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谁说的更有道理？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初八日丁卯

           耶稣2021年5月19日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比如都不贪图享受，都不好美官，都不纳妾，都不喜乘坐轿子。宋人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但他们在政见方面却存在着几乎是全面的分歧：司马光维护祖制，王安石强调变法；司马光赞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视“富国强兵”；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认为“开源”即意味着政府要增设苛捐杂税，王安石则认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却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抛开情感与价值偏好的因素，我们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这个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有道理，还是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马光说的更有道理，那么显然，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将不会有任何进步，因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嘛。但肉眼可见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货财百物何止增长了千万倍？因此，哪怕是替司马光辩护的学人，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光的判断不合现代社会：“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族，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

但是，赞成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往往又补充说：司马光的判断虽然不合现代社会，却适用于古代社会，比如赵冬梅教授说：“诸位有没有想过，这四十余年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特别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而这些，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说的并没有错。”

类似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

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时代，理财只能是一个分配问题，货财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南宋陆游对此有过一番阐述：“司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其说辩矣，理则不如是也。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

赵宋开国，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因此贫富悬殊，赋税不均，田连阡陌者多隐瞒田产，以逃避田赋。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税法”，用意即是“使分配更为得当”，让兼并之家承担更多的赋税，平民相对减轻税负，这不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办法之一？

更何况，在王安石那个时代，通过发展生产来增进社会财富真的“绝无可能”吗？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宋朝去唐朝未远，宋朝的国土面积小于唐朝，但宋政府通过恳荒、灌淤、精耕细作、引进并推广良种占城稻、保护私有产权等方法，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亩产量也高于唐朝，所以宋朝才有大量剩余粮食用于酿酒，酒业空前发达；宋人才有底气称“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可以肯定地说，宋朝的社会财富总量与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了唐朝，而且同时还保持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这难道不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明代李贽有一段批评司马光的话，可作为王安石这一主张的注脚：“（司马）光既知财货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则乌可已也，而可以数计邪？今夫山海之藏、丽水之金、昆山之璧、铜铅银锡、五金百宝之产于地者，日入商贾之肆，时充贪墨之囊，不知其几也。所贵长国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

王安石的变法，既是再分配的过程——所谓“抑兼并”是也；同时也是扩大生产的过程——所谓“资之天地”是也，比如在“农田水利法”施行期间，“中央政府修建了超过11000个灌溉和防洪工程”，增添了一亿多亩农田，按最低亩产量（一石左右）计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万石粮食。

除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神宗时代的宋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运河、码头、桥梁、水磨的修建，投入于铜矿、铁矿、煤矿的开发，投入于对工商业的扶持与刺激。我们看看这组数字，便可想见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财富增长是何等规模：

1）熙宁—元丰年间，宋政府每年铸钱数额，高者达500万贯，铸造两年，相当于整个明王朝200多年的铸钱总额。

2）美国学者郝若贝认为，元丰年间铁的年产量达7.5—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北宋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3）从神宗朝开始，煤矿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宋人说“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即始于神宗时代。

4）宋政府设立的市易司，主营商业与金融业，下辖各州市易务，工作人员数以万计，可谓是十一世纪的“托拉斯”。

5）熙丰变法期间，宋政府的市舶收入达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约有二百万贯的市舶收入。作为对比，晚明政府每年从月港贸易（明政府只开放一个月港）中征收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合计不过二三万两银，只是宋朝市舶岁入的一个零头而已。

所以，如果要我总结一句，我会引述黄仁宇的这个论断：“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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