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耕读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李存山

来源：原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年三月廿七日庚辰

          耶稣2017年4月23日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伏羲和神农之世，就已从渔猎生产逐渐进化到了农业文明。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有了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至迟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就已经有了以“明人伦”为宗旨的学校教育。简言之，农业文明加上以“明人伦”为主的学校教育，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耕读传统。本文认为，孝悌为本、崇尚道德、克勤克俭、人与天调、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等等，是中华民族在耕读传统中形成的文化“常道”，这些在当今时代也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以农立国 耕读传统 文化常道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以农立国，以耕读传家。《周易·系辞下》说：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这段话说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远古时期就不断地认识自然界的天地万物与人类自身，创作了“八卦”（即后来所称《周易》）的文明成果，从包羲（又作伏羲）之世的渔猎生产逐渐进化到了神农之世的农业文明。孟子说：

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契（xiè）是尧、舜时期的人物，他曾担任火正，发明了以火星纪时的历法，这应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他还曾帮助大禹治水，后来被任命为主管人伦教化的司徒。这说明在尧、舜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有了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孔子编纂的《尚书》是从《尧典》开始，这并不是偶然的。孟子还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同上）

这也说明，至迟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就已经有了以“明人伦”为宗旨的学校教育。简言之，农业文明加上以“明人伦”为主的学校教育，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耕读传统。如果略对耕读传统作展开的论述，那么我想，以下几点是有重要意义而且有现实价值的。

一、孝悌为本，崇尚道德

中国民族自古就是以农立国，而农业文明大多是聚族而居，因此，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宗族和家庭。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指出在西方的古代，其进入文明是“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其发展路径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是采取了“维新”的方式，“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其特点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②]。这当然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以农立国，中国的乡村都是聚族而居有关。

农业文明重视宗族和家庭，也就必然重视宗法秩序和家庭伦理。孝悌即爱亲敬长是家庭伦理的基本要素，因此，孝悌观念在中国古代伦理中起源甚早，也最受重视。在《尚书·尧典》中就赞扬虞舜“克谐以孝”，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列出的首恶是“不孝不友”，在《诗经》中也有“是用孝享”，“孝孙有庆”，“永言孝思”等诗句。在《论语·学而》篇，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就是以孝悌为仁之本始，而“仁”就是普遍地“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也就是孔子说的“泛爱众”。孟子进而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学说是以“仁”为道德的最高范畴，而孝悌是仁之本始，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通过“忠恕”之道的“为仁之方”，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而达到普遍的道德和谐。其不仅具有人际关系的普遍道德意义，而且兼及“爱物”的生态保护意义。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孟子说：“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所设想的“仁政”学说中，除了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外，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这说明儒家的道德学说在从孝悌的亲亲之情扩充升华为“泛爱众”的普遍道德时，也必须有“明人伦”的道德教化。“耕”与“读”、仁与智、行与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当今社会已由农业文明进至工商产业文明，由“全球化”而呼吁“全球伦理”，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尽管有此巨大的社会变化，但是被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特殊国情所决定，中国的工商文明仍然应该把“根”扎在乡土文明中，如果这个“根”枯萎了，那么中国的工商文明势必会出现种种病态。就全球化的普遍伦理来讲，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因此，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发表的《全球伦理宣言》所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而且，此《宣言》还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文化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孝悌为本、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二、克勤克俭，人与天调

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在生产力尚不发展的条件下进入了农业文明，所谓“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当时生产和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即使在春秋战国进入了铁器时代以后，农业生产仍然是社会各行业中最艰苦的劳作（《商君书·外内》：“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在长期的艰苦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中华民族很早就养成了“克勤克俭”的美德。

在《尚书·大禹谟》中有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后来形成的“克勤克俭”成语就是源于《尚书·大禹谟》。在《尚书·大诰》中，周公教导年幼的成王说：“天闷毖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后来由此衍生出“天道酬勤”的成语。在《尚书·无逸》篇，周公更教导说“先知稼穑之艰难”，批评那些“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的不肖子孙。在《尚书》中还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太甲上》），“尔惟克勤乃事”（《多方》），“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周官》）等等。这些都说明在上古时期对于“勤”“俭”的重视。

在《论语》中，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这是学之勤。“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这是为政之勤。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节用”是为政之俭。孔子说：“礼，与齐奢也，宁俭。”（《八佾》）这是孔子主张礼制要俭。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这是孔子主张生活要俭。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这是老子主张行道要勤。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王弼注：‘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老子把“俭”视为“三宝”之一，他说“舍俭且广”（舍弃了节俭而只求物用的广足）就会“死”，这尤其值得警诫。

可见，儒、道两家都重视“勤”“俭”。后来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所谓“静以修身”，就是专心致志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可谓修身之勤，而“俭以养德”确实是提升道德修养的一个必要条件。

节俭不仅具有道德修身的重要意义，而且“节用”“爱物”也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农业生产必须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中国文化不仅重视人伦道德，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思想。所谓“人与天调”，就是说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界“阴阳消息”的时令、节气来安排生产和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也要“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孔子说的“使民以时”，就具有爱惜民力、不干扰农时的意义。按照一定的季节来安排生产和生活，也有一些禁令，如春天不允许伐树、夏天不允许捕鱼（《佚周书·文传》：“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等等，这也有生态环境保护，给自然界以繁衍生息之机，使人类与自然界相协调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在农业文明、耕读传统中形成的“克勤克俭”的美德，“人与天调”的生态伦理，在当今的工商产业文明、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当今社会的好逸恶劳、过度消费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等等，更呼唤着克勤克俭、人与天调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自强不息，协和万邦

在耕读传统中，长辈教育后代的两句最朴实也最重要的话就是“要学好”，“要要强”。实际上“要学好”就是要崇尚道德，“要要强”就是要自强不息。张岱年先生曾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称为“中华精神”[③]，而这种精神也就深含在中华民族广大民众的素朴话语和人伦日用中。

这种精神也源于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对天地的敬重和效法，即《易传》所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中华民族也把“天地”尊为人与万物的父母，即：“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说卦传》），“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从而儒家文化也就有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正蒙·乾称》）的高尚道德境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即使经历了千难万险，也永不认输，永不绝望，而是自强不息地追求实现一个道德理想的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在近代也衰而不亡，乃至有今日的民族复兴之路，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就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在耕读传统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把个人自强、家庭自强和民族自强结合在一起的，而“自强”又是与“厚德载物”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中华民族虽然“自强”，但是同时也温良敦厚，爱好和平 [④] ，反对侵略战争，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以天下为一家”。这在现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就是永不称霸，主张和平外交，和平共处 [⑤] ，人类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和平的世界。在当今世界，虽然国与国之间仍不免有各种冲突，但是汉代王充所说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使“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论衡·非韩》），此即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备，而硬实力主要用于防御，使“犯德者畏兵而却”，而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这对于中国当今的对外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

农业文明与工商产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必然有所发展、变化。但是正如孔子所说，“礼”不仅有“损益”发展，而且有相“因”继承 [⑥]。张岱年先生也曾多次指出，文化既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也有连续性、继承性的“常” [⑦] 。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对于以往历史阶段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因素，我们要有所减损，同时也要增益一些现时代的新的因素；而对于在以往历史阶段形成的文化之“常道”，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并且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在我看来，以上所说孝悌为本、崇尚道德、克勤克俭、人与天调、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等等，应即是在耕读传统中有重要意义、在当今时代也仍有现实价值的文化之“常道”。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于2016年11月22-23日参加在厦门市举办的“耕读在两岸，文明共承传”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②]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1页。

[③] 参见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④] 孙中山曾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

[⑤]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与印、缅两国总理首倡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中内蕴的精神实即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周恩来在1963年接见国际友人时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等，“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⑥]《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古注以“父子相继”为“世”，一世是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距我们现在有两千五百多年，而我们仍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

[⑦] 参见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化与创造》等文，《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5、248—249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