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联手，重拳出击◆

蒋庆：

当代中国第一个儒家书院阳明精舍山长，“大陆新儒家”精神领袖。

陈明：

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之旗”《原道》主编，“大陆新儒家”发言人。

康晓光：

悲天悯人之心，经世济民之志，扶贫、公益、NGO领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余东海：

多年前的网络江湖风云人物“东海一枭”，道德文章韩潮苏海大气磅礴。

秋风：

融贯中西，横跨政经，激扬文字，以身弘道，乃当世通儒。

《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

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东海 秋风 著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

【本书简介】

本书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论集，集中展现了当代儒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及主张，也可以说是儒家自“文革”以后，第一次集体发声，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

本书既有作者对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之立论直言，也有对时下各种思想流派对儒家批评质疑的回击辨正。立论若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回击若短兵相接刀锋相见，无异于是一场精神大餐思想盛宴。

本书语言风格浅白易懂，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无声处见惊雷，极具可读性。

本书由 出品，任重主编，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资助。

【本书背景】

儒家塑造了中国。

无儒家，不中国。

儒家中国，紧密相连。

这既是历史，也是未来方向。

近代以来，西化思潮侵袭中国：

打到孔家店、批林批孔、河殇……

物极必反，一阳来复。

今日，执政党自命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百年劫难，儒家终于再次登场。

小康社会，以德治国，以人为本……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皆源自悠久而伟大的儒家思想。

现今中国最大的文化现象是儒家复兴。

儒家复兴，道统回归，中国儒化，

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以儒家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志。

【本书作者】

蒋  庆：西历1953年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儒教宪政秩序》《广论政治儒学》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陈明：西历1962年生，湖南长沙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创办《原道》辑刊并主编“原道文丛”。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儒教与公民社会》等。

康晓光：西历1963年生，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著有《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等。

余东海：本名余樟法，西历1964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民间独立学者。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仁本主义论集》等。

秋风：本名姚中秋，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等。

【本书目录】

▇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一、王道政治是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

二、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

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

四、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

五、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

六、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

七、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儒教

八、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国教

九、重建儒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

十、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被“基督教化”

十一、回应许纪霖先生：中国必须恢复国家化的儒教

十二、驳袁伟时：我们对民族主义“实与文不与”

十三、驳邓晓芒：只有复兴儒家，才能解决政治腐败

十四、中国政府祭孔的传统一直留传，至今未绝

十五、政府利用儒家必须要有诚意与得体的方式

◆人物背景：蒋庆的儒学之路（陈冰、陈寅）

▇ 陈明：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

一、我为什么要对“中国梦”进行儒家式解读

二、超左右：突破五四确立的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两种宏大叙事

三、通三统：对满清、民国在中国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重建历史

四、新党国：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

五、大陆新儒家何以崛起？

六、废科举之后儒家何为？

七、作为“公民宗教”之儒教的版本显然是相对最薄的

八、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儒教是重塑国族的基础

九、国学热的目标应该在于陶冶模塑国人的文化意识

十、儒家的民族主义比较温和、有人情味

十一、又闻荆柯来刺孔：李零乃学界一愤青

十二、关于施琅的争论：皇汉是用脚趾头在思维

十三、再说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驳朱学勤

十四、习近平纪念孔子，当然要高度肯定

◆人物背景：永远的边缘人陈明（周怀宗）

▇ 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一、我捅了两个“马蜂窝”：民主完美和儒家万恶

二、对现状的分析评判：有效率，不公正，缺乏合法性

三、对民主的有效性批判

四、对民主的合法性批判

五、仁政蓝图三位一体：道统、学统与政统

六、两种大趋势：再中国化与再西方化

七、要渐进改良，不要激进革命

八、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还可以王天下

九、中国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人物背景：儒教激流中的康晓光（何干）

▇  余东海：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

一、无文化共识，政治共识很难构建

二、中华是儒家身，儒家是中华心

三、仁本主义：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

四、信仰圣贤和天地君亲师

五、儒佛道三家人性论主流皆主性善论

六、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

七、我所设想的《中华宪政纲要》

八、中国梦的文化共识

九、习近平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十、儒家应对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十一、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

十二、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

十三、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

◆人物背景：让中国回“家”——记儒者余东海（格筠）

▇ 秋风：复兴儒家，复归道统

一、中国自由主义为何呈现颓势？

二、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三、极左派是当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碍

四、我为什么跪孔子

五、回归道统已经开始

六、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七、中国文化与政治之大转折

八、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九、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十、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十一、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十二、我的主张：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人物背景：我们血液里的儒家——秋风先生访谈记（曲辉 白帆）

▇ 附录

壹、“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王达三）

贰、国族崛起下的儒学与自由主义（任锋）

叁、红色新儒家习近平（马浩亮）

▇ 代后记：习近平纪念孔子，重建执政合法性〔三篇〕（任重）

【代后记】

习近平纪念孔子，重建执政合法性〔三篇〕

作者：任重（ 总编）

    篇一：习近平为何牵手儒家？

继参观儒家圣地曲阜孔府之后，在2014年“五四”当天，习近平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地看望了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并询问汤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撰进展情况。据官方正式报道，习近平同汤一介“促膝谈心”，并配发了习近平牵手汤一介的照片。之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电子大屏幕又打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标语，内容全是儒家价值观。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中国文化“亲近”举动频频，令人瞩目。

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

尤其引发高度关注的是，2014年３月至４月，习近平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大谈特谈中国文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身着“中华立领”参加国宴，以实际行动彰显其所极力宣扬的文化自信。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高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对“五四精神”所标榜的民主、科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一带而过、不费口舌，但却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在2014年5月15日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习近平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中全是儒家核心观点。

分析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讲话，其特点越来越明显，即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很少提及，但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着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高层面上追求文明复兴。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比多数儒家学者（包括汤一介、余英时）更有儒味”（余东海）。

“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秋风敏锐观察到，在“8•19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习近平这里，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念的转变，以“打到孔家店”起家的执政党，从未有过，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么，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为何要做出这种选择和转变？当代儒家另一重镇康晓光，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康晓光最近发表了题为《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该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条件是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康晓光判断，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基于此，康晓光认为，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性要求，其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无论是习近平牵手儒家，或是儒家与执政党握手言和，任何理论解释和价值批判，都必须立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现实情景。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识，但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两派中皆大有偏执者，政治认同难一致，较古之中国士大夫群体及今之西方精英群体相差甚远。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不希望中国发生颠覆性革命，认为于国于民皆不利，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今仍被西方挤压，中亚北非诸国颜色革命后陷入动乱，殷鉴不远。

故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就历史大时段来看，民国可类比春秋战国，共和国可类比秦汉。当局既不是如批评者所谓的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的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执政党若能顺势而为，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既可保证国家成功转型，亦可再建千秋伟业。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5月2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二：习近平为何批评“去中国化”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有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当场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使用“去中国化”的说法，此定性不谓不重，引发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陆民众对“去中国化”这一名词的熟知，始于台湾某些有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政治举动。两岸分治之后，台湾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觉的台湾在文化上要比大陆更“中国”。

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对立日趋严重，裂痕越来越深，对未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政治认同难一致，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虽然变通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并未放弃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强调“道统”高于“政统”，以道匡君，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成功塑造了“中国性”。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是因为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塑造的。无儒家，不中国。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不但不以中华道统继承者自居，而且对这一延续几千年的道统予以了彻底否定，企图建立新道统，另开新世界，再创新历史，结果导致“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中国历史也不再“延续”，给国家认同埋下巨大隐患。随着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

历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例如，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国民对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果断结束了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执政党也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中国性”。将原来党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补充修订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订，意味着执政党向中华道统的回归。

不可否认，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向中华道统回归，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也算平稳顺利。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八大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明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

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延续中稳定，在稳定中延续，方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政治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结合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图回归中华道统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故有论者认为：“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刘放）更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马浩亮）。

习近平复归中国传统之努力，既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也为执政党平稳顺利转型虑，用心良苦。可惜，国人西化日久，对中国文化成见甚深，且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积弊难除，党内外认识不一，拨乱反正，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习近平复归道统以“再中国化”之努力，不仅可使执政党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国免遭一劫，必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1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三：习近平为何要纪念孔子

2014年9月24日上午，习近平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今年“五四”到北京大学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之后，习近平第三个亲近儒家的“大动作”，故再引发巨大关注。1949年以来，孔子从未受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此之高的“礼遇”，以至有人认为中国尊孔崇儒的时代，再次来临。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政治领导人对孔子的态度具有风向标意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执政党对孔子的态度，经历了全面否定、部分肯定和充分尊重的过程。继“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文革”承其余绪，以更猛烈的态度“砸烂孔家店”，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也被彻底污名化和妖魔化。“孔圣人”之尊称被“孔老二”之蔑称所取代，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影响。

文革的结束及对之彻底否定，不仅意味着对前一阶段政治路线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即某种意义的肯定。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学术界，海外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回归故里，带来了阵阵躁动。在民间，文化热、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不断牵动着人们的思想神经。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事件是，留在大陆的儒家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冯友兰等学者，在1984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

与此同时，官方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批复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任会长。在左倾思想仍很严重的时代，此举之意义可谓非同寻常。

在孔子基金会成立十年后，1994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与会代表。国际儒联第一届、第二届会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第三届、第四届会长(即现任会长)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毋庸讳言，无论是孔子基金会，还是国际儒联，都有强烈的、明显的官方色彩，代表了官方对孔子的态度。

在国际儒联成立十年后，2004年3月，时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批示，将孔子的家乡济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并将对外汉语传播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官方要给孔子“平反”并恢复名誉及地位的意愿，至此已经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亦以中国传统为基调，并“抬出”了孔子，这是中国政府1949年新政后，第一次在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重大场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当然，曾经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的是，2011年1月，高达九点五米的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前树立，表达了执政党复归传统的决心。复归必须达成历史的和解，树孔子像就是历史和解的象征。尽管百日之后，在巨大的立废之争中，孔子像又被悄悄搬离，但这只不过是复归过程中的反复，亦属正常。

这次，继“孔子学院”命名十年后，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从未有过，其中深意，不言自明。改革开放后，三任最高领导人都明确表达了对孔子的敬意，并不断推动孔子地位的历史回归，即不再是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等等，而是中国圣人。问题是，对孔子之圣人历史地位的复归，对当下中国及执政党，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社会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其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代儒家学者陈明认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字方针，以现实关注代替乌托邦冲动，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意味着已不仅仅是从理论出发，从合规律性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注意从实践出发，从合目的性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起自身六十年历史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对接窗口。把从晚清经民国到共和的近代历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语加以总结概括并自觉承接，是为文明自觉，可谓真正的“通三统”。

改革开放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来自革命传统，如曾经的“中苏论战”，就是为了争某种正统。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取民意，希望再建合法性，尽管有成效，但并不理想。因为，将合法性仅仅建立于政绩之上，不仅有风险，亦缺乏道义性，难获民心。秦二世而亡，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在民意独大的当今民主政治中，仍充斥着神圣价值，且极为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如欧美俄日诸国，是为经验。

习近平尊孔之举，就是为了重建当代儒家学者蒋庆所言的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人心民意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以解决“人心向背”问题，寻求执政合法性的资源。虽然很多人对此并不看好，并对执政党在此问题上曾经犯下严重错误耿耿于怀，但遍览种种解决方案，唯有孔子是重建政治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重建执政合法性，除了复归中华道统之外，别无他途。故而，凡是对中国前途及命运关心者，应该对执政党复归中华道统之努力，与进不与退，予以同情理解和肯定支持。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24日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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