搜人财货”，哪个敢说半个“不”，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官府总共才“借”到八十八万贯，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可见唐时长安的商人实在不怎么富有——官府又要求凡典当交易、粟麦粜卖，必须缴纳税率为25%的附加税。却不知卖牙签的小贩如果出示不了“森林砍伐证”之类，会不会被罚款。
    
     
    面对官府的这般盘剥，自缢自然是没有什么用的，长安的商家终于作出了集体性的抗争——全城罢市，还“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将宰相卢杞卢大人请到路上控诉，卢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疾驱而归”。事情最后惊动了皇帝，德宗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下诏制止官府的“借钱”、加税。
    
     
    北宋初年，京师汴梁也发生过一次罢市，罢市的原因还是官府的勒索。宋时，官府要向商铺采购“官物”，有些商人因为贪图官钱，便在跟官府交易的时候报高价钱，当然，这个虚报的价钱也不可能高到诸如“一盏吊灯1200万”的天价，但毕竟违反了当时的法规。有个叫做史珪的马步军都军头（类似于刑警队长），品性“粗暴无识，妄恣威福”，暗中叫人到市场上调查，记下那些跟官府有过交易的商铺，然后上门抓人，说他们“欺罔官钱”，要么接受罚款，要么送上衙门。汴梁商人忍无可忍，发起罢市，“廛市之间，列肆尽闭”。宋太祖得悉此事，下了一道诏书，表明朝廷对之前曾有虚报价钱行为的商家，将既往不咎，“特与免罪，不许论讼，如是有人更敢言告，以其罪罪之”。总算堵住了史珪之流的生财之道。
    
     
    北宋末年的徽宗朝，这是宋代比较昏暗的时期，长安也罢市了。其时得宠的宦官童贯宣抚陕西，有“便宜行事”之权，他看到长安物价腾贵、钱币贬值，便有心要平抑物价，“欲力平之”——以我们的经验，大概可以判断童贯这么做是为了捞取政绩。下面掌管财政、赋税、贸易的官员（计司）“承望风旨”，觉得这是讨好童大人的大好机会，于是主动出来降服物价。但他们又没有学过经济学，只知道迷信权力的力量，想出来的招数是出台规定，要求各商铺“取市价率减什四”，即一律降价40%，“违者重置于法”。结果，“民至罢市”。
    
     
    作为商民表达利益诉求之行动的罢市出现在唐宋之际，我不认为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找出一正一反两大历史成因。
    
     
    “正”的因素是市民阶层的形成、商人力量的增长。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束缚市场发育的坊市制逐渐瓦解，开始生成市民阶层。到了宋代，市民——“坊郭户”列为法定户名，预示着市民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亮相历史舞台，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使宋代的商人力量不断成长，作为商人组织的行会便是出现于唐而壮大于宋。唐宋时期的行会又叫做“团行”，“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上面几次罢市的具体动员、组织过程，史料语焉不清，不过我想，团行应该在其中发挥了发起或联结的作用。
    
     
    “反”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员对商民的压迫。不管是中唐的长安罢市，还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罢市、北宋末年的长安罢市，其直接的诱因都是因为商人不堪忍受权力的勒索或压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涵盖各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社会结构还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独大的结构，商人许多时候难免沦为权力盘剥的对象。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罢了，受了盘剥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但唐宋之际，市民阶层、商人群体毕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了联合彼此的行会组织，当他们受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时，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相抗争，包括罢市。
    
     
    所以，对于唐宋之际的罢市，从乐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因素，那就是商民组织能力与利益表达意识的成长。但如果换一个稍为悲观的角度，则会看到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权力的独大与官府的强制。从这个思路出发，官府对付罢市现象，大概也有两种法子：
    
     
    一种是，无视社会进步的因素，迷信权力的力量，立法严禁商民罢市。比如清代，对“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殴官等事”，都立法严禁、严惩，按照《大清律例》，“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但有清一代，罢市、罢工都时有发生，禁而不绝。
    
     
    另一种法子是，正视社会进步的因素，给予已经成长起来的商人组织、市民组织更加理性的利益表达、利益谈判渠道。毕竟，对于商民而言，罢市虽说是为了维护商人群体的利益，但罢市的过程却是自我损失的过程，若非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
    
     
    来源：2012-08-12《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