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建立了11世纪最大的商业“托拉斯”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自熙宁五年至七年王安石罢相，这三年间，受非议最多的一项新法，是“市易法”。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市易法”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京市易务设立之初，是一个编制不大的商业中介机构，只设监官二员、提举官一员、勾当公事官一员，以及若干加盟的在京行人、牙人，启动资金只有一百万贯钱，主营业务有一：为客商与京师行人搭建一个交易平台，并为行人提供收购商货的贷款；副营业务有三：1）向行人赊卖官物，2）替三司采购政府用品，3）收蓄转卖一部分货物。从后三种业务来看，市易务又如一个贸迁物货的商品批发公司。

作为一个交易平台，市易务的运作方式是：凡客商（卖方）贩运货物到京师，可前往市易务投卖，然后，由市易务召加盟的铺商（买方）前来看货，铺商若看中某项货物，即可向市易务借支现金购货，而不用先期投入本钱，半年后或一年后再将本息还给市易务，半年期利息10%，一年期利息20%。这样，客商与铺商若选择在市易务这个平台上交易，则客商可以立即收到现款（由市易务代付），而避免被拖欠货款；铺店可以免支本钱买入商货（由市易务代付），不过需要向市易务支付利息；市易务也有利可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

今天电商平台的营运模式，走的不就是当年王安石设市易务的思路？你看，一家电商平台就如一个市易务，吸引网店（卖方）与消费者（买方）来这里完成交易，消费者在这里购物，可以选择信用支付，即由平台垫付购物款，日后再偿还给平台，当然，平台可能会征收手续费或者利息。整个运行模式跟宋朝的市易务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商品批发公司，市易务一般不参与琐碎的零售活动，而是以赊卖形式向零售商供货，从中赚取年利率20%的利息。这一经营模式可以概括为“官本商营”。华裔汉学家黄仁宇称“‘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实是读史不细，受了保守派对变法之不实指控的误导。

市易务还负有平准城市物价的职能：“朝廷设市易司于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即在物价过低时，市易务以略高于市价购买货物；在物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价出售货物，以此削弱大商人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的能力。至少从设市易务的初衷来说，是存有平准物价、摧抑兼并之意旨的，设计思路显然来自常平仓制度，所以魏继宗将他设想的市易机构取名为“常平市易司”。

为方便缺乏本钱的小商户购货，市易务批发货物通常采取赊卖的方式，从市易务进货的小商户不需要拿出现钱，挂账即可，然后在半年内或一年内还款并支付利息（半年利率10%，一年利率20%）。所谓“官不失二分之息”，便是指赊卖的年息。

不过，市易务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当它运转起来之后，必然会自然而然地遵循商业的逻辑。这个商业逻辑就是追逐利润：“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这也是“市易法”深受诟病的地方。

而且，在“广收赢余”的利益动力的驱动下，在京市易务的组织规模与经营业务迅速扩张，不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一个商品批发公司。

熙宁五年七月五日，市易务与榷货务合署，以市易务为上界，以榷货务为下界；七月十四日，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亦并隶市易务。你看，市易务三月底才成立，至七月初，不足四个月的时间，便合并了榷货务、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四个官营商业机构，组织规模一下子扩张了好几倍。

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淮折支用”。由于市易务的业务包括赊卖官物、采购政府用品，将杂买务与杂卖场兼并进来，算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都商税务，“掌收京城商旅之算，以输于左藏”，是京城的商税征收部门，它并入市易务，意味着市易务获得了在京城征收商税的权力，这也为未来市易务开征免行钱与市例钱搭好了组织构架。

榷货务则掌茶、盐榷货的专卖，并发行盐钞、茶引、空名度牒等有价证券，兑付便钱、关子、交引等票据。它与市易务合署，意味着市易务获得了从事专卖与金融业务的资格。

熙宁六年十二月，京师的市易机构又兼并了抵当所：“市易司市利钱量留支用外，十万贯并送抵当所出息，准备支充吏禄。其抵当所令都提举市易统辖。”抵当所本是开封府检校库设立的放贷机构，现在它从检校库中独立出来，划归市易机构管辖，称“市易抵当”。也就是说，市易机构的业务又扩展到抵押贷款领域。

市易抵当提供给市民的贷款品种十分丰富，比如“开封祥符县给散民钱，有出息抵当银绢、米麦、缓急、丧葬之目，如此七八种”，以致让保守派士大夫忧心忡忡：“小民无知，但见官中给钱，无不愿请，积累数多，实送纳不得。”市易抵当的利息为半年期10%，一年期20%，与民间高利贷相比，可以说是低息贷款，所以才十分受商民欢迎。

元丰年间，朝廷考虑到“抵当之法才行于畿邑，外邑殊未施行”，又批准给诸路拨款充抵当本钱，在各州县设立市易抵当所，设置原则是“诸路各量闲要州、县，兴置市易抵当；僻小县分不可兴置处，不置”。换言之，凡商业稍繁盛的城市，基本上都设立了市易抵当机构，即建成一个覆盖面十分广大的城市金融网络。

市易机构的贷款与赊卖业务，主要采用“立保赊钱”与“抵当赊钱”两种方式。宋人说：“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抵押贷款（或赊卖）与担保贷款（或赊卖）。

随着放贷与赊卖业务的急速发展，债务繁忙，市易机构又成立了专门催理欠款的部门与工作人员。在京城，“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

另一方面，在京市易务成立后，宋政府又陆续在熙州、河州、秦州、岷州、兰州、永兴军、瀛州、黔州等沿边州郡，以及大名府、河南府、苏州、常州、杭州、楚州、越州、福州、广州等商业重镇设置市易务。熙宁六年十月，宋政府将在京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把诸州市易务划隶于都提举市易司；熙宁八年二月，都提举市易司又提请“许本司移用钱物，度人物要会处，分诸路监官置局，随土地所产，商旅所聚，与货之滞于民者，皆可收敛”，神宗“从之”。都提举市易司不但统辖诸州市易司，而且在商旅聚集的要会处设立分支，开展商贸业务。

至此，市易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官营商业组织，内部分成几个系统：汇兑系统、赊卖系统、借贷系统、贩易系统、和买系统、征税系统、理欠系统、簿籍会计系统；拥有资产一千五百万贯（约占财政岁入的六分之一，不含榷货务的资产）；其分支机构（包括设于沿边与商业重镇的地方市易司、设于各州县市镇的抵当所、局）遍布天下；所涉业务非常广泛，包括一般贸易、禁榷品贸易、边境贸易、长途贩易、舶来品收购、坑冶开发、政府购买、市例钱与免行钱征收、有息存款、抵押贷款，等等（参见杨师群：《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梁启超认为，“市易务实一银行也。青苗与市易二法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马寅初则将“市易法”类比为“性质与今日之工商银行同”的金融组织，“同时亦为货物之流通机关”。应该说，马寅初的概括更为准确一些，因为在“市易法”的整个组织构架中，与商业银行接近的只是都提举市易司辖下的市易抵当所。

毋宁说，都提举市易司更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中在京市易上界是贸易公司总部，诸州市易司及设于要会处的局，是它的分公司；市易下界则是发行与兑付有价证券的机构；抵当所是市易司旗下的商业银行，其营业点遍布各州县市镇。单就京师市易务的人数而言，除了提举官、监官、勾当公事官及吏人之外，还有大量加盟商人、牙人，总人数“决不会下于数千人”，“令人讶异不浅”（杨师群：《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若加上其他地方的市易机构，整个市易系统的经营人员无疑数以万计。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都提举市易司堪称是十一世纪最大的商业“托拉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商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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