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克里奇利】新冠病毒时代：我们的恐惧、颤抖和力量
新冠病毒时代：我们的恐惧、颤抖和力量
作者：西蒙·克里奇利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哲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这是获得自由和生存的关键。
我们吓得惊慌失措。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们的心思飘忽不定，就像跳蚤一样从一个最新报道转移到另一个最新报道，根本找不到焦点。我们迫不及待地了解最新动态，因为觉得必须这样做。接着，我们又希望如果不这样做就号令，因为新闻报道太吓人，太令人伤心了。白天午休似乎有些不由自主或者一阵一阵的，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往往睡不着，即便真睡着了，有时候会被吓死人的场面惊醒。我们患上了疑病症，总觉得自己真有病，但实际上没有。接着，我们觉得自己产生的症状显得很自私和愚蠢。我们不停地量体温然后等待，接着再量体温再等待。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不停。绝望无助和倦怠无聊的感觉逐渐滑入一种无济于事的狂怒，怒气冲冲却又无计可施，对手头做的一切都极其厌烦，尤其是还没有做完的事或者做得很糟糕的事、不很尽职的事或弄虚作假的事等。
一想到因为呼吸疾病而孤零零地死去就令人恐惧不已。得知这事已经发生在成千上万人身上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生命就此消失，生活毁于一旦。战争隐喻已经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具有了欺骗性。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习惯和生活方式快速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他人可能成为对抗之源，我们也是如此。出门就要戴上口燥，而且相互保持距离。
人人都在自己的鬼船上随波漂流。纽约市现在出奇和怪异地安安静静。滑稽的模因到处传播，我们感受到片刻的欢乐，纷纷分享给朋友听，接着再度陷入孤独之中，咬紧牙关。进入这种新状况几周之后，最初的交流热情以及和亲朋好友长途电话联系的新鲜感逐渐消退，变成了某种沮丧的、郁郁寡欢的情绪和严肃思考。我们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长期的困境中，但我们不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处境很悲惨。我们是很虚弱和脆弱且依赖性很强的动物，很容易受到伤害。但我们的脆弱性恰恰是我们的伟大。宇宙能够毁灭我们，小小的病毒都可以击垮我们，但宇宙根本不知道这些，病毒不在乎这些。只有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要死的。
我们能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呢？
哲学家们对保持社交距离一直有悠久的折磨人的爱恨情仇史，从苏格拉底被关进牢房开始；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因为对三十年战争的恐怖场景（他是参与者）感到惊骇而躲避到荷兰一个有火炉的房间里思考确定性的本质问题，再到其他人如波爱修斯（Boethius）、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都是孤独思考这个悠久传统的组成部分。
那么，哲学本身如何呢？长期以来，哲学一直被谴责为毫无实际用途，长达三千年的纪录是没有解决人类的最深刻问题。现在它又怎么能帮助我们度过这极其困难的时刻？在这个一塌糊涂的新现实中，在焦虑、悲伤和可怕的死亡幽灵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哲学能提供某种形式的阐明或安慰吗？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句话：哲学探索就是学习如何死亡。这是16世纪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创造随笔体裁的人引用的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名言。西塞罗本人可能想起了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场景。蒙田说，他养成了一种习惯让死亡不仅出现在他的想象中而且不停地出现在他的口中---出现在他吃的食物中，他喝的饮料中。对于正在开始做饭或独自喝点小酒的诸位来说，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病态，但一点儿都不。蒙田用了一句惊人之语作为这个想法的终结，“学会如何死亡的人就可以摈弃遭受奴役的余毒。”这个观点可真是振聋发聩：奴役包括死亡恐惧的锁链。正是对我们遭到毁灭的恐惧迫使我们一直处于遭受奴役的状态。
我们的人生如何塑造
相反，自由意味着接受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终究要死去。只有在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被死亡的必然性所塑造的，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自由。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们在一步步走近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个观点看来，精彩人生和富有哲理的人生就是欢迎死亡到来的人生。存在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很难说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充满哲理的人生必须从超脱地确认我们的必死性开始。正如艾略特在谈及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时所说，我们必须看到皮肤下的头盖骨。
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害怕，仍然处在悬崖边。让我们尝试和思考一下如何区分恐惧和焦虑，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至少知道，恐惧是我们对世界上的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想象一下我对熊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如果一只硕大无比的熊突然出现在公寓门口，我必定感到恐惧（很可能也感到吃惊）。如果熊突然离开返回大街上，我的恐惧就可能烟消云散。
相反，焦虑没有特定的害怕对象，没有熊。相反，它是一种状态，这个世界的某些事实从眼前消失，突然之间一切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怪异。那是一种处于总体世界的感受，对一切东西都感到恐惧或者找不到任何具体的恐惧对象。我要说，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感受就是这种深刻的焦虑。
这种令人颤抖的恐惧背后是更深刻的焦虑，是对我们必然死亡的焦虑，是对我们被拉向死亡的焦虑。这就是我们试图抓住的东西，想以此作为自由的条件。
西蒙克里奇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
新冠疫情的特别本质就在于病毒虽然真实无比，赤裸的肉眼却看不见，而且可能无处不在。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成为影射现实的框架：一种疾病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模模糊糊地知道却难以追踪。我们大部分人有一种感觉，似乎已经在病毒的大海里游泳了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这种令人颤抖的恐惧背后是更深刻的焦虑，是对我们必然死亡的焦虑，是对我们被拉向死亡的焦虑。这就是我们试图抓住的东西，想以此作为自由的条件。
我认为，接受和确认焦虑非常重要，而不是试图躲避它、逃跑或将其隐藏起来，或试图结合某些对象或理由来尝试解释它。这样的焦虑不仅仅是混乱无序需要应对，而且要使用药物麻木我们的神经。这种焦虑需要得到承认，需要被塑造和修炼使其成为赢得自由的工具。我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容易，但我们能够尝试改造这种基本的焦虑情绪，使其从某种折磨人的东西转变成赋予人们勇气和力量的东西。
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受到鼓励，相信自己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永恒性中，而且视之为常态。我们设想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死亡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死亡被贬低为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社会不方便或完全不合时宜。在这个例子中，哲学的安慰在于把我们从正常生活中拒绝死亡的习惯中拉出来，带着清晰表达的勇气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直面焦虑处境。这是充满激情地行动的问题，将人必有一死的事实作为共同回应的基础，因为有限性是关系性的：不仅是我的死亡，而且是他人的死亡，是我们关心的亲友，无论远近，还有陌生人的死亡。几个星期前，我不知不觉地愉快谈论疫情文学，如薄加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笛福（Defoe）的《瘟疫年纪事》、加缪（Camus）的《鼠疫》。我本来认为自己很聪明，结果却发现其他很多人也在说同样的事。其实，我一直深受吸引的思想家是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神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尤其是他的《思想录》（Pensées）。
帕斯卡写道，人们没有能力安安静静地独自呆在房间里是人类所有问题的根源；他说前后不一、无聊和焦虑是人类生存条件的确定性特征。还有习惯的机器般威力和痛苦不堪的人类傲慢的喧嚣，但最重要的是，帕斯卡认为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消灭它，一口气和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帕斯卡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处境很悲惨。我们是很虚弱和脆弱且依赖性很强的动物，很容易受到伤害。但我们的脆弱性恰恰是我们的伟大。宇宙能够毁灭我们，小小的病毒都可以击垮我们，但是人却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高贵很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相反，我们知道自己是要死的，我们的尊严就来自这个思想。帕斯卡说，“让我们努力思考，好好思考。这是道德原则。”我认为强调人类的虚弱、脆弱性、依赖性和容易受到伤害和悲惨处境是病态的或愚昧的悲观主义的对立面。这是我们伟大的关键。我们的虚弱性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作者简介：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最新著作是《悲剧、希腊人和我们》。
译自：COVID-19:Our fear,our trembling and our strength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by Simon Critchley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