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族群,怎样才能获得“新生”?首先必须解构自己的旧的主体性,进入“前主体性”情境,进而获得新的主体性。“前主体性”概念乃是“生活儒学”的基础性、关键性概念,其思想视域是“前存在者”的“存在”——“生活”观念。这种“前主体性”情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人类由此得以进步。
不仅“经”或“书”不能穷尽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不能穷尽圣人之“意”,而且即便圣人之“意”也不能穷尽“道”本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言说,需要“意”、“言”与“经”。
荀学中确实存在着法家专制主义因素。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但荀学却仍以隐蔽的形式发挥着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这就是专制权力的“阳儒阴法”政治路线。而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之际,荀学复兴,这表明荀学中存在着有助于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资源。但荀学的现代复兴乃是伴随着儒学的···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是指其本体论的转变,即从“变易本体论”转为“超越本体论”。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而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的外在超越;最终建构一个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性的外在超越者。
儒学实践不仅是关乎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乎民族复兴的事情,即是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一种责任,这是儒学实践的宗旨所在。儒学实践是一个“功夫论”问题,尤其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是实践与学习的关系。实践儒学的前提当然是学习儒学,这里特别是要严格区分儒学的复数的历史形态与单数的基本原理,从而准确地把握儒学基本原理。第二是···
蒙培元“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不同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观念,在于它是主体心灵境界的“自我超越”,即并不是存有论的超越观,而是境界论的超越观。不仅如此,情感儒学通过反思而超越“内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别是“敬畏”的情感体验。当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内在超越;因此,内在超越所存在的问题同···
2019年10月28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与清华大学政治系任剑涛教授在青岛嘉木美术馆的荒岛书店相聚。两位学者出于对当代儒学之出路的现实关切,就儒学史上的内在超越问题及其与世俗权力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剖析,从而对两千年儒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灾异”说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核心枢纽,因为他正是通过解释“灾异之变”现象来臧否政治而引申出自己整个思想系统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
这本书稿写成于2001年6月,原属于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所主编的一套丛书《儒学与中国文化》,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但因故未能出版。
哲学在轴心时代以宗教的对立面出现,否弃了外在神圣超越,而走上了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但在取得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今思想的根本任务是克服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这意味着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对此,现象学“解构→还原→建构”的思想方法和《周易》“古歌→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建构路径都有深刻的启示,后者“···
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复兴必定蕴含着该民族国家之文化传统的复兴,那么,作为一种前现代的观念形态的儒学,怎样才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黄玉顺先生创建了“生活儒学”思想体系。 本书从生活儒学总论、生活儒学的方法论、生活儒学的本源论等几大方面展开论述,意在呈现作者创建的“生活儒学”思想系统的整···
《哲学断想:“生活儒学”信札》主要收录黄玉顺教授从2001年到2018年这18年来的书信,分为生活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善、总结与附录五卷。这些书信是作者与学界朋友、所带的硕士博士生及一些青年学子的即时交流,随感而发的思想片断;话题主要是广义的“哲学”问题,故可视为作者“生活儒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一种忠实记录。《哲学断想···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