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以“传记之学”来诠经与创新

作者：朱汉民

来源：凤凰国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廿三日戊申

          耶稣2016年11月22日

 【导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但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那就是“传记之学”。他们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发展变化，对六艺与诸子的整合、诸子转化为传记、传记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讨儒家的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以下为原作的第二部分“传记之学：整合六艺与诸子”。

电影《孔子》截图

儒家是如何将经学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儒家学者创造性地利用了“传”、“记”等经典诠释的学术形态。虽然说，“六经”在儒学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经典的丰富意义、深刻内涵，却需要以后的儒者对“经文”的不断诠释才能够彰显出来。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如果没有“师儒讲习为传”的“传记之学”，经文中的“常道”、“常典”、“常法”就只是一种潜在的意义，那么，这些三代文献就不可能成为中华经典。

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解释经文的文献，这些文献往往是以不同体例出现，包括传、记、章句、注、解、诂、训、集解、义疏、讲义等等。在经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经学家们创造出一些新的经解体例，以表达他们对“经”的理解和解释。

尽管儒家学派是吸收三代文明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是三代文明孕育了儒家学派；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儒家学派是三代文明的开拓者，没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对三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诠释，三代留下的文献档案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孔子及其儒家不仅创立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他们还通过“传”、“记”、“序”等体例，阐发了能够指导后世的“常道”、“常典”、“常法”，最终使六经获得了垂教万世的意义。

什么是“传”？《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先秦儒家诠解、传授经典的主要体例是“传”、“记”之学，其目的是“以传示后人”、“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儒家诸子通过“传”的形式，不仅是将三代先王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王室档案保存下来，而且将其中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社会礼仪等思想传示后人。所以儒家经学不仅包括原来属于三代王官典藏的经文，同时还包括春秋战国以来儒家诸子对经文的诠解。正因为儒家通过一系列传记之学而展开经典诠释，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经学。这种经、传一体的经学体系的成型，才真正完成了儒教文明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建构。

可见，“经”离不开“传”，“传”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经学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但是，“传”的思想和学术又离不开“子”，正是“子”的现实关怀和思想创新，才使得儒家之“传”具有建构新的价值系统、知识体系的能力。儒家学者总是在“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同时，将子学的社会关切和思想创新融入到对经学的诠释和传授中去。可见，传记之学的学术形态出现，既标志着经学的成型，也体现了子学的成熟，更是实现了“经”的文化传承与“子”的思想创新的结合。

所以，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传记之学与儒家经典建构、儒家子学思想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同时态的历史建构过程。

孔子就是在整理三代文献、建立仁学思想的同时，开始了儒学传记之学的建构。史家大多认同，孔子不仅是儒家文献的“经”的确立者、“子”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传”的开创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典籍的“经”、“子”、“传”，其实均开拓于孔子。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创“传记之学”作了充分肯定。他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司马迁指出，孔子创立的虽然是私学，但是他仍然是以原本是属于王官之学的《诗》、《书》、《礼》、《乐》教育弟子，《诗》、《书》、《礼》、《乐》经过他的整理后成为经典，他在从事经典教育的时候，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故而有《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出现。

为什么现代学者看不到孔子《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原始古本？其实，孔子的讲学、传经主要是口讲言传，由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其实，记载孔子口讲言传的子学著作《论语》类文献，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开始是由学生记录他私人讲学的语录，后来经历了战国、秦汉才能够最终成型。孔子开拓的《六经》传记之学，同样是经历了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才最终成型。

孔子行教图（资料）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序》中曾经论述说：“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到了战国时代，儒门诸弟子手中主要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包括经传类、子语类的各种讲学记录，这些亦可以看作是儒家经学和子学的原始底本或古本，但还不是后来在西汉初年成型的经学和子学的典籍。关于这一点，孔安国《孔子家语•序》中作了进一步解释：

“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荀卿守其学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

战国时期的荀子手中的“儒术”，其实就是“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的讲学记录，即所谓“孔子之语”、“七十二弟子之言”的讲学、传经，并由他们的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类的“凡百余篇”的文献。应该说，它们仍然还只是秦汉之际成型的《论语》类和经传类的原始古本之一。这是因为，孔子之后，儒家后学一直在继承孔子的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

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早期儒家的经书、传记、诸子类的典籍均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西汉初逐渐恢复的儒家经书、传记、诸子各类典籍，加上郭店战国楚简、上博战国楚简等出土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当代学者仍然能够看到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 的大体建构过程。这一个时期修订完成的儒家经典传记之学，包括《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与经文联系紧密，它们主要是因诠解六经经文的讲学记录和文章，后来成为经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现成的五经的传记之学中，几乎均包括下列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一，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等代表性传记之学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这些讲学记录表达了孔子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其实就是《论语》类文献，亦可以看做是孔子的子学文献。当然，这些讲学记录也包括孔子诠解六经经文的内容，故而一部分亦可以看做是经典传记的文献。另外如《易传》的十篇传文，司马迁认为均是孔子所作。虽然自从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提出疑问后，学界不再将《易传》作者完全归为孔子，但是，当代学界仍然比较普遍地肯定《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传世的《易传》中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正体现了儒家传记之学是孔子及其弟子们不断思考、讲学、修订、完善的历史建构过程。

其二，保留有许多孔门七十二子的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孔子逝世后，孔门七十二子继续讲学、传经，亦留下了许多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周易传》、《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中，除了一部分孔子本人的言论和著作的文献外，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言论和著作。司马迁说“《书传》、《礼记》自孔氏”确是事实，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等经传确实保留了少部分孔子传经的内容，而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的子学著作。现代学者均肯定，《小戴礼记》之《缁衣》、《中庸》、《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出于《子思子》，《小戴礼记》之《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小戴礼记》之《大学》、《曾子问》出于《曾子》。这些著作既可以看做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子学文献，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留下的经传文献，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子学与经传的密切联系。

其三，是秦汉以来那些最后成书的儒家学者讲学和传经的言论。现存的“六经”传记之学的成型，基本上是在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儒学文献也日益受到重视，汉儒大量收集、整理孔子以来的各类文献，编成了儒学的经学、子学文献，其中的经学文献就包括了经文和传记。但是，汉儒在编辑这些不同文体的儒家文献时，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著作，其中一些著作还托名孔子及其门人。这样，在“六经”的传记中，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儒的文献。

通过对上述《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等传记之学的分析，我们看到，孔子及其儒家后学一直在做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儒家文献的建构过程中，传记之学其实就是一种连接三代经典和春秋战国子书的重要典籍。

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原本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个人讲学记录，这些个人讲学表达了儒家学者对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大多可以归类于子学文献。另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从形式上由依附于经，作为与经典连为一体的文献，传记之学承担着解释经典、传播经典的重大使命，三代原典的本来意义、思想内涵，均是由这些传记之学来规定的。这样，以前所说的“经”与“子”的重要区别，“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重要区别，先王的天下之治与士人的天下之道的重要区别，均被传记之学消解了。有了这些传记，人们不容易在儒学文献典籍中发现这一些重要区别。不仅是古代人不容易看到这些区别，现代学者也不容易发现它们的重要区别。

另外，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他们通过传记之学诠释经典，实现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那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包括《易传》、《书传》、《礼记》的一部分、《乐记》、《诗序》、《春秋传》等，它们作为传记的主要文化使命就是诠解经文、转受经旨。而经过他们诠释的原典，其思想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易传》、《书传》、《礼记》、《乐记》、《诗序》、《春秋传》等传记之学，一方面表达儒家鲜明的文明传承意识，他们希望上承三代先王的政治经验、道德理念、礼乐制度，使华夏文明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充分表达春秋战国儒家诸子的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既合乎理想又非常务实的“天下有道”的人文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完成了一种将子学的思想创造与经学的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的追求。

（摘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