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顿毛泽东
作者：杜吹剑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多维CN》2017年3月号

近期，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因在网络发布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言论”，遭到部分毛左派人士上门抗议，官方旋即解聘邓相超的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职务，校方亦对邓相超给予行政处分并办理退休，从而引发巨大争议，亦备受关注。

另据媒体报道，邓相超不是因本次事件被去职的唯一公众人士，河南漯河市电视台职员刘勇也被停职检查，官方通报的理由是“假借漯河电视台制片人身份认证新浪个人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歪曲事实真相”“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道德规范，问题严重，影响恶劣”。从网上流传的截频可见，刘勇在微博中声援邓相超，强调“决不向无耻的毛粪们低头”。

邓相超事件与之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事件，背后的问题都是如何安顿毛泽东。

对毛泽东定位的困境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当代中国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虽然全盘否定了“文革”，但以所谓拨乱反正和批判毛泽东身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方式，继续维护了“文革”的实际发起人毛泽东的政治地位。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否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发动的“文革”的同时，仍然在党章中规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之一，这种做法使围绕如何评价毛泽东而产生的国内对立双方甚至多方，都有了各取所需的政治话语合法性来源。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的趋势日益加深，官方已经很难垄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和对毛泽东建国后是非功过的评判，如果不能及时地、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分裂及其所呈现出的人们言行的日益对立，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将带来巨大思想、政治危机。

照片：邓小平在毛泽东纪念堂（资料图）

应该说，当年官方对“文革”的否定和对毛泽东地位的维护，体现出较高的政治理性，达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起到了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分化和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威权式的否定和维护已经不能笼罩各方的利益诉求和独立判断，亟需作出调整。

如果放开舆论，寻求通过公共讨论来达成再评价的社会共识，官方忧虑和警惕的是，右倾势力会藉由公开讨论“文革”而彻底否定毛泽东，进而引发执政合法性危机；而左派势力也会与民粹思潮结合，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扩展到恢复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呼吁“打倒邓小平”，给“四人帮”平反并肯定“文革”，进而否定改革开放。

就目前的做法来看，执政党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和维稳的手段，尽量走中间路线以避免矛盾激化。但这种威权式的处理方式能够支撑多久，是不是符合当下的政治理性，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照片：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料图）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执政党的自我改良保证了中国还可以维持与世界主流政治形态相悖的党国体制，但在开放环境下成长的新利益群体，包括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出于对党国体制有可能重回“老路”的担心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一直在推动符合所谓世界潮流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极力要求祛除一切会诱发重回老路的因素，彻底否定文革和清算毛泽东是他们最集中的诉求。

这股力量由于依附于世界主流价值系统和知识体系，并与改革开放话语相绑缚，对威权式治理方式有着较强的抵抗力。

而另一方面，党国体制和特色理论悬置马列毛思想的策略，也给予了社会分化中的失落群体和毛左派运作的空间，他们极力放大改革开放产生的社会问题，强调亡党亡国的危险性，以避免党和国家走上“邪路”和所谓“自干五”的姿态在网络和现实空间频频出击。

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国政治话语合法性制高点，并将“反毛”与“反党”“卖国”等同，采用“文革”话语上纲上线，给相关当事人和所在单位及地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而屡屡得逞。邓相超和毕福剑的遭遇，就是此类事件中的典型。

道统和政统

如何安顿毛泽东，的确无法回避。全面肯定与全面否定，均走极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要妥善解决此问题，应该主动继承历史传统，自觉汲取中国古典政治智慧。

中国历史上，政统与道统保持分离，两者精神一致而领域有别，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各自发挥功能。道统自有传承线索，与政权沿革并行。

所谓“中华道统”，是指儒家关于中国古代圣王之道传承统续的理论，用唐代韩愈的话说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云：“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卷十五又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 ”

当代儒家学者蒋庆指出，道统的核心是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由孔子等古圣人创立，由民间历代圣贤大儒代表并传承，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而政统则由皇帝或政府承担与代表，只表明皇帝或政府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不具有精神权力的合法性，即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

照片：文庙大成殿（资料图）

道统对政统的指导和制约，政统对道统的尊崇和敬畏，是极为鲜明的中国历史传统，也在中国治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秦朝以后，没有哪个帝王再去跟孔子争道统代表。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过阙里，以太牢礼祀孔子，开了国家元首祭孔的先河。唐代唐太宗下令各地州、县必须建孔庙，地方官必须岁时在孔庙祭祀孔子，自此孔庙成为中国古代政府官员祭祀孔子的正式场所。

明清以后，皇帝多亲至孔庙祭孔，或遣皇太子与高级官员致祭。至清光绪三十二年，遂将祭祀孔子的规格升为国家大祀，与祭天之礼同等。

历代帝王不但不敢与圣贤争道统，反而降尊卑怀诚心尊重道统、敬畏道统，愿意接受道统的评判监督。这表现在朝廷礼仪上，帝王与一切政府官员进孔庙与国子监要下马，帝王祭孔子也要像祭天一样行三跪九叩大礼。

近代以来，人们更多的将“中华道统”的问题，视为执政者是否传承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

再续中华道统何以必要

当代儒家学者陈明撰有《从道统政统概念理解历史上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关系的尝试》一文，通过考察道统与政统这对范畴所凝结的厚重历史内涵，辨明其接近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问题，对当代中国政治重建极具启发性。

陈明指出，周秦之变后，帝王以暴力建立了自己的“家天下”。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多少有些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与此政权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这使得儒家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宣讲传播的主要是“道统”，在民众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

其实，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师约翰•洛克也指出，一个以暴力肇始的政府要证明自己的正当合法，有如一切政府证明自己正当合法一样，只能以承认并支持个人和社会固有的道义权利为基础。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正是为了彰显“个人和社会固有的道义权利。”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认为，中国要顺利转型，首先要重续中华道统，并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成份，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承续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宪政，把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对中华五千年道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吸纳之上。

就此，陈明在《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一文中也认为，从制度的进化论前提出发，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前景广阔的思路，这种替代的好处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可以超越对于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的机械理解，第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震荡、降低改革成本，第三是可以兼容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解决。

孔毛并立，各归其位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非对中华道统持摈斥态度，而是明确宣称：“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毛泽东亦曾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自建国以来，执政党也一直坚定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伟大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这背后的线索，就是道统继承。

照片：国庆节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像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其所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完成国家整合，以独立主权和现代国家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即在西方列强雄视之下再次独立建国，保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但自始至终，毛泽东的主体意识十分清晰，中国革命乃为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并非为了充当共产国际的附庸。

而且，作为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发展中深受前苏联共产党影响，但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却没有学习苏共对待斯大林的做法，而是选择了典型的中国传统王朝罪臣而不罪君、清君侧的方式。

从全盘否定“文革”起，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显然是死胡同的世界革命的道路，开始向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转型，即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时至今日，在经历“独立建国”、“继续革命”、“改革开放”三大阶段九十多年来与中华文化的复杂纠结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任，习近平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儒家圣地曲阜拜谒，并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实际上就是在向中华道统回归。

照片：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政权对道统的尊重、继承，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起到凝聚族群、抟成国族、稳定版图的巨大作用。

孔子是中国圣人，是万世“素王”，代表中华道统，是政治合法性重要来源，汉唐宋明清皆尊之。毛泽东是本朝开国“太祖”，是现世“俗王”，代表本朝政统，政治地位无法去除，这是必须接受和承认的，除非改朝换代。

在道统与政统并行不悖的框架内，孔毛各归其位，毛泽东才能得到妥当安顿。历朝历代对圣人孔子与开国太祖关系的成功处理，可为今天中国政府借鉴。

故此，对毛泽东的评价，要立足国家层面，而不仅仅是政党层面。从建设国家、维护主权、改变近代以来落后挨打被动局面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国家做出了贡献，这是需要肯定的一面。

其实，中国共产党已经审时度势调整定位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已经不再盲目迷信外来理论，而是强调要“中国化”走“中国道路”，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定调整，明确宣称不会再走毛左派所主张的“老路”，开始向中国传统回归。

毛左派人士对毛泽东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重提“阶级斗争”的做法和回到“文革”的主张不可取，不但会撕裂族群破坏政治认同，而且会对中国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亦如有论者指出：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还是为了救中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边缘。维护主权和保障人权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平台，对外应对挑战，对内满足国民诉求。

那种仅以意识形态为目标方案改造社会、否定传统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

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要肯定，对毛泽东的历史局限要否定。毛左派人士眼下的一些主张和行为，其实亦有悖毛泽东“救中国”的初心，也无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政治必须立足现实理性审慎，切忌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