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命的学问：给读经孩子的一封信

作者：柯小刚（无竟寓）

来源：道里書院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四日庚申

           耶稣2016年8月6日

昨天开始写这封信时，夜色渐浓。熬过午夜，天色一层一层亮起来。现在是凌晨五点，键盘的声音已经融入窗外的鸟鸣。这一向，亲人朋友都在劝我“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社会很复杂，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会有危险”，“你这样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明天的讲座不要去讲了，在家里安全。”但对我来说，只有心安，才最安全。诗云：“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人最可畏的是内心的疚责，而不是外界的威胁。

回归生命的学问：给读经孩子的一封信

柯小刚（无竟寓）

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点击打开）发出后，读经少年惟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读经的一些痛苦和迷惘，反应了一些读经方式方法的问题（点击打开《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另可参考董若岐的信《感恩读经，永远读经，平常心读经》）。随后，我从微信上又看到读经少年黄雨林等五六位同学写给惟生同学的信，叙说了读经的收获和快乐，表示要维护“纯读经”的方法。

几位同学的信写得都很好，充分证明了读经的益处。不过，我注意到，无论诉说痛苦还是快乐，无论反对还是维护“纯读经”，这些同学都不是“纯读经”（3-13岁全日读经，只许背诵）出来的，而是“不纯读经”（读经和大量阅读、感受、思索、对话）出来的。我怀疑，如果他们是“纯读经”出来的，别说写这么好的信，恐怕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很多读经堂主和家长已经披露了很多“纯读经多年但不识字”的案例，点此查看《一线读经教师的反省：纯读经真的可以认字吗？》）。

看了各位同学的信，我一直在思索，如何给大家写一封回信。不是站在惟生同学的角度回复黄雨林等同学，也不是站在黄雨林等同学的角度回复惟生同学。我只能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给所有读经的孩子，包括惟生、黄雨林和其他所有读经孩子写一封信。上个月一直在德国开会、写作（点击打开我在法兰克福的讲稿《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和在魏玛的讲稿《气化与修养》，实与读经问题深度相关），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最近《读经杂志》控告我和其他一些“读经异议学者”（郭齐勇、陈明等学者也都批评过“只读不讲、大量死背”的“读经方法”）“犯了反人类罪”、“该杀”，国学新知又邀我讲读经问题（讲座信息点此打开），所以不得不停下手头的研究工作，写这封信，帮助自己澄清一下思路，与各位读经同学一起思考下读经的意义和方法。

首先，我想说，脱离体制学校，你们这些读经少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因为你们较早接触了大量经典；不幸，因为恰恰是在所谓的“读经学堂”，经典被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好在早期的“读经学堂”还没有走向极端的“纯读经”，使你们还有比较自在的生命空间，可以活动、探索、阅读、感受、思考。

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的第一章“在混沌中长成”中，曾深情地回忆那样的生命空间。春天的扫墓，在沙滩上翻筋斗、“不知不觉睡着了，复返于寂静的混沌”，自己动手做秋千；夏天“东钻西跑、挖土坑、攀树木、穿墙角、捉迷藏”；秋天帮大人收庄稼，“扛、抬、挑、负我都得作”，“感觉劳动收获是一种趣味，作起来很愉快”；冬天“溜冰、踢毽、拍球、打瓦，一切泼皮的玩艺我都来”，晚上听骡马夜归的杂沓之声，感受“生命的苍茫和安息”。年底看戏，领悟“原始的人情、永恒的人情”、“生命的风姿、人格的风采”，“这是最直接的人格，最直接的生命”。（牟宗三《五十自述》第一章“在混沌中长成”是极优美深情的文字，全文可点击文章底部“阅读原文”链接，进入“道里书院豆瓣小组”阅读。）

这些就是牟宗三先生十五岁以前的教育，生命的教育、生活的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那段时间的生活才是生活，此后都是“生命的耗费”。通观《五十自述》，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在每个学术阶段都会不停地回到儿时的生活经验，因为那段经验是他生命的原点，构成了他毕生学问的真正基础，生命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不断回到原点，牟宗三的学问才是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儿时也上过私塾，但他恰恰不喜欢那一套：“我对于穿长衫的秀才们，三家村的学究们，并不见得有好感。儿时我即感觉到他们有点别扭。九岁入学，读的是私垫。在那二三年间我虽然也好好读书，也怕先生，但我对于这些先生、秀才们，总觉着异样，不自在、不自然。”我想，那时的私塾幸亏还比较乡土自然，半天读经，半天玩泥巴，小牟宗三还算能读下去。如果那时的私塾也象今天这样高压紧张，功利性太强（求道之难在于，一不小心也可能功利化、工具化，后面还会谈到），每天十小时纯读经，十年“包本”背诵三十万字，我想牟先生可能早就逃学了，今天也就少了一位新儒家大学者。

其实，真正的传统私塾正是牟宗三小时候上过的那种，而不是现在的读经倡导者根据那些刻意抹黑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新文化电影”里的“专制私塾形象”“复原”出来的样子（他们与“新文化”的区别只在于：“新文化”反对的，我们就赞成）。阳明先生在《训蒙大义示教读刘伯颂等》文中所写的“古人立教之意”何其相似于牟宗三《五十自述》中所写儿时生活经验，而其所批判的“记诵词章之习”和“鞭挞绳缚”，又多么像今天的所谓“纯读经私塾”：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日“纯读”之弊正在此】。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今日“纯读”私塾荼毒儿童身心健康，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

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我没有牟先生那么幸运，因为我的童年在文革后期和改革早期。文革时期，我的家庭备受歧视，小朋友们也欺负我。等到改革的时候，父母到处做豆腐糊口，我也随家辗转播迁。不过，我童年时的乡村虽已不如牟先生的栖霞那么淳朴美好，但天上的白云和山间的野草却同样是儿时最好的伙伴。

我也没有你们那么幸运，可以那么早就接触到经典书籍。我从小没有什么书看，经典没有，闲书也没有。我只有一本字帖，每天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大概七八岁时的一天傍晚，我在阁楼上看字帖（一家六口人挤在十平米的小房里，我和哥哥们只能爬到低矮的阁楼上睡觉），忽然感觉字帖上的每个字都那么好，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正到好处。那一刻，仿佛每个字都从纸上跳出来，向我微笑招手，告诉我什么叫做“好”。我激动不已，抹黑爬下梯子（会翻的那种，我小时候经常梦见从梯子上翻下来），跑到豆腐坊找爸爸妈妈（做豆腐要起早贪黑），急于分享我的伟大发现。然而，等到他们想听我说，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看着豆浆的蒸汽在空中弥漫，舒卷，忽而成象，忽而消散。我后来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诗，大概可以描述当时的懵懂感受：“我们只是路过万物，象一阵风吹过。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拙文《未名书简》曾引用此句，点击打开。另参拙著《心术与笔法：虞世南笔髓论注及书画讲稿》燕凯序）。

自发的感受力和学习的兴趣，是儿童教育中最宝贵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正是人心与自然万物相契、我与他人相与的可能性基点。《论语》开篇为什么“学”字当头？为什么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后，立刻接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正是因为这一点。

僵硬死板的“分析讲解”、“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自然是最有效的阅读兴趣杀手，但一味不允许理解的死记硬背恐怕更能迅速扼杀孩子的自发感受力。牟宗三先生说得好，真正的“理解”并不是“外延性的解析”，而是带有生命感受的契入。为了培养这种深度的契入，生命感受、知性解析、精神理性三个层面必须相须为用、相与涵养，相机教学，因为，它们的源头本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发用和表现。正如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曾讲过的那样，片面的“理性启蒙主义”诚然有害整全心性的养成，但是，刻意排斥理性的蒙昧主义读经方法恐怕也只能养成封闭麻木的心灵。诚然，儿童有较多感性，教育应以感性培养为主，不宜过多理性讲解。然而，在“纯读经”的理论和实践中，只有简单粗暴的背背背，完全没有感性培养的位置（感性的教育被粗暴地斥责为“西化教育”），所有期待都被付诸“右脑（伪）科学”的“深度开发奇迹”（他们所谓“越是有口无心的背诵，越能深度开发右脑”，不知左右脑也是相须为用、相与涵养的。截然划分左右的脑根本就不是人脑，而是电脑；截然划分背诵和理解的读经根本就不是读经，而是流水线装配；截然划分13岁之前和之后的人生根本就不是人生，而是“民族文化复兴计划的试验品”）。

牟宗三先生也常常把个人生命和民族文化的生命相提并论。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文化，在牟先生那里首先都是一个生命体。生命是需要从容涵养的，容不得病急乱投医的仓皇失据，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救助这个生命。在近现代中国的危局中，各派思潮几乎都处在病急乱投医的仓皇失据中，只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师友们站稳脚跟，从容论学，发挥经义，从文化生命的深层根源出发，思考时代的问题和未来的命运。以他们为参照系，今天的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各种“病急乱投医”的仓皇虽然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救中国，但最终却只能导致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的生命形态。这种形态虽然跟上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节拍，但终究是不可持久的，只能与全球现代性一起走向灭亡。如今，当代中国主动回归了文化生命的自觉，想要重建和倡导一种更加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圣人的经典中昭示了几千年，也在中国人的历史中探索了几千年。在这个时候，重建从容涵泳的学术生活成为学者的时代任务。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体制内学者”汲汲于课题和职称，毫无担当；“民间学者”仍然在“病急乱投医”，胡乱担当。今日教育的困境，无论“体制教育”的困境还是“读经教育”的困境，皆源于此。

我非常能理解读“纯读经”倡导者的毅然决然、一无反顾，我也非常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很多读经家长宁愿离婚（夫妻双方在孩子读经问题上产生剧烈冲突，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变卖家产，也要让孩子脱离体制学校，全日制读经。在 的群里，我看到有人转发一位读经家长的话：

“经是要读的，但经也是要活出来的。只提倡大量读经也是大人的功利心作怪，我们错把自己读经的感受当成孩子的感受了。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也有童年。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些陋习是因为没有读经所致，所以我们悔恨自己那个曾经没有读经的童年。我们信誓旦旦要改变，却找不着北，以为大量读经、只读经就可以改变这一切。”

是啊，在时代的急迫中（以前的急迫是救中国，现在的急迫是新中国，“新”用作动词），我们忘了人是有生命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我们这几代人没文化，文化断了，亟需补课。然而，文化是生命的修养，“恶补”不来，只能“涵养”，徐徐得来；只能自己养，服务外包得不来，灌输孩子得不来。无论个人生命还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来的”，不是工具性地“读出来的”，更不是高强度的十年全日制“纯读经”背出来的。

时代的急迫驱使人“物化”、“工具化”，因为只有工具化和物化才能达到最高效率。无论在过去“救中国”的时候，还是在今天“新中国”（“新”作动词）的时候，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时代多么急迫，牟宗三和他的新儒家师友们的从容笃定却承自孔孟程朱，以至于未来，永远是士人济世的典范。在“救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他反对“病急乱投医”的极端激进，在“新中国”（“新”作动词）的文教事业中，他也同样会反对极端激进的“纯读经”、“老实大量只读经”。革命者和读经者的决绝心态和孤往之勇是令人感佩的，但也是令人惋惜和担忧的。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发出后，有位朋友批评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何不成人之美，乐观其成？而上海儒学会的李耐儒秘书长帮我回答这位先生说：“成人之美易，不成人之恶难”，真是深明大义者。

黄雨林同学在尝到解经乐趣之后，曾后悔早年没有“纯读”“包本”更多经典；而牟宗三先生却在回首私塾读书经历时说：“读书固然重要，但我当时似乎总感到有在读书以外超越了读书涵盖了读书的气氛。读书不是唯一凸显的生活，这意识一直维持到现在”（《五十自述》第一章）。雨林的后悔自然是向道之心的热忱，但也未尝没有功利心的夹缠。如果不是为了刻意捍卫那种连他自己也没有试过的“3-13岁十年纯读理论”（雨林读经时已是16岁中学生），这种功利主义的推导（如果“非纯读”都这么好，“纯读”岂不更好？）是不可能蒙蔽向道之心的。精神的生命没有一段是白过的，即使这一段是“弯路”。

牟宗三先生就走了“弯路”，而且执着地要走“弯路”，必须走“弯路”。生命的道路曲折通幽，峰回路转，风光无限。反之，欲速则不达。这特别是文教的道理、学习的道理。为什么《论语》开篇在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后面接以“人不知而不愠”，恐也在此“曲”的道理。在《五十自述》第一章“混沌的长成”末尾，牟宗三写道：

“学是在曲中发展，不断地学即不断地曲。在不断的曲与‘曲之曲’中来使一个人的生命远离其自己而复回归于其自己，从其‘非存在的’消融而为‘存在的’，以完成其自己。”

这是我送给朋友何乏笔先生的两幅画：“曲通文质图”（同济三好坞松树写生）和“曲通三统图”（仿吴镇墨竹）。近年常与乏笔先生讨论通三统和文质史观，乏笔从牟宗三得到启发，以为文质、三统皆须“曲通”，故为画此。参《从兰亭到兰溪》及《法兰克福通三统工作坊发言》（点击打开）。

所以，虽然怀着无比的眷恋，少年牟宗三还是离开了他的山村，去到外面的世界读书；虽然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他还是勤奋学习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那个混沌的、原初的、直接的生命并没有消失，但必须经过间接的、曲折的路程，才能重新找回（参拙文《春天的心志》对“与点之意”的分析，点击打开）。对于原初直接性的缅怀是可贵的，但如果被作为粗暴的极端的教条，也是可悯的，乃至可怖的。学院知识人的“博学”诚然是“弯弯肠子太多的”庸俗浅薄，然而，求道的热望如果过于直接，以死士之心和孤往之勇来强推，却也足以灼伤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

最后，我想顺便给读经孩子的父母们写几句话：除了生命的自省、自修，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形态、生活样式。即使“读经的声音”也没有这个魔力。无论“读经机”的声音，还是您的孩子“有口无心”的朗朗书声（“有口无心”在“读经界”不是贬义词，而是他们追求的“最高读经境界”），都没有这个魔力。《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纯读”提倡者宣导的“声闻大法”不是儒学。牟宗三没有修过这大法，孔子也没有修过。

《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读经没有捷径，善复者近之。“复”是“生命远离其自己而复回归于其自己”。多年读经乱象，可能也是“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回归生命学问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努力！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