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佛山：两种商业秩序的对照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凤凰周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廿五日丁卯

          耶稣2019年1月30日

两份工资约条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苏州府的三十四名纸业作坊主联合立了一块“工价碑”，约定苏州纸业的佣工薪酬标准：“各坊工价，总以九九平九五色（99银），按日按工给发，钱照时价高下”。意思是说，纸业作坊工匠的工资以足色银子为标准，按日计算；如果折算成铜钱，则以当日的银钱汇率为准。这块“工价碑”还非常详细地罗列出纸作坊各个工种的工值，如“每日刷胭脂四刀（约一百张纸）为一工，每工银二分四厘。多刷四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每日洒南红金二刀为一工，每工银四分。多洒二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等等。

乾隆六年（1741），广东佛山镇的陶艺花盆作坊也制订了一份本行业的“历例工价列”（薪酬标准的清单），并刻成雕版，印制成册，发给佣工。这份“工价列”规定：陶艺花盆行工匠的“各款工价”以“实银”放发，“不扣不折，永垂不朽”，意思是说，工资不准克扣、打折，作坊主与工匠双方永久性遵循。“工价列”也非常详细地罗列了陶艺作坊各个工种的工价，如“大号八角盆每个银三分”、“二号八角盆每个银二分六厘四”、“三号八角盆每个银二分四厘”，等等。并注明“以上各款不能尽录，如有另新款各货，另载后加添”。

同样是清代乾隆年间订立的“工资约条”，但苏州纸业的“工价碑”与佛山陶艺花盆业的“工价列”，却透露出全然不同的信息，形成鲜明的对照。

不消停的罢工

苏州的纸业作坊主之所以要在乾隆二十一年树立一块“工价碑”，是因为当时爆发了一场罢工运动，罢工的原因则是工人不满工资待遇，要求加薪。“工价碑”简略记述了这一事件：纸业作坊的工匠张圣明、戴象坤、徐玉林等人，“妄思增价，混以坊主折扣平色为辞，纠众停工”（这是对罢工的歧视性描述），即有工匠以作坊主发放的工银不足色为由，鼓动全行罢工，要挟老板提高薪水。作坊主潘永丰、许万源、王同顺、杨茂盛等人，则到衙门控告，要求将闹事的工匠治罪。

最后官府介入了这起罢工事件，惩治了“煽惑停工加价”的工匠，同时重申了苏州纸业的工薪标准，要求各个作坊“嗣后给发工价，务遵宪定章程”。这个“章程”一方面禁止作坊主扣克工资，“倘敢再将工价折扣给发，请照示应重律杖八十”；另一方面，又严禁工匠妄提加薪，“工匠持伙涨价，应照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杖八十”。苏资双方如犯禁，各打八十大板。口说无凭，勒石永遵。于是便有了这块“工价碑”。

苏州官方对工匠的罢工行为尤其敏感、紧张，所以还在“工价碑”上再三强调，工匠如果纠众停工，除了“照律问拟”之外，“加枷号两个月”，带头闹事的人，“解回原籍安插”。总之工匠胆敢再罢工叫价，官方便“严行究处，决不宽贷”。

然而，话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但苏州工匠罢工事件却屡禁不绝，从未停息，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爆发一次。——许多人以为“罢工”是近代之后，在西方工人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不是。有清一代，从康熙朝开始，苏州的工匠为了提高本行业的薪酬标准，一次又一次发起罢工运动。当然那时候还未出现“罢工”一词，而是称为“叫歇”、“停工”，但性质是一样的。我们随便举几个案例：

█康熙九年（1670），一名叫做窦桂甫的踹布工匠，“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一呼百应；

█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流棍”冒充踹布工匠，“煽惑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

█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于踹布作坊的包工头克扣工钱，苏州又有人带头罢工，“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

█康熙五十四年（1715），踹布工匠王德、张先进等人率领众匠停工，要求踹布作坊改善工匠待遇。

█雍正十二年（1734），纺织行的机匠也“聚众叫歇”；

█乾隆四年（1739），又有踹布工匠因为布商“扣克工价”而发起罢工；

█乾隆六十年（1795），一名踹布工匠向官府禀请增加工价，众匠“停工观望”；

█道光二年（1822），机匠又“借端生事，倡众停工”；

█道光六年（1826），蜡烛行的工匠“结党霸停工作”；

█道光十七年（1837），造箔行的工匠也“倡众停工”；

█同治十三年（1874），打铜行的工匠又“借众停工图勒工价”；

█光绪三十年（1904），连掏粪业的佣工也为了加工价而“倡众停工”……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时代的另一个工商业重镇佛山，却几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起工匠“倡众停工”的事件，至少我们还未发现清代佛山工匠罢工的记录。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佛山工匠比他们的苏州同行更缺乏自觉的“维权意识”吗？还是苏州工匠比佛山同行更具“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两个工商业城市

清代的苏州与佛山，都是非常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同列“天下四大聚”之一（另外两个城市是北京和汉口）。清中前期，苏州市区人口约为80~90万人，工商业十分发达，是丝织业的生产中心、百货贸易业的交易中心。“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这是乾隆年间苏州本地人的自述；外地人也是由衷赞叹：“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苏州的市井繁华，“无一日不然，无一时不然，晴亦然，雨亦然”。一幅绘于乾隆二十四年的苏州风情长卷《姑苏繁华图》，也画不尽苏州的繁华。

佛山的人口规模略小，约30万人，但工商业发达程度不亚于姑苏城，是冶铁业与陶瓷业的重镇。不少清人的笔记都记录了佛山的繁荣景象，如清初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广州）百不及一也。”康熙年间的广东布政使郎廷枢在《修灵应祠记》中说，佛山码头，“舸舶之停泊者，鳞砌而蚁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数武（半步为一武），桡楫交击，争沸喧腾，声越四五里，有为郡会之所不及者。”《清稗类钞》也说：佛山“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都认为佛山镇比省城广州乃至京师都要繁华。

苏州与佛山的社会自组织也差不多发达。近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城市自治组织主要是同业性质的行会、公所，和同乡性质的会馆。有人根据苏州工商业碑刻材料做了统计，发现清代中前期的苏州至少有160多家会馆、公所。另据学者的统计，清代佛山镇有史料记载的会馆、公所也有80多家，总量虽不及苏州，但若以人口比重计算，则胜于苏州，清人曾感叹说，“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这些会馆与公所，承担了城市社会的大部分自治功能，包括制订行业标准与行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同行或同乡救济、主持地方公益，等等。前面提到的苏州纸业、佛山陶艺花盆行，都有属于本行业的行会组织，可以联合行动。

不过，虽然同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苏州与佛山的风格又颇不相同。清代的苏州可谓是“政治型城市”的极致版，江苏巡抚、江苏布政司、苏州府以及吴县、长洲县、元和县三个县衙，都驻于苏州城，一个城市设立了四个层级的行政机构，政治力量显然十分强大，“维稳”的政治逻辑无疑也特别彰显。而苏州工商界的企业主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惯性：碰上工匠提出加薪、发动罢工的事情，总是向官府求助。而官府介入的结果，就是重申一遍工薪标准与严禁罢工的法令，并要求“勒石永遵”。于是每隔几年，便有一块新的石碑树立起来，以致今天的人可以在苏州找到非常丰富的“禁止停工增价”的碑刻材料。

明清时期的佛山则是“工商型城市”的典型版。这一个比省城还要繁华的市镇，在明代时，居然一直未设任何官方的行政机构，市镇公务完全由乡绅自治。入清之后，虽然相继设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检司署、分防都司署与分防千总署，但这些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放在治安与防务上，市镇的日常治理还是依靠佛山本土的士绅群体。由乡绅公选产生值事的“大魁堂”，是清代佛山的行政管理机构，其权力包括：议决地方公事、组织地方公益、维护市场公平、维持公序良俗、代表地方社会跟官府打交道。时人称，“治佛山不必置官”，“何故也？佛山之人习于城邑”。“习于城邑”的意思，便是说佛山人具备悠久的城市自治的习惯、传统。佛山的工商界争端，通常也不需要官府介入，而是通过发达的自治机制来解决，其中包括协商、制订行业工资标准。

我们回过头去看苏州纸业作坊的“工价碑”与佛山陶艺作坊的“工价列”，便会发现它们携带着两类城市的深刻烙印：苏州“工价碑”是作坊主单方面所立，更准确地说，作坊老板们其实是在转达江苏巡抚、布政司、苏州府与吴县、长洲县、元和县三级衙门对于苏州纸业薪酬标准的官方指示，所谓“伏候宪台鉴核批示，以便转饬勒石永遵”。也因此，“工价碑”的措词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命令色彩，强调服从。

佛山“工价列”则是“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的产物，这个“东西家”，乃是指雇主组织“东家行”与工匠组织“西家行”。东家行与西家行通过面议、协商，制订出了一份工资协约，劳资双方共同遵守。也因此，这份“工价列”也毫无行政命令式的用词与语气，而是使用了平等的契约性语言。

佛山的“西家行”

说到这里，您大概会发现，原来早在清代前期，佛山已经出现了类似近代工会的组织，叫做“西家行”。是的。基于深厚的商业传统与城市自治传统，佛山的冶铸、烧陶、纺织等有大规模雇工的行业，其行会组织率先发生了历史性的分化——分成“东家行”与“西家行”，以“东家行”代表资本方的利益，以“西家行”代表劳动力的利益。清代佛山的铸造器物行、泥水行、陶艺行、唐鞋行、帽绫行、铁镬行、铁线行、漆盒行、染纸行、大料行、纽扣行等行业，都设有两个公所（或者公馆），一个为“东家行”，另一个为“西家行”。

“西家行”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团结本行工匠、提供职工福利、公议工匠守则、代表工匠跟东家交涉、与东家协商工资标准等。工资议定之后，便成“行例”，东家与西家共同遵循。如陶艺花盆行有这么一条守则：“行内物件工价，历依行例，我行友不得私自求加价，不得私自减价”，违者东西家“均同议罚”，罚金纳入行内基金。陶艺行还将议定的工资标准刻印成一份非常细致的清单，强调工资的发放按照标准“不扣不折，永垂不朽”。

当然，并不是说，这个行业工资标准真的能够“永垂不朽”、不可更改。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的变化，原来的工资标准总是会慢慢变得不适时宜。这个时候，还是由“西家行”代表工匠的利益，与代表雇主利益的“东家行”进行谈判，商定新的工价。

事实上，佛山陶艺花盆行在乾隆六年会同东西家议定工资标准之后，又在甲寅年“东西阖行重修”（这个甲寅年可能是乾隆五十九年，也可能是咸丰四年）。如果对比一下乾隆六年“工价列”与甲寅年“工价列”，可以看出，重新订立的工价标准居然略有降低，如乾隆六年制作一个“大号八角盆”，工匠可得工银三分，而新的工价则降为“二分五厘”。我估计可能是当时的经济出现衰退，“西家行”不得不调低薪酬。否则，以“西家行”之人多势众，又如何肯自降工价？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于“东行生意日隆，而西行众齿日盛，故物件款式多增，或有随做随议”，陶艺花盆行再次“会同众议”，重订工资标准，这一回则是提高了工匠的待遇。

雇主与佣工，肯定会因为利益的不一致而存在冲突的可能，但换一个角度看，东西家显然又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因此又存在着彼此调适的更大可能。由于双方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组织（“东家行”与“西家行”）与机制（“联行公议”），双方都会倾向于以调适来化解冲突，这样，冲突就不容易失控。因为东家与西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由“东家行”跟“西家行”摆在台面上谈，谈出一个协议出来。即使工匠要求增添工价，也有“西家行”出面跟“东家行”谈判、协商，通过“联行公议”解决问题，从而避免轻易发生罢工的剧烈行动。

苏州的死循环

反观同时期的苏州，虽然行会组织很发达，但这些会馆与公所均由士绅、商人所设立、控制，官府对工匠群体的组织化始终持严厉打击的态度。苏州的工匠已经萌生了建立利益组织的强烈诉求，但只要他们将这个诉求提出来，便会受到官与商的联合压制。康熙五十四年（1715），踹布工匠王德等人率领众匠罢工，除了要求布商增添工价外，还提出要设立“踹匠会馆”。但官府认为，“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岂可允许工匠游民设立会馆？“踹匠会馆”唯有胎死腹中。

之后，苏州的工匠又多次企图成立类似佛山“西家行”的组织，但都被官方取缔了。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有蜡烛行的工匠“创立行头名目，刊送义单”，官府则将它们的“规版当堂劈碎”。这里的“行头”，就是工匠组织。又如光绪年间，印花染布行的工匠建立了一个“仁义公所”，“借以纠聚人众，托办善举为名，借以敛钱分肥”，苏州衙门认为，蜡烛行“向有‘培德堂’为该业公所，经办一切善举，均皆完备，亦无须行头另立”，将“仁义公所”给取缔了。这里的“培德堂”是作坊主把持的苏州蜡烛行公所，“仁义公所”则是蜡烛行工匠自行成立的劳工组织，而官方则坚决禁止“一行两公所”，称“一业而有两公所，实系罕见”。其实在佛山，“一行两公所”很常见。

因为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与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苏州工匠的议价能力非常低，他们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很可怜，如乾隆年间，纸匠每个月的工银为“一两二钱”，加班加点超额完成任务的话，“再给茶点银半分，以示鼓励”。而按当时的物价，一户寻常人家如果月收入只有一两二钱银子，则“腹且不饱”，连温饱都成问题。而同时期佛山的陶艺工人，制作一只“大花塔”便可以得到“二钱一分五厘二”的工银，如果一个月制作十只，月收入便有二两多（银子）。

为了活命，苏州工匠必然会要求雇主提高工资标准，但他们又缺乏像佛山“西家行”这样的利益组织与谈判平台，往往只能诉诸罢工的极端行为。为了增加自己的博弈权重，他们也试图成立属于自己的会馆、公所，但官方却深信，假如让工匠“结党群来”，则“害将叵测”，因此严厉打击工匠的组织化，结果却导致理性化的博弈机制永远也建立不起来。于是，矛盾积累到最后，便以罢工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时候官府又不能不出手镇压，并勒石立碑，宣布罢工禁令。但禁令只能取得一时之效，再过几年，罢工又来一次，石碑又立一块。将那些石碑一块一块串起来，便是一个“死循环”：罢工—严禁罢工—再罢工—再严禁……

其实，佛山的经验已说明了，让工匠组织起来，天并不会塌下来。因为“西家行”的首要功能并不是鼓动罢工，而是为劳动者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组织化代言人，以及参与利益谈判的制度性渠道，将利益冲突及其化解的理性机制吸纳为行业自治秩序的一部分。

为什么有清一代，苏州的罢工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佛山则风平浪静，我认为“秘密”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