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大量读经：王财贵教授的一点“苦心”

作者：吴小东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二月廿一乙卯

    耶稣2015年4月9日

王财贵的方法论，究其根本，是把问题简单化。不了解王财贵的人会认为他失之简单。他是故意的。我是读了王财贵及读经界各位各种讲话发言文章实践总结几十万字，有到若干读经课堂听了若干次，又与王本人及弟子及读经一线教师聊数十小时又在自己身上实验体会后，方才明白他这点辛苦用心。

                      一一《教育家》主笔吴梅

二十年前，王财贵教授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倡儿童读经，非议重重；二十年后，儿童读经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但围绕王教授的争议未见其减少，因为他现在不仅提倡读经，而且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很多人习惯于用“二分法”评论王教授：“教授推动读经当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只读经是不行的。”

“老实大量”的意思有二:一，读真正的经，不读低度的经或假的经，而且只是读，不讲解；二，越大量越好，越熟越好。按照这一理论，十三岁之前的儿童，每天只要老老实实地诵读经典就好了，其他都不必做，至少不必太认真地去做。这当然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教育怎么能这么简单呢？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对于一个与我们的普通经验大相迳庭的说法，是需要一点警觉的：要么是这种说法不对，持这种说法的人头脑太过糊涂；要么是这种说法对，普通人受蒙蔽太深而不能了解。“老实大量”读经属于哪一种呢？

 “老实大量”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记忆力与理解力发展的不同规律。无论是中国古人自发的教育实践还是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都证明人在十三岁之前的学习以记忆为主，十三岁以后以理解为主。而且记忆力是随着年龄递减的，理解力是随着年龄递增的。记忆的黄金时期有限，一旦错过终生无法弥补，而理解是一辈子的事情，越早期越不必着急。对于儿童的教育，最重要、最迫切、最应该用心的着力点是记忆，是趁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让他尽可能多地吸收储藏人类文化精华，以供一辈子的理解和运用，而不必在意他现在是否理解。

这就是王财贵教授反复阐述的读经原理之一，中国古人也直观地意识到了并一直这样教孩子，但没有形成清晰系统的理论；西方古代也有朴素的读经传统，但由于近代以来科技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泛滥，他们的读经传统除了在宗教中有所保留外，也已经断绝。王教授把中国古代教育重视读经背诵的优秀传统理论化，在以理解为唯一标准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风靡全球的今天，重新重视记忆，重视读经背诵。这是王教授对教育的一个深刻洞见，迥异于时代潮流，但如果我们承认这确是人类学习成长的一条基本规律，就不能不承认“老实大量”读经，有它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但一百年来源自西方的世界教育潮流，却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凡是儿童不能理解的，就没有用，就不应该教他，教了儿童就会痛苦。于是儿童读经就变成千夫所指的事情，被指为压抑残害儿童的凶手。经过王教授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宣导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典的价值和儿童读经的合理性，不再对儿童读经抱有本能般的反感了。但毕竟以理解为标准的现代教育已经流行世界一百年，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要清除头脑中现代教育思想的遗留，谈何容易。就是从事读经教育、国学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仍然会不自觉地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取舍。

比如有人批评王教授让孩子直接读《论语》，而不是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其理由是从“三百千”开始是循序渐进，比较简单，孩子容易接受。这种见识还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理解了孩子才能学得好。其实儿童的学习本来是以记忆为主，理解不理解对他是无所谓的。你带着他直接读《论语》，他也不会感到多么困难，因为他不过跟着念而已。教《论语》，只要不强求理解，孩子也不痛苦；教《三字经》，如果定要孩子理解，孩子也会痛苦。但先教《论语》还是先教《三字经》，其教育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论语》毕竟是经典而《三字经》不是。

又比如有人举古代私塾一面读经一面讲解为例批评王教授“老实读经”只读经不讲解。古代私塾教育论著中，确实有重视讲解的，但也有主张只读经的，而实际的私塾教学中，只读不讲更为普遍，讲解的还是少数。何况面对古人的说法，关键是我们怎么来评判取舍。这涉及到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思考，古人所说所做，合理的当然要借鉴，不合理的则不足为训。如果我们真的深明十三岁之前应该以记忆吸收为主，就不必汲汲于讲解，更不必拿古人的相关论述来责难“老实读经”。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其实非常庞杂，有相当的自发性、随意性、多样性，我们不能迷信，而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分辨。我们要把握古代私塾教育的大体和精华，它的大体和精华，只不过是读经，读真正的经，以读为主，而且要求严格。 

其他从古代私塾教育出发对于“老实读经”的批评，也多与此类似。比如要不要吟诵，要不要属对习诗作文，要不要力行礼仪如《弟子规》等等。王教授并不反对这些，你可以在教学中适当融入，灵活操作，但如果你背离了儿童读经以记忆、吸收、酝酿为主轴的基本规律，追求理解、实用和表现，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而在以理解实用和快乐主义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一统天下的今日，人们很容易滑向理解实用和肤浅的快乐主义。比如有的学堂大力推广吟诵，认为非吟诵不足以读经，不吟诵学生就不快乐，不仅以感情为主的诗词歌赋要吟诵，连以哲理为主的经书也要吟诵，认为不吟诵就不能体会文章的精髓。其实，吟诵虽有意义，但其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而经书毕竟篇幅很长，吟诵起来速度缓慢，很多孩子因此完不成整本经书的背诵。又如有的学堂提前让孩子吟诗作文，乍看孩子颇有文采，家长也很喜欢，但聪明开得太早，孩子养成了理解的习惯，再让他老实读经就颇以为苦。又如有的学堂重视落实《弟子规》，天天在孩子言行举止上下功夫，一两年过去，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这都是忘记了儿童学习成长的基本规律，忘记了经典的重要和记忆的重要，急于让孩子理解、应用、表现，虽然是出于借鉴古代私塾教学经验的良好愿望，却是不知不觉地向主流教育投降。

 正是有见于此，王教授才极力提倡“老实读经”。因为经典的高明性和笼罩性，不能不读；而且读经的机会太难得了，稍纵即逝；读经的时间太有限了，蹉跎不起。在今天，一个孩子要能够读经，不仅父母态度要一致，还要得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赞同，家庭中有一点点干扰，社会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孩子可能就读不了经。对这样一个穿越重重阻碍来到学堂全日读经的孩子，我们不该好好珍惜吗？我们不应该让他老老实实地把经读好吗？稍不留意，孩子读经的时光就蹉跎了，读经的机会就丧失了一一这个丧失是绝对的丧失，永不可再得！要理解运用，吟诗作文，落实德行，乃至琴棋书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都可以等待，都可以弥补，只有读经，不能等待，无法弥补，而且，只有现在把经读好了，其他的才能做得更好。因为读经必竟是“本”啊！这就只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所以，王财贵教授反复强调的“老实大量”，是对教育基本规律的坚守，是方向的把握，是一个点醒，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经典的价值，不要忘记最适合儿童的学习方法是记忆，不要忘记儿童记忆的黄金时期非常短暂。它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期待的只是“尽其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现实条件，来做他所认为的“老实大量”。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以经典为重、以读经为重这一基本方向和原则。这就是王财贵教授一一这位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贵人”所念兹在兹的事，他的一点点“苦心”。如果我们都能体谅到他的这一份“苦心”，那么关于读经的困惑纷扰就会少一些吧。

附：空山先生对朋友就上文的关注与讨论的回复

按：拙文《王教授的一点“苦心”》发表后，引起朋友们的关注和讨论，敝人也针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几次回复，现综合起来放在一处，以便日后查阅。

一、看了郁文兄所摘教授这段话，又有所悟。世间之事，很难泛泛地说对与不对，不仅要看它合不合理，还要看它应不应机，“合理”而不应机，最终还是不合理的。如果不追求道理，只一味去迎合现实，当然也是不合理的。

读经教育，从社会现实中看，走好了第一步了吗？其实每个有心人都看得出来，她还像一个学步的孩子，步履蹒跚，历史惯性与社会现实对读经之阻碍，仍然坚硬如磐。当此时代，最可贵者是敢于走出第一步，而不是要求一迈脚就四平八稳，还要姿势好看。你兼顾太多，恐怕连脚都迈不了呀！不是说走路不需要稳当优美，而是现在还不是要求稳当优美的时候。当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太多完美性的要求，可能把它压死于萌芽之中。

有人说读经推广已经二十年了，已经应该更丰富完善了，其实是太天真了，文化传统断丧一百多年，恢复谈何容易？张眼看看，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孩子要读经，要受到多少阻碍？一个家长要让孩子读经，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读经学堂要生存，要面对多少困苦干扰，多少辛酸无奈？整个时代，仍然是一个科技主义拜金主义大行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视读经如鸿毛乃至如粪土的时代，多少惯性力量仍泰山压顶般地随时会摧折这一点点文化复兴的根苗，你要求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呢？孩子站都沒站稳，为什么要让他风度翩翩呢？要建一座大厦，是先打地基立钢柱还是先雕梁画栋呢？谁能说雕梁画栋不对呢，但你毛坯房都没有又往哪里雕粱画栋呢？

有人会说社会大环境如此，但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好的小环境，让孩子不受干扰按部就般地读书。家长、老师、堂主不都是现实中的人吗？怎么可能不受社会的影响干扰？哪里有一个与时代完全隔绝的“桃花源”？所以王教授提倡的“老实大量”读经，不仅有它教育哲学上的真理性(此处不谈)，也是最切中时代的一个救人救世的的简便法门，在此时代，它效果最大，最易施行，最少流弊。为什么要反对呢？没有百年千年的眼光，没有真切的现实感受，只从理论或文献中来看教育，确实是很难理解王教授的一番“苦心”的。

二、拙文受到大家关注并跟帖讨论，空山深表敬意。须探讨的问题很多，一个一个解决吧。

第一个问题是:提倡用吟诵法读经，其出发点是不是为了让读经更快乐？我认为是的。吟诵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这毫无疑问），但一般的读经老师和家长学习吟诵，主要还是他认为平读比较枯燥，孩子不喜欢，而吟诵比较轻松有趣味有美感，希望以此减轻读经的压力。这不就是为了让学习更快乐吗？

吟诵专家徐建顺教授在《中国式读书法》中说得很明白:

我们现在的背诵量，可能连古人的万分之一都不及，就这么点背诵，还背得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死记硬背的。在古代，一个儿童在老师教完以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也会开始背诵。那种背诵，是想唱得比老师好听，比老师舒服，所以在琢磨的。那是自觉的背诵，而且还是审美的、快乐的，当然记得快、记得牢啦。

徐教授的意思很明白:平读式的背诵是痛苦的低效的，吟诵式背诵是快乐的高效的。我相信大多数教孩子读经的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学吟诵、教孩子吟诵的。

让孩子学得轻松快乐一点，谁不愿意呢？但用吟诵法读经，孩子就真的很快乐，教学就很轻松高效吗？其实不见得。用吟诵读经，孩子照样有懈怠厌倦的时候，不然为什么古代私塾都有戒尺呢？古代私塾普遍都是严格的。我们用任何方法，都不能保证学习的快乐，因为学习的本义就是克服一定的困难以获得生命的充实提升。学习必然包含着困难，这个困难是不可能彻底化解的！所以采用吟诵教孩子读经的父母老师，未必比用平读法教孩子读经的父母老师轻松，用吟诵读经的孩子，也未必比老实读经的孩子快乐。孩子读经快乐不快乐，是需要很多因素的配合的，家长心念坚不坚定，老师用心不用心，学堂有没有真正贯彻老实大量读经的理念，学堂读书氛围好不好等等，都会影响到孩子读经的状态，不是改变一下读法就能药到病除的。徐教授的说法未免太理想化了。

三、我认为对儿童教育来说，不必太强调因材施教，因为儿童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对于儿童的教育，我们只是给他打一个尽可能好的基础，这个基础打得越深，以后孩子的“材”越能够充分发挥，并且沿着健康的方向发挥。

孩子只是读经，我们并没有要求他理解，每个孩子读了《论语》，他的感受有浅有深，这里面有无限的差异，不是已经照顾到他的特殊性了吗？如果我们像小学教师一样要求全班同学都要把一篇课文理解到某个程度，或必须都会做某道数学题，那就是压迫孩子了。读经，只是读而已，每个孩子接受的深浅，背诵的快慢，老师并没有强行规定，不也是因材施教吗？

不一定自读、一对一才是因材施教，齐读也可以因材施教。一个班同学齐读一本经书，有的读了一轮两轮已经很熟了，就给他点另外的时间，让他试着背下来；不太熟的再读个一两轮，渐渐也能背了。这个同学《论语》背完了，就可以升到《孟子》班，《孟子》背完了升到《易经》班，尽可以往前赶，并不会耽误他。所以是不是因材施教不在于齐读还是自读，而在于是否强迫孩子与别人看齐。

吟诵应该也不一定非得自己吟自己的，集体吟诵应该也可以吧？经文吟诵的调子不像诗词，本来就很简单，大家一起吟诵应该也不会妨害个人的发挥。其实读经，本来就应该平实一点，个人的发挥越少越好。

总之我觉得，吟诵与因材施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儿童阶段，其实不必太强调因材施教的，只要老师用心体帖孩子，不过于压制他就好了。

四、我说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庞杂，“有相当的自发性、随意性、多样性”，并不是随意而发，皆有所指。说自发性，因为办私塾的多是落第的秀才或暂时沒考中的秀才，他们并不是主动自觉地以育人为毕生事业，而是不得已才拿起教鞭。当然也有些人经过多年奋斗，自知科举无望，又无别的生路，只好死心塌地当“孩子王”。古人虽然尊师重道，但对教书先生的轻视奚落也是常见的，正因为古代私塾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正规的行业，自发性是很大的。

说“随意性”，因为多数教书先生是被动地进入这个行业，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教育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思考，不一定有理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往往按照社会习俗、家长要求或个人喜好来做，有一定的盲目性。

说“多样性”，是因为中国历史漫长，幅员辽阔，两千年来各朝代私塾形态各异，同一朝代各地私塾也相差很大，可以说十分庞杂。我们说要学习古代私塾教学经验，那真是谈何容易！不能看了几本古人关于私塾教学的论著，就认为私塾就应该那么教。比如古代私塾有学三百千的，也有不学三百千的；有训诂的，也有不训诂的；有重视解义的，也有完全不解义的；有吟诵的，其实也有不吟诵的；有重视诗词的，也有反对过早读诗歌的。面对古人的这些经验，我们当然要尊重，要借鉴，但首先我们要有对教育本质上的思考，学会分析、辨别这些经验，不能不加思索地接受，认为只要是古人的，就一定比今人高明。

其实，古代私塾不只有“自发性、随意性、多样性”，也有它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很多农村私塾只不过为了让孩子掌握起码的知识技能，如认字写字记帐等，并没有高远的理想，出于这样的目的，它们并不重视读经。另一方面，由于科举的盛行，普通家庭望子成龙，希望经由上学获得功名，故很多私塾也迎合家长，不让学生好好读经，而让他们提前理解，提前作文，尤其明清时期，已成普遍现象，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直至清末此风不歇，胡适母亲贿赂私塾先生让先生必须给胡适讲书即是一例。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显然与教育的理想有相当大的距离。

总之我认为，经典是完全可靠的，古代私塾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经典是圣人人格心性的展现，而私塾毕竟是普通读书人开办的。挑经典的“糟粕”当然是愚蠢的，但对古代私塾抱有敬意和尊重的同时，有所保留、怀疑和分辨也是应该的。王教授在宣导培训时说的一段话，我印象深刻:

“体制教育不一定是对的，西方教育不一定是对的，美国教育不一定是对的，古代教育不一定是对的，甚至读经教育也不一定是对的。什么才是对的呢？只有对的是对的！”

五、我说古代私塾教学经验不一定完全可靠，并不抹杀古代私塾的伟大功绩，中华文明确实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私塾支撑起来的，古代私塾先生在简陋甚至艰难的条件下，为社会培养了无数仁人志士，小私塾，大担当，这是令人赞叹不已的，我从来没有否定。但由于古代私塾时间跨度很长(千年以上)，地域差异又大，其教学经验呈现出非常庞杂的形态，我们吸收借鉴它们的经验时，只能把握其大体和精华，而不必也不能把所有我们能接触到的古代私塾教学经验都拿来实验一番。在我看来，古代私塾教育的大体和精华，不过是:一，她是以经典为核心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入经典而服务；二，她极其重视背诵；三，尊师重道，对学生要求偏于严格。这三点正是西方现代教育和一百年来的中国教育所没有的，它们蔑弃经典，抵制背诵，又过分鼓吹尊重孩子，以孩子为中心。古代私塾之所以能在条件简陋、大多又是自发办学、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变动频繁的情况下，还能为国家培养出那么多人才，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其原因即在于此，与现代教育相比，它们反而把握住了教育的真谛。至于学不学三百千，要不要吟诵，是否训诂讲解等等，都是次要的，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私塾的做法也并不一样。我们要借鉴古代私塾的优秀经验，首先要牢牢把握住她的大体和精华，再根据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思考，来选取某些具体方法、技巧来运用，我认为这样是比较稳妥的，而不必了解到古代私塾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我们也不必把古代私塾的具体教学经验都一一实践一遍，才能得出结论说某种教学模式是正确的。

说我对古代私塾客观的了解不够，我也承认，但我并不是故意不去了解，我也尽我所能去搜寻、研读古代私塾教学资料，并曾在教学中进行尝试，也参加过徐建顺教授的吟诵培训(最初学吟诵还是向您学的，至今我也更喜欢您的吟诵)，教过三百千，用一个学期为学生讲解过《蒙求》，还指导过大同学习诗作文。书院还开过好几年书法课，先后聘请过三位书法教师，一度也打算开古琴课。当然我的了解和实践或许不如您全面深入，但也不能说连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吧。我认为古代私塾教学经验当然是应该借鉴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教育本质出发进行的思考，前者近于“道问学”，后者近于“尊德性”，当然最好是两者融贯为一。兄说我对古代私塾教学经验了解实践不够，即“道问学”不够，我承认了解的还不够全面精细，但我也看到，一些学堂唯古代私塾教学经验是尚，看到什么就不加辨别、不顾现实地引入到读经教学当中，反而给教学带很大干扰和不确定性，甚至淹没了读经，至为可惜(这是我看到的部分学堂的情况，兄学堂定不至此)。这恐怕是“尊德性”上有欠缺，思考不足，沉溺于支离琐碎的材料而迷失了教育的方向，所谓“支离事业竟浮沉”了！

我其实不愿做太多网上的辨论，因为网上争辨是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难免会带点意气。所以尽量多发主帖少讨论，讨论也点到为止。但这个楼是我盖的，对朋友们的质疑不回复似不礼貌，所以一路葛藤至此。看来以后还是私下交流为好。和兄的交往我是非常感念的，也一贯敬佩兄之为人为学，我最初还是从兄处得到先生的演讲复印资料，知道了先生老实大量读经的理念呢。其实对所有致力于恢复古代私塾教育的实践我都是敬佩的，乐观其成，只是有人把它与先生的老实大量读经理论对立起来，认为老实大量不过是权宜之计，初级阶段，过于偏激等等，这个我不能同意，因为老实大量读经有其甚深理据，体现着先生对教育的深刻洞见和时代的悲悯，此理难明，此处亦难以尽述。吾人都是有理想求真理之人，按自己所思各行其是可也，正如兄所说，也许几年后我就明白了，我也希望几年后我们都“明白了”！

至于兄说我是“聪明人”，我虽有点意外但也置之一笑。我德薄才疏，学问至浅陋，但自信还不至曲学阿世。当然，我亦看作是对自己的提醒，时时自警。近几天每次回复，都在夜深人静之时，虽不是作文，也是字斟句酌，费力不少，这次又从四点到七点，花了三个小时，想想真是何苦来呢！先生常引“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之句与我辈，也是别具一番苦心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