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二年解除劳动教养，连行李一起用货车装载送回赫章。当晚住大方县羊场坝。在饭馆里吃盖浇饭，每人交半斤粮票、两角钱，得一大碗米饭。掌勺舀一勺连汤带菜从顶上淋下去，混合着吃，也颇爽口，何况饥不择食之际呢。我们七个人住一间屋两张床，四男三女共卧一屋。行李还是自己的。在毕节住了两天，除开水果糖之外，还吃到一种不要粮票的东西：开水冲洋芋粉。店堂设桌若干，每桌八个凳子，顾客入座，各人取一角钱置桌上，凑齐八位，服务员收起现钞八角，即端来半稠粉糊八碗，各食其一。不足又可以重新入座，出钱再吃，听说中山路唐家水晶汤圆不收粮票，但得持行署某办公室的证明，这就不是我们敢妄想的了。

回到赫章，住商业招待所，听候安排。这时，附近的几个人都告假回老家看看。我已经无家可归。母亲于大饥饿的一九六○年逝世，跟着老人的侄儿进了孤儿院。我只能回到从第弟处看望婶娘和他们一家，顺便混几天饭吃。在那个时代，人们才真正懂得古训民以食为天的真切和悲情。仁军二十三四岁，年轻力壮，活得还健康。掺糠拌菜，一家人也活下来。而且养了一头百多斤的猪不敢杀，怕张扬。说是向朋友借了粮食给人家赶走以抵帐。到了深山更深处，悄悄杀了，而且急火秋了，深更半夜背回家里，藏在楼上。婶婶要煮点腊肉 犒赏一下我这个饿牢子，另烧一个小炉，在倒座里加工，也在那里吃。怕来往的人，更怕公事场中人发现，还怕香气渗出，招惹苍蝇之类。虽然是寒冷的正月，也不得不防——条件反射呀！

天不亮，大院门前的水井上就发出砧杵之声。人们在捣洗蕨根。洗净后晾干、砸碎，和着包谷面蒸饭。这东西虽然可以填肚子，但无论怎么砸，总成细片；无论你怎么蒸，总不软和；吃起来刺舌头，剐喉咙。不好吃也得吃，因为要活下去。就是这样的饭，也不能敞开肚子吃，而是由婶婶作主，舀给谁多少是多少。谁也不争，也不敢争。仁军则例外，因为他是唯一的劳动力，家庭顶梁柱。他跑不动，找不来，全家人都喝西北风。我也例外，因为我在不了几天要走。堂兄仁佐请我吃饭，是净包谷饭，豆面煮的菜豆腐，也就是连渣闹。那简直是盛筵。泽琏叔养一只肥兔，夜里被野猫咬死，因家人发觉起哄追赶，未被叼走。第二天下了锅，请我去打了个真正的牙祭。普照寺住持雷丰泰（本云）法师，也请我用了一天斋……一饭之恩不可忘。其时人们的全部追求就在一粥一饭，更是应该永远铭记，传之无穷的。

我被分派在野里畜牧场。说是当工人，实在是监督劳动。工人有工资，我们右派只领钦定的生活费——养活个体以便能继续劳动的粮秣费。每个月二十元币。正月十六这天，仁军弟为我背行李，我挎上一些旧衣烂衫，顶着烈日，踏着正在消融的冰凌，到了野里坝。

满以为劳动教养三年（实际上满了四年）刑满，应当恢复自由，享受人权。在黔西岔白还集中参加过一次普选投票，那本身就是做戏。这回名叫安排工作，实际是管制劳动。眼看改造未有穷期，心情难免沮丧。苦闷悒郁，身心交病，什么活都干不起，以致脸脬腿肿，不得已而到赫章，住县医院治疗近半月，效果殊不明显。老中医喻伯章先生在青山医院坐诊，慕名前往就医。先生言与先君有旧，其到舍造访时，余只五岁。有此因缘，先生善言开导，教以静心涤虑，振作精神，消除馀悸。为处中药方三副。中有朱砂，所以安神也。

心病直需心药医。觉悟之后，逐渐康复。一月左右，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场领导见我体弱，叫我搞内勤，任务为：上午清扫马槽、马圈，给猪房、羊房、牛房按规定数额发给饲料（打磨碎的包谷面），随时过秤验收几位工人割来的马草，同草药兽医铡草。晚上牲口回圈，给马圈上草上料至十二点。有一匹种公马叫“金沙”，成天上草不断，打碎后用水洒浸使之酥软的包谷块粒，一大搪瓷盆，简直是管饱：配种期每天喂四个鸡蛋。因其高大壮实，我不敢牵它出去喝水，只敢拴它在院内马桩上晒太阳，宁愿挑水给它喝。这活路不重，但也不松，壮小伙们都不干，因为花时间缠人。干了个把星期，一位从事割马草的老工人提意见，说他已经四十岁，还得日晒雨淋，每天割草；一个右派却让清闲在屋里头。在一切以阶级划线的时代，场领导担戴不起这个政治责任，叫我去割草，周工人来搞内勤。经过一两个月调理，我完全康复了，割草能完成每天三百斤的任务，一背可揹一百八九十斤。

周工人搞了个把月内勤，场里兽医和几位年轻干部发现了他偷马饲料，当场逮个正着：他特制一个布袋挎在肩上，外面罩上场里发的雨衣，每天装那么一口袋，至少有五六斤，可值十四五元。而每月每人伙食费才六元，他们工人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老者早发一小笔财了。事一发觉，就传开来。领导当即给调换工作，仍由我搞内勤。第二天天黑不久，这位周工人被他的同姓兄弟和几个年轻人三花小绑，捆送来场，而且早已挨了拳脚，额头上破了皮，流出不多的血。罪状是调戏他那兄弟媳妇。场长用电话向区长报告，区长余德忠问，这工人多大年纪？回说四十出头。区长说：“老都老逑了，还花心。既没成事实，就算逑了。”他早就同这家兄弟往来密切，人们都怀疑所偷马料都落在这家。这么一来，强奸未遂案掩盖了偷盗案，一切不了了之。虽然那是群体饿饭，粮贵如金的岁月，毕竟是公家的；抠了马肚子，马也没致死，危害不大，后果不严重嘛。

场长又交代下来任务，每天要骑种公马长跑一小时，否则它胖而不壮，采下的精子生命力不强，做不了种。我虽然从小学骑过马，但那是有人牵着的本地马，个头小，人拉得住。这种卡巴金蒙古种大马，准控制不了，而任务又不能不完成，怎么办？没办法。琢磨了几天，忽然想到一句老话，牛打生，马打熟。我来试一试。

观察好领导和兽医都不在场部的时候，捡起一根粗竹条，坐在关“金沙”的马厩楼枕上，一边吆喝一边狠抽它的胖屁股。这畜牲养尊处优，何尝受过这种罪，像那头黔之驴样，“不胜怒，蹄之”。但它只能踢在石墙上，绝对伤不了我。机会不好找，只得两次打。这种虐待种马的行为，让革命者发觉，是要作为阶级报复来打击的。时间不等人，我要检验“打熟”的效果。给它上了笼头，牵它去喝水。刚走出场院，远远看到山坡上的马群，它昂首嘶鸣，我折身瞅着猛喝一声。当时的主意，如果它一挣，我就撂下缰绳，让它上山，反正晚上它会同马群一起回来。没想到我只一喝，它连连摇头表示臣服，这是畜牲的肢体语言：面对强者，狗会夹紧尾巴，鸡会耸起头顶上的一撮毛并且轻轻搧翅……我大功告成了。从此可以不挑水，牵它到塘边由它自喝。更重要的是可以完成骑它运动的重要任务。

那一阵，每天中饭后，我给种公马“金沙”配上鞍鞯，骑上它一气跑个十多里。到了区公所所在地，在邮局取回场里及众人的报刊和信件，装进帆布挎包，骑上大马，把缰绳打个结扣在鞍头上，信马由缰，回到场部。途中见到农民的马，它会兴奋得发出声音，我只喝一声，它忙摆摆头，老老实实地走。

原先在赫章中学的两个学生游必泉和朱荫贤，高中毕业了，都跑兴发区这一路乡邮。背个大帆布包，一天步行八十里。他们传来陈学书的话：喻百巍给学书的信上说：陈绍炎在牧场，不老实接受改造，成天耍大马云云。感谢喻先生的关心，但他不明白底细，别人完成这项任务，还得补助布票六尺，因为会磨损一条裤子。我却得不到。为什么不给我呢？因为我是右派。按牧工标准供应口粮，人人都享受点细粮搭配，右派只有吃粗粮的命。幸而场长为说情，说是都在食堂搭伙，不可能给右派单独做饭，也不大可能不给饭吃。我才沾光，每月吃上几餐细粮——米饭。


二

劳动教养期间，结识了舒家骅，家骅是下关人，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为高材生。毕业论文《论王熙凤》颇受教授好评，终于未能发表。毕业后被分配到毕节师范任教。不久就被送劳动教养。解除教养后非常幸运，仍回原单位，但已经是毕节师专，属高校系列。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时发现，他根本不曾划为右派，档案里既无罪证材料，也无立案结论审批等手续。公安机关仅凭学校支部书记的一个条子，就把他收入教养队。其人有学问，有才华，身材高挑，体质瘦弱，简直是皮包骨头，弱不禁风。我担心他过不了劳教关，活不出来。好在还是五十年代，大多数人良心未泯，管教干部同情，把他编在五六十岁的老弱组，做点不重的活路。场里办了张《跃进快报》，他个人负责编辑、刻蜡纸、印刷、发送。选用的稿件，当然经过场部秘书审查。他的舅舅黄洛峰是文化部艺术管理局党委书记，母亲就住在北京舅舅家。假期家骅去北京省亲，回来给我写信：一是北京一定要去看看的；二是秦兆阳，刘绍棠都发表了作品，鼓励我写点东西。上北京，这辈子是不敢想了。进赫章县城都得请假，限期返回。而这种情况跟工作人员因事因病请假，性质又大不同；至于写点东西，过去也想过，但教学任务太重太忙，现在劳动量虽然大的多，但空闲时间也不少，因此就学着写。

住房是石头砌墙，顶上苫竹稍。楼层很矮，山檐有个五十公分见方的窗口，第一间可以临窗看书。我住的第二间，因为隔了一道竹篱，两人相对，面貌也看不清。我用一张废弃的原供兽医摆药的高桌作床，高约一米，用一条板凳置于其前，以供踏脚上下。自备一盏玻璃灯，用铁丝挂在椽条上，人坐在床上，被子盖着腿脚，就着如豆的灯光，左手执拍纸簿，右手执钢笔，就这么写稿子。当时物资匮乏，纸张厚而粗糙，墨水质量不好，写时不流利，写成不明显。珍贵的打字纸，只能用来誊正，寄出。有格子的原稿纸是弄不到的。誊正时则坐在条凳上，以床为桌。所有写作都在夜晚。白天少空闲，且诸多不便。

稿件寄出不久，就收到《贵州日报社》的采用通知，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乌江》副刊发表了我的署名邵琰的散文《镰刀》，九月发表《蓑衣》，上海《文汇报•笔会》发表了“永芬”参与署名的《金姑娘》，《山花》发表署名贾玲的《八月十五》。次年初《乌江》发表《东风送暖》，不几天又接到编辑部采用《给孩子们讲的故事》的信，随即又寄出去小说《桂花》。

正在兴致勃勃地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学习写作，忽然得到确切的消息，县委书记刘大嵩亲自到邮电局交代，今后凡有陈绍炎的投稿，一律送到县委。果然！已得采用通知的稿件没有采用，《桂花》当然没有下落。这篇《桂花》，场部会计钟兆全曾经在其办公室朗读过，认为比以前的几篇都好。那稿子，后来在威宁烧毁了。农牧局长白明德亲临牧场，向职工宣布，陈某人不老实改造，还想当精神贵族。写一篇文章的稿费比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这事不能允许。今后不准寄稿，要加强劳动，改造思想云云。因此之故，也因为来了两个畜牧学校的学生，他们接手内勤，我又参与割草或放牧。吃了一年的饱饭，身板结实了许多。趁称牧草时，双手抓住秤钩一称，一百四十八斤，为全场职工体重之最。

写还是照写的，只是不往外寄。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写成初稿，装订成册，藏在木箱里，也就是了。

兴发区卫生院的院长和医护人员不过五个人，因常去看病，或代别人开点药，一来二去都熟悉了。新来一位女医生，那个姓氏很怪，不多见，到现在还忘记了。我有一阵身体不大好，常失眠。我告诉她这状况，并说安眠药五十年代服过一次，无效。她说最好不服安眠药，给静脉注射葡萄糖，每天一次。一大针管大概是二百五十毫升。她把药剂抽进针管，我把手肘搁在桌子的布垫上，遵命紧握拳头，眼看她把针头戳进我像蚯蚓样粗而黑的静脉血管，回了血，开始慢慢推，才叫我把手指放开。这一放，仿佛触了电，觉得柔软而温暖，随即心里也热起来。葡萄糖有这个发热的作用，我有经验，然而今天不同。今天的心不仅热，而且跳得快而有力。看着聚精会神把握针管轻轻推进的白衣天使，她脸庞红红的。这难怪，天热嘛。

医院房屋宽，人员少，病人也不多，似乎很清静，很有时间谈话。男女青年大都钟情于文学，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多了聊天的话题。交换着阅读一些书籍和杂志。我每天把马拴在门外的树上，玩了一阵去邮局取回报刊，骑上高头大马，读着报纸，回场部。

一天，她说：“今天我单独开伙，你去拿报纸回来，和我一起吃饭，”我说：“我还没给你烧锅底哩。”她说：“不是叫你陪我吃饭吗？” 我取了报纸回医院，手里拿着报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炒菜，煨汤。一盘青椒肉丝，一盘炒鸡蛋，一碗红豆酸菜汤。全是可口之物，真叫我馋涎欲滴。那里一声“请吃饭”，我就走到桌边坐下。接过人家盛满米饭的碗，发现她这米特别白。挑几颗送进嘴里一嚼，夹生的。我说：“你这还是生米嘛。”她说“还不熟？”接过筷子就碗里挑一些进嘴一尝，说：“真不熟！咳！是院长帮我放的水，水干了我才抬下来的嘛。”陈院长大概是听清楚了，从隔壁走过来说：“水干了还要用小火烤嘛。好，好，好。我家有饭；不过是包谷饭，不嫌粗，舀来吃。”她笑着说：“第一次煮饭就出洋相，还请客哩。”院长说：“又不是外人，没关系，我们是家门，一家人。”笑笑呵呵，吃完了这一顿饭。包谷饭，酸菜豆汤，比什么大来都香都甜。

有一天，到邮局取邮件，发现一封省作家协会给野里畜牧场党支部的信。我颇感惊诧，场长兼支书不识多少字。兽医虽是大学生，专业水平不错，不搞文学，也不看文艺书籍。会计钟兆全有点爱好，还不曾写过东西；在赫章中学我上过他们班的课，还有点亲戚关系。另外两个畜牧干部，那水平与文学搭不上边。这信肯定与我有关。扪心自问，没有反动言行，但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生死攸关，什么都顾不得了。骑马走到半路，翻出来拆开。内容是：“那首诗是反动的，右派分子抄写这首诗，表明了他顽固的反动立场，应当给以严厉的批判。”不用多考虑，是那位畜牧干部搞的。老子一发狠，将它撕碎，临风挥撒了。记起来了：有一天看《鸭绿江》，偶然在扉页上抄了《伯夷列传》上的“采薇”的前四句：“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也。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也。”后来这本刊物丢失了。原来如此！今天算天佑寡人，“判决”落在我手里。我就毫不客气，将它毁了。人家不给回复，他会怎么想呢？

面对现实，不容乐观；看看报纸，反修声浪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如此等等，何以家为啊！况且谁会嫁个右派！

反修，我从内心赞成。老毛子，欺人太甚，损人太多了。写了一则寓言《狠和老羊》，故事接着克雷洛夫的《狼和小羊》讲起，斗胆寄给《人民日报》。不久，收到袁水拍用钢笔写的复信，说是“爱国反修的热情可嘉，但就目前形势，还不宜发表。”

从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枯木朽株解》，认为郭氏所举此语出处并非最早，郭氏所解亦非确论。枯木朽株不仅能为害，亦能为用。于是草成《“枯木朽株”辩》，寄《边疆文艺》。编者用毛笔回信加以勉励，并说待进一步研究。以后杳无下文。不久读到郭氏的《温故知新》。大人物自己改正了错误。

三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野里畜牧场生活了三年，在这里经历的一些事情，回忆起来还是很有趣的，谨略述几件。

（一）

初到牧场，身体状况特坏，情绪不好。体弱而浮肿，真像打肿脸充胖子。场领导慈悲，没分派给畜牧队也没给农业队，叫我打杂，叫干啥干啥。一匹马叫“玉龙”，被竹籖刺伤了脚，跑不动，不能和马群上山。领导叫我牵它出去走走，单独放牧。我把它牵到场部对面一块空地里，缰绳搭在马背上，让它一瘸一拐地自个吃草。我搬来一块石头。坐在里埂高坎下看书。天气阴沉沉，估不到是什么时候，仿佛有人叫喊，抬头一望，那面坡上是农业队在整地。有人打呜吙，有人挥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不管。随他去吧。看到他们收工，我也就牵起跛马回场。到了场部，他们都在吃饭了，才听他们嘈嘈杂杂地说话：今天你胆子真大，你的洪福真高，你坐的那个高埂上有一只老虎，走来走去的几个来回，还站了好一会，才上山去。

原来如此！听起来都后怕。老虎肯定看不见我，但一定看见马了，不来咬马，大概是不饿吧。谢天谢地，我和玉龙算躲过这一劫。或者，农业队人们的呼吼，威慑了这只大虫吧！

野里坝当年是有虎的。早在除四害的年代，县人武部长布置任务，要兴发区野里坝打一只虎。我来场之前，牧马人因事回家延误，天黑才去收牲口，已被虎咬死了三匹大洋马。场长被停职反省，叫到局里来边劳动边检查。我到场之后发生过三次虎患：一匹本地小白马，用来拉磨的，关在木柱编竹篱的小厩里。生了一只小驹子，三四个月了。一天晚上，人们还坐着，听到骒马的叫声，执勤人员提灯往视，小马驹被老虎叼走了。篱笆门已被拱破，形迹显然。一次收牲口回场，少了一匹马。第二天找到尸首，居然不曾撕破皮肉。另一次是公然跑进牲口群来咬死一匹马。我已写在散文《马与虎》里，就不重复了。

（二）

从威宁县板底乡的百草坪往东，经过赫章县妈姑镇、珠市乡、兴发乡到威奢乡这一系山脉，中间有一段水城和赫章的分界。畜牧场周遭放牧牲口的草场，都叫韭菜坪。本地人为了具体指称，一坡一垭，一峦一壑，另有名称。年代久远，记不确切了。但从场部看去，四周的高原草场，连一株大树都没有。除了故意把牲口吆到沟壑里的时候，通常日子，人在场部附近就能看到坡上的牲口群。

是初冬了，庄稼已经收获，地空场光。不知从哪里来一匹青牡马，侵入我们的马群，这群蒙古大马全是牝马，带两匹小驹子，毫无抵抗力。见来了这样一匹异类，就成群地奔逃。青公马就一个劲地追。一会儿跑了几片坡。牧马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只好跑回场部，叫我把“金沙”放出来。我从厩里牵出“金沙”，牵到场部房后的空地上，它已看到坡上的马群，给它取下笼头，它就一声长嘶，直奔马群。“金沙”刚赶上，青马停住脚，迎战来了。青马不追，马群也不再跑。青马一路威风，气势正盛，昂首以待。金沙伸长脖颈，奋蹄扬尾，直扑过去。青马虽腰肥体壮，毕竟个头太小，实力悬殊，支持不住，被搡了个趔趄，掉头落荒而逃。金沙穷追不舍，一边用嘴啃青马的脊背。青马勉强用双腿向后踢，但这得有一定距离。现在两匹马已是并肩而跑，那踢就全落空了。站在平川远望，实在是一道好风景：兰天白云之下，广袤 草场之上，两匹马一青一红，一大一小，飞快地奔驰，实在引人注目，令人喝彩。牧马人终于赶上了稳定的马群，驱赶着回家。青马大概累了，脚下也慢了些，这一慢下来，它挨啃的机会就更多了。它最后往山下跑，往平地跑，总逃不脱金沙的追咬。终于跌在一条地埂下，起不来了。及至牧人赶到，金沙还在咬他，用前蹄刨它。眼见它一背鳞伤，只好用笼头套上金沙牵着回场。一路走一路回顾，也不见它起来行走。也许是又伤又累，真没有劲头了。当然谁也不理会它。第二天早上再看，青马不在那地上，大概是夜里缓过气来，回家去了。老马识途，是一定的。以后没听说过有关的消息，大概不是本地人的马吧。

（三）

阴历五月初五是传统的端午节。在汉族地区，过端午颇为隆重，节前洒扫庭院，清除污秽。节日悬挂菖蒲和艾条、吃粽子、做香包、划龙船、采草药，备一席丰盛的午餐，叫早端午，晚（八月）十五。喝雄黄酒，饭后游百病，热热闹闹玩耍一天。

野里坝不同，这儿没有河，不产米，也没有菖蒲和艾。居民多为彝族、回族和苗族。临近端午，才听说这里过端午是在韭菜坪上赶花场。

“赶花场”的字面意义与“逛花市”颇相近，但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此花非彼花。这里用的是比喻意义。苗族村寨附近都盖有一间茅草房，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春天，远方的小伙子来了，或单身，或一二人同夥，在村寨附近吹响洞箫，或弹起月琴。村里姑娘们就会迎出来，相邀到花房里，彼此结识，共同唱歌或相互对唱。总之是谈情说爱。饿了，姑娘就会从家里取来食物；困了，就在这里休息。详情不得而知，总之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花事”。

“赶花场”是把花房里的花事搬到场面上来，而且形成规模，定然可观。机不可失，一定要开这个眼界，欣赏一下这一颇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天公作美，非常晴好。我和谢宗全一早就割了一背露水草，揹到场里，连同昨天存积的一起过秤，完成了任务。吃过午饭，一人骑上一匹马，上韭菜坪赶花场来了。

这块韭菜坪高而辽阔，“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环顾八面，真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想起千多年前贵本家陈子昂登上幽州台，会不会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呢？他能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足见诗人胸怀气度之不可及。君子思不出位。厄遭阳九，计中阳谋。沦为贱民，还能指望什么呢！叫花子玩鹦哥，苦中作乐而已。苦中作乐也是乐。如果连一点生的乐趣都没有，那就早该到人家想叫你去的地方去了。生命是应该珍惜的，花场是应该一逛的。可惜的是，这花场的确没有“逛”法，没有意义，没有兴趣，大大出人意料。

青天白日之下，有那么几个小小的山峦。底部面积跟一个足球场差不多。没有一株树木，没有一蓬刺棵，全是茂盛的野草。人们，当然都是青年，都穿戴的很鲜亮。在强烈的日光暴晒下，有的撑油纸伞，有的戴竹笠，有的用花布或花手帕覆盖在头上。成堆成团，聚集在这些个丘峦上。风很大，听不到歌声，更听不到说话声。我们各自牵着马，在草地上走走停停。既不认识任何人，又不想插进人家的团伙，也找不到由头。莫名其妙地走上一阵，叹息几声，只好打马回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是昼长夜短的季节。不管白昼怎么长，太阳总要落下坡去，夜幕总要降下来。天空还不太黑，山上的火把就亮起来。星星点点，疏疏落落，不断移动，仿佛还有吆喝声传来。我恍然大悟，这才是赶花场啊！心知其意，觉得也没多少看头，各自回屋。过不多久，一批人亮着火把闯进了场部。吆喝说：场里的工人把他们的姑娘带跑了。嚷嚷一阵，也没有谁理睬他们。咋咋呼呼一通，也就走了。

第二天割草回来，大概九点钟光景，谢哥突然指给我看，牧场正对面一个小石山上，几个穿长衣服的女子在那儿走动，逐渐变小，消失了。当地的人王某说，那里有个山洞。虽然距离场部只有里把路，我却未曾去过。仔细想来，应该是一个“花洞”吧。

（四）

蛇是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动物，阴险冷酷，又贪又毒。“虺蜴为心”“蛇蝎心肠”是文人常说的话，“人心不足蛇吞象”，是民间谚语，“见蛇不打三分罪”，表达了共同的敌忾。我曾写过《维虺维蛇》一文，用蛇来说事，也出于相同的认识和感情。在耶稣的《圣经》里，蛇是人类罪恶的策划人——罪魁祸首。可见人同此心。

小时候，大约七八岁吧，族中弟兄五六人趁星期天到河中洗澡，路上见了条蛇，是谁一声“伙计！”大伙就以石块为武器，向蛇进攻。一阵乱石快把条菜花蛇砸的稀烂，提了撂进河里。老人们教导说，见到蛇，不能互相呼叫姓名，被蛇听了去，就会遭到祸祟。如此说来，这东西还和鬼神有勾结，神秘得很。

畜牧场盖一栋新房，安排人割桦竹梢来苫房，论重量计任务。各人单独行动，不兴集体出工。我揹了一背竹梢，走到与场部隔条干沟的下坡路上，看到一场“龙虎斗”。路左埂上，一条蛇蜷成一盘，头从盘中心昂起，吐着信子，对着一侧的灰猫指指点点。我站着细细观看。猫纹丝不动，一支前脚落地，一支曲在胸前，对峙一阵，蛇转头欲动，猫伸前脚抓它一下，蛇又掉头冲猫一头，以示抵抗。如此反复几次。我想看个究竟，把竹梢往地上一靠，松开背绳，站起来。猫被惊吓，“咪吔”叫一声，跳下地埂跑了。在我看猫之间，蛇却梭过来，钻进我的竹梢里。我提起竹梢猛抖，蛇落在路上，随即下了路埂。路下是王景和的家，蛇就朝他家墙上爬。我担心这害虫到人家去为害，至少会惊吓人家大人细娃。就跳下路埂，捡起石块砸蛇。蛇受了伤，掉在地上。但还能扭动。民间有句话怎么说的，一时忘了。记得是这个意思，蛇这种东西，不打则已，一打就得将它打死，否则它会回来报仇的。下定决心，三五石块，把它打死了。我刚回头，王景和的妈闻声绕到马房后。她一看就明白我打死了蛇，不依不饶，要我把蛇拿走，我无话可说，自认倒楣。提着蛇尾巴，送它走了几十公尺，甩在沙沟里。

（五）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跃进到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大饥饿。死了不知多少成人和细娃。孤儿院这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食堂撤销，农民有了点自留地，有的还开了点私荒，从死亡线上，还魂过来。孤儿院里的孤儿十八岁，该出院了，却无家可归。政府统一安排，畜牧场来了二十名。场里分派他们，有的种庄稼，有的放牲口，其中一位来自兴发区孤儿院的郭其林，值得一叙。

郭其林十八已过，身材墩笃，不到一米五，连爹妈的名字都说不出。只知道有个弟弟，被人偷去煮吃掉。那个吃人者曾被处罚，把小孩的骨架挂在他的胸前，游街示众。据丁应芳讲，他曾亲见这一示众的盛举。但其实很冷清，没多少人走得拢来助兴，毫不热闹。牧场是集体伙食，按各人供应指标发给饭票，凭票打饭吃。郭其林领得饭票，本是一日两餐，他中午偏要吃饭，不到月底，他的饭票用完了。无可奈何，场里决定他的饭票由司务长管，每天给他两餐，多的定量数额，月底再给他。

郭其林见我常看报纸，有一天问我：“叔，你还有报纸没得？”我说：“有啊。”他说：“你给我点嘛。”我问：“你拿报纸做啥子？”他说：“我那个媳妇讲，叫我拿报纸糊起房子，她就嫁给我。”我说：“你找好房子，我再给你报纸。”场里派人牵马到赫章驮发给孤儿们的卫生衣裤，场长叫带他进城见见世面。这之后，一天，他对我说：“叔，我这回见到汽车了。一个娘带一个儿，娘拢哪里，儿拢哪里。”我没回答，只觉得眼眶发热。

牧场虽从事畜牧和农业，毕竟是国家单位，一般也要按时作息。工人们有不少休息时间，但都用于玩扑克。我建议干部和场领导：办个夜校，教工人们学点文化。场长李兴盛是位忠厚的共产党员，干部王镕鋆、钟兆全也热心支持。买来课本和文具，编了两个班，王镕鋆是大学生，福建人，语言差异大，不便上课。由我教四年级班，钟兆全教二年级班。夜里上课，白天抽空写作业。孤儿们大多数还是在饥饿之前上过学的。特殊的是场长本人带头听课，还写作业。一切都很正常，对生产生活毫不妨碍，无不良影响。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局长白明德亲临牧场，抓阶级斗争来了。说陈绍炎不老实改造，还想当老师，让工人们喊他老师，仍然想骑在人民头上，仍然来毒害青年，云云。并批评场长右倾。具体指示场长，不可叫他老陈，就叫他陈绍炎，跟他讲话要说：场长指示你，不可用商量的口气。李场长确实忠厚，恪遵不误，每在人多场合叫我做什么，总说：“场长指示你。”我听着很舒服，不反感，因为他不虚伪，无阴谋。

一九六二年夏秋之交，场长到毕节开了一次会，回场部作了传达。工人们很高兴了一阵子。特别是畜牧方面的几位，已在为自己的发点小财作了规划。据他们透露，无论畜牧、饲猪、养马，都是包干，场里提供房舍、工具和饲料，牧人们负责饲养畜牧。双方协商订立合同，每年剪羊毛多少，产仔多少；超额分成，完不成任务受罚。人们说：真是这样，气力有地方使，办法也是人想的，而且私下里已在酝酿一些办法。

没过多久，场长赴县城开会，回来传达工业学大庆，宣传大庆精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资本主义。什么包干分红等资本主义尾巴，必须连根铲除。

一九六四年，牧场亏损八千元。翌年，地区决定牧场下马。大牲畜和羊群移交给毕节金银山畜牧场，会计钟兆全和几位牧工跟着调走。其馀工人分别调毕节地区建筑公司、赫章和威宁的工业系统。威宁应当去十个人。我要求调威宁。到了赫章，县委统战部蔡子岗找到我，劝我留在赫章，说熟人多，好相处。我感谢他代表党的关怀，敬谢厚意。坚决要求到威宁去吃苦荞粑——去当苦荞粑。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