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背景：新华网北京5月4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从研究室走出来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快步迎上去同汤教授亲切握手。在汤教授研究室里，总书记同他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继参观儒家圣地曲阜孔府之后，在今年“五四”当天，习近平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地看望了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并询问汤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撰进展情况。据官方正式报道，习近平同汤一介“促膝谈心”，并配发了习近平牵手汤一介的照片。

之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电子大屏幕又打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标语，内容全是儒家价值观。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中国文化“亲近”举动频频，令人瞩目。

在去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

尤其引发高度关注的是，今年３月至４月，习近平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大谈特谈中国文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身着“中华立领”参加国宴，以实际行动彰显其所极力宣扬的文化自信。

在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高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对“五四精神”所标榜的民主、科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一带而过、不费口舌，但却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在5月15日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习近平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中全是儒家核心观点。

分析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讲话，其特点越来越明显，即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很少提及，但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着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高层面上追求文明复兴。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比多数儒家学者（包括汤一介、余英时）更有儒味”（余东海）。

“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秋风敏锐观察到，在“8•19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习近平这里，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念的转变，以“打到孔家店”起家的执政党，从未有过，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么，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为何要做出这种选择和转变？当代儒家另一重镇康晓光，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康晓光最近发表了题为《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

与众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该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条件是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

康晓光判断，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

基于此，康晓光认为，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性要求，其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无论是习近平牵手儒家，或是儒家与执政党握手言和，任何理论解释和价值批判，都必须立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现实情景。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识，但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

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两派中皆大有偏执者，政治认同难一致，较古之中国士大夫群体及今之西方精英群体相差甚远。

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不希望中国发生颠覆性革命，认为于国于民皆不利，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今仍被西方挤压，中亚北非诸国颜色革命后陷入动乱，殷鉴不远。

故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就历史大时段来看，民国可类比春秋战国，共和国可类比秦汉。

当局既不是如批评者所谓的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的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执政党若能顺势而为，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既可保证国家成功转型，亦可再建千秋伟业。

    发表于2014年5月2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