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
不是孟子真迂远,而是诸侯近视眼
——仁者无敌续论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七日壬寅
耶稣2016年9月17日
“迂远而阔于事情”语出《史记》,是梁惠王对孟子的评价,也是当时和今世不少人的共识,甚至有些儒生也不无认同。迂是迂腐,远是疏远,空谈大道理。阔于事情,意谓不切实际,疏离现实,对处理具体问题没有什么价值。
其实,不是孟子真迂远,而是梁惠王们无道缺德者太小聪明,近视眼,不明中道真谛和仁义真相,丧失了真正强国强民的机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介绍孟子如下: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春秋时已经礼坏乐崩,战国之后更是诈力并重。而商鞅变法烈性壮阳药式的立竿见影,起了一个特别坏的作用,各国在诈力竞赛的邪道上越滑越远,进入恶性循环。从此不是礼崩乐坏,而是学绝道丧。战国七雄之争彻底违反道义原则,变成了比坏比烂比下流。就像市井小人,受到盗匪欺凌,不是发心成长为仁智勇俱全的君子,而是一个个发誓:我要比你更坏,更诈力。
但是,六国终究坏不过秦国,遂相继灭亡。可以说,这是战国六雄为它们自以为的聪明所支付的代价。既然都是坏种,不如选择一个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结束战乱者,这很容易成为普通民众和诸子百家的共识。当然,秦国已经产生路径依赖,未能改弦易辙,故也迅速灭亡,且亡得最惨。
其实,当时若有哪个大国能够实践孔孟之道,胜负尚难逆料。或者说,这是其它六国有效抵抗秦国侵犯、阻止秦国统一的唯一希望。注意,必须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仁义之道,真仁真义,大仁大义。假仁假义在春秋尚有霸道之望,在战国则完全行不通了。
当然,战国之时,礼制法度,崩坏已久,若要实践王道,也必须变法,重建礼法制度。例如,重农桑、奖军功、实行土地私有、削弱贵族特权、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等,都是必须的,适当严峻刑法也应该,乱世重典。商鞅变法,其刑法并非错在严峻,而是错在恶酷,轻罪重罚,某些刑法内容悖德违礼,违反人道。
更重要的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不良,君本主义加军国主义。当时如果有圣贤君子得志,立足于中道立场,汲取商鞅变法的某些可取之处开展儒家变法,在坚持一定道义底线的前提下展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包括经济、科技、军力竞争,那么,则秦国的命运、天下的命运都将大不一样。
孟子一再强调仁者无敌,岂欺人哉。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公孙丑上》)又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梁惠王上》只要实行王道,不在于国家大小,即使方圆百里,也可以王天下。圣贤君子若能当国作主,有“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就可无敌于天下。
在《孟子·公孙丑上》第一章中,孟子认为,凭齐国的条件称王天下,易如反掌。其弟子公孙丑不服了,这样的话,凭文王的德行,近百岁尚且没能得到天下人心;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这才仁及天下。现在您说起王天下似乎很容易,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孟子回答说,怎可与文王相比。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出了六七个,天下归顺殷朝已久,久了就难改变。商纣距武丁时代不长,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还有留存下来,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贤臣一起辅佐,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失天下。那时文王靠方圆百里之地而兴起,是很困难的。而现在形势大不一样。孟子接着说: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
当时齐宣王如果能够听从孟子之言,实行仁政王道,后来的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了。
《孟子·公孙丑上》第五章孟子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廛(chán):市中储藏、堆放货物的场所。助:指助耕公田。殷周时实行井田制。一里见方的土地划作井字形,成九块,每块百亩,其中一块作为公田,其余八块分给八家,八家同养公田。夫里之布:即夫布、里布。夫布,一夫的劳役税;里布,一户的地税。布,古代的一种货币。
这段话大意是: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的人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而愿意到那个朝廷为官;市场,提供存放货物的场地而不征租赁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不使货物积压货场,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把货物存放在那个市场上;关卡,只检查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那条道路;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不征收私田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在其田野耕种;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地税,那么天下人民都会高兴,愿来做那里的百姓。真能做到这五个方面,那么邻国的百姓敬仰他就会像敬仰父母一样。(邻国要想率领百姓来攻打,就像率领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成功的。像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奉了上天使命的人。那样还不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
在《公孙丑下》,孟子又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可惜齐宣王终究不能用,孟子遂黯然离开齐国。
孟子认为,国家的兴衰成亡,无非自求自取。《孟子•离娄上》第八章孟子说: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个必字下得非常坚决、坚定,意味着一定如此,必然如此,绝对如此,没有例外,不容置疑。可见这个定律非常铁。在《公孙丑》第四章中,孟子亦引用了《尚书太甲》“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指出国家之祸福实属自求。他说: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可以说,六国的衰败灭亡,就是六国自己求来的,是它们自己种下的各种恶因恶种所致。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国家有国家的因果。《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顺着天道而行就是吉祥,违背天道而行就有凶灾。两者的关系如影随形,似响应声。孔传:“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也。”
《大禹谟》中大禹“迪吉逆凶”之言,在道家《尸子》中说为舜帝的话,并加了个必字:“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可见儒道两家在这方面颇为一致。《易经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改家为国,这个定律仍然成立,仍然符合儒家理义。
《孟子·离娄上》第九章,孟子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
孟子假设,如果现在有一位仁慈的君主,那天下的诸侯就会支持他。就算他不想王天下都不行。孟子指出,现在想要王天下的人,就好像得了七年的病却想用三年前存的药来治疗。平时不去点滴积累,一辈子都得不到。平时不行仁政,一辈子都要担忧失去支持,早晚会败亡。
在《孟子·离娄上》第十三章,孟子说: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必为政于天下就是王天下,一统天下。仁者无敌,实行仁政可王天下,这是孟子坚信不疑、不断强调的一个中心观点,这也是与五经一以贯之的儒家外王学重要思想,春秋经就有“王道无敌论”。关此,东海《仁者无敌论》一文另有详论,可以参看。
东海曾经指出,没有相当的儒学、经学修养,缺乏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要评判圣贤君子,是极易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的。说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古今梁惠王们的误判。须知孟子最重义德,岂能“迂远而阔于事情”哉。
义德有三性:一是正义性,政治正义,个人有羞恶之心,有正义感,浩然之气,集义所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二是时代性,合乎时宜,与时偕宜;三是适宜性,适宜适度,合情合理。《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之谓义”。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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