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向未来的经学与礼学”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作者：承冯志

来源：“尊周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十日辛卯

           耶稣2017年7月3日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同道一起讨论经学与礼学的未来。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学是没有未来的，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人民大学能在今天召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可以说是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回应。

经学有没有未来，经学能不能回应今天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在我们试图以经学来回应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深入经学、深入经学中的流派的过程，首先以一个完整的经学流派来展现先儒的智慧。

我个人的兴趣在春秋公羊学，因此我想从春秋公羊学的角度来谈经学的未来。在我看来，经学源出孔子，孔子之前有“诗”但没有“诗经”，有“书”但没有“书经”，有鲁国国史春秋，但没有“春秋经”。孔子之前没有经，这是一种断，未经孔子整理的典籍只能是历史资料，并不是经，这是一种信念，是无可辩驳的。这也并不是我的发明，我们可以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中找到类似的观点。

在公羊家看来，经学是一种希望之学，是失望乃至绝望中的希望。因此我们学习经学，首先可以获得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是对尧舜之道的希望，也是对中国的希望。其实也不单单是公羊家，谷梁家在《谷梁传》的最后疏解说：

麒麟一致，不为暂有，虽时道丧，犹若不丧。如此为文，是所以取贵于中国，而王道颂盛，麟凤常有，此则《春秋》之意然也。

因此对于谷梁家而言，无论中国“学绝道丧”到何种程度，只要有《春秋经》在，就不用太过悲伤。因为只要儒生能体会《春秋经》的义理，努力践行，王道随时就会降临，就仿佛王道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一样。

公羊家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在绝望而又充满希望的心态中写成的。说孔子绝望是因为麒麟生于乱世而死，此在孔子心中意味着天下乱世不会很快结束，天下百姓将继续遭受战乱之苦。公羊家疏解说：

尔时天下土崩，英雄鹊起，秦项之君，视人如芥，殽函之处，积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积骨流血之虐也。

我们今天一般不承认孔子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孔子从当时各个诸侯国国君、大夫的态度，预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将愈演愈烈是合乎理智和逻辑的。

说孔子心中充满希望是因为孔子深信“尧舜之道”是善道，深信“德不孤，必有邻”。尧舜生活的时代距离孔子有1700多年，但孔子在整理尧舜留下来的典籍的时候，孔子的内心和尧舜发生了共鸣，孔子感受到尧舜伟大的人格魅力，也似乎听到了尧舜对自己的鼓励，这种鼓励虽然间隔了1700年仍然令人怦然心动。对于孔子而言，承认尧舜之道为善道，知晓尧舜对自己的期许，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尧舜不对后来者绝望，孔子又如何会对后来者失望？尧舜给后世的圣贤留下了大量的制度及典籍，饱学如孔子又会给后世的圣贤留下什么？这应该就是孔子在“西狩获麟”后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经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公羊家认为孔子是怀着希望离开的，孔子的希望就是尧舜之道大行天下。那么当我们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获得这样一种希望呢？在孔子写了《春秋经》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提前获得这样一种希望，并把他转化对王道的希望、对中国的希望、对圣人的希望，并以此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我认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先儒的语境，这样的经学才是活得经学，才是面向未来的经学，同时也是经学（希望之学）本身。

从上面的引文大家可以看到，我引的都是疏文。这和我个人的治经习惯有关。我个人倾向于专经而治，也就是皮锡瑞所说的“治一经得一经之益”。刚开始不要做什么会通，那样只能是浮在表面，缺乏深度。我治《春秋公羊传》，一开始最注重不是经文、传文，甚至也不是注文，而是疏文。在我和同道交流的时候，我经常建议学习春秋公羊学先从疏文开始，在家法师法断绝的情况下“以疏为师”是治经的最好选择。我反对只读经文、传文而不读注、疏，我们现代人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可以越过注疏而得到先儒真意。此外在学习经学的时候，我们最好“放下我们的所有”去学习一门经学，专看、专思，在划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内（比如半年、一年之内）以注疏的是非为是非，这样可以深入，是一条治经的捷径。

本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为《春秋义理视野下的“隐桓之祸”分析》，这篇论文的出发点就是三传分治，各传并行，在承认三传自身体系的基础上探讨各传面对问题时的解决方法。经学是黑暗历史时期绝望中的希望，作为希望的经学面对的问题大到天下秩序，小到日常生活，用什么来解决？有什么原则？在公羊学以及谷梁学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两个原则，一个是“礼”，一个是“正”。礼的本质是“中正”。正一般用来处理大事，偏外，中一般用来处理小事，偏内。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分析公羊学和谷梁学是如何试图用“礼”、“正”的原则来解决现实问题的。

在我思考经学复兴的时候，我根据《公羊传》中“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和《孟子》中“有王者起”提出儒生渴望“新文王”的说法。大家一般都承认没有文王也就没有“旧邦新命”，那么今天的儒生是否还渴望新的王者降临人间，我们为新的王者降临做了什么？一些东西是大明的、还是大清的，是不是最终都是新的王者的。“有王者起”这个孔子（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心中的精神支柱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精神支柱还要不要？不与现实权力相妥协的经学，是否可以以“新文王理想”为皈依。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注：本文为在“面向未来的经学与礼学”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