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重商主义与明朝的洪武型体制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十日壬子

          耶稣2019年3月16日

历史纪录片《南宋》开播时，我一直追着看。应当承认，这是一部堪称制作精良、且视角不落俗套的作品，创作团队似乎有野心颠覆“宋朝积贫积弱”的成见、再现引人注目的南宋文明成就。它用一集中讲述了临安的市井繁华（《临安梦华》），一集讲述了南宋的文学成就（《诗词流域》），一集讲述了宋画艺术（《宋画江山》），一集讲南宋戏剧“南戏”（《戏文南北》），一集讲宋代的科技发明（《发明时代》）。随着最后一集《回望未来》播出，这部纪录片也惊艳收官。

不过，一路看下来，却有一种强烈的意犹未尽之感，觉得还有诸多南宋的文明成就被纪录片遗漏掉，比如宋王朝的重商主义（许多人都狭窄地将“重商主义”理解为一种鼓励商品出口、追求金属货币净流入的经济学说与政策。但我们认为，重商主义作为一种为国家的经济扩张政策辩护的学说，其本质乃是指向国家对开拓市场疆界的浓厚兴趣，以及政府对商业的热切介入）。

要知道，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商业的重视，以致有不少海外汉学家相信宋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特别是南宋，在丢失了半壁江山之后，面对金国与蒙元的轮番进攻，仍能享国一百五十余年，期间还未爆发过一次全局性民变，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赖于商业的支持。所谓的“临安梦华”，也是商业的力量塑造出来的。

而宋代的商业文明，既得益于前代的文明积累，更是宋政府的重商主义所培育。因此，我们有必须来检视一遍被《南宋》纪录片错过的宋代重商主义倾向。

泉州市舶司

没有比较，便显示不出差异。当我们要描述宋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时，不妨先确立一个参照物。最合适的参照物，我认为非明初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莫属。

“洪武型体制”几乎完全跟宋朝的经验反着来，以反市场化、反商业化、反货币化为特征：农民必须老老实实耕田，不可以脱离土地当游民；国家几乎不铸货币，民间的交易在货币紧缺的时候，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政府的赋税也以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为主，再加上全民配役，政府的运转居然可以跟市场、货币经济毫不相干。

宋政府则对开拓市场、发展商业、创造财货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惮于言利，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从前的政府，都主张抑制商业、压制商人；而现在的宋政府，则积极介入市场，与商贾分利，很多时候甚至显得很贪婪，有如地中海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经济政策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从市场中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而为了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又势必要将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又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政府又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为了便于长途贸易、大宗贸易的进行，政府又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建立金融网络（总不能让商人带着一船铜钱从江南驶到开封去做生意吧）；为保证纸币的信用，宋政府又发展出一套“称提之术”（指政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做“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做“提”）；为鼓励贸易，政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护交易者的产权、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

这一重商主义激发出来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宋朝税务所

一些朋友也许会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完全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从历史来看，不管是近代西欧国家，还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晚清时的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给近代化的启动提供第一推动力。当然，我必须申明，这样的判断只适用于近代化启动之时，当市场在重商主义的触发下而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应当从大商人的角色转为守夜人的角色。

还是来跟“洪武型体制”比较吧。朱元璋在南京建造官营酒楼，却“不设官酝以收榷课”，又一再申明采矿“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将建议开矿的上书人流放海岛，这一切都显示了朱皇帝对于农业与民生的关心。

然而，我们以历史的目光来看，这种对商业税的淡然，不过是明王朝财政紧缩的“脉脉温情”而已，意味着政府对开拓市场与发展商业既无丝毫动力，也无足够能力。

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当宋朝政府运用准备金、国家信用、分界发行、称提之术等复杂手段构筑信用货币体系时，朱元璋政府却以为政府印发一批纸钞便可以流通天下，以致大明宝钞发行不久便严重贬值，失去了货币的意义。而南宋末期尽管也因为财政危机、货币制度崩溃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纸币毕竟有效地流通了一百多年。

中晚明社会总算摆脱了“洪武型体制”的束缚，出现了商业复兴，乃至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说，但中晚明逐渐繁荣起来的货币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上，明政府承认以白银为本位货币，实际上意味着它已失去了对金融体系的调控之力，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其效力完全取决于金属本身的价值，换言之，明朝整个白银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海外白银的流入量，当海外白银流入量严重萎缩时，明代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通缩危机。

我们既看不到明政府有充足的白银储备以应对通缩，也看不到明政府在白银过剩时采用过宋朝的称提之术。总之，明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了发行主权货币的能力。晚明民间社会确实出现了繁华景象，但明政府对介入市场的无能，则一以贯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