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等。著有《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
读帛书《缪和》札记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廿三日辛巳
耶稣2016年4月29日
摘要:马王堆帛书《缪和》是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六篇之第五种,内容丰富,价值颇高。但对于其中部分语句的释读和解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各家整理注释本的基础上,在释读、诠释和分章上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其中有些认识可能直接关涉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帛书缪和周易孔子
马王堆帛书《缪和》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六篇之第五种,约五千字,内容丰富,价值颇高。由于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与前四篇(即《二三子》、《系辞》、《衷》、《要》)有异,许多学者将其形成年代后置,切断了其与孔子的关系,因此并未像前四篇一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关于本篇的文章和论述并不多见。笔者在研读本篇时,发现该篇与孔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郭沂、丁四新等先生的论断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在阅读和参考各家的论述的基础上[①],笔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学界分歧较大,或理解不确的几处文句,进行重新的诠释和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缪和问于先生(第一行)
“先生”一词,在前四篇并未出现。职是之故,李学勤、廖名春等先生以为与缪和等人问答的“先生”乃后世传易之经师[②];王葆玹先生则推测为浮丘伯(第512页)[1];而刘大钧、郭沂、丁四新、邓球柏等先生则以为即孔子。[③]笔者以为,此“先生”应指孔子。
“子曰”之“子”即“先生”,而不论早期文献所载“子曰”莫不专指孔子,还是从“子曰”部分所反映的思想与今本《易传》“子曰”部分相通、与孔子思想相合,皆可知以此先生、子为后世经师是错误的。
郭沂先生已经指出:《礼记·曲礼上》所记“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注:“老而教学者。”此处及《昭力》篇之“先生”正是一“老而教学者”,这与孔子晚年返鲁,退修六经,教授弟子的情形相符。(第310页)[2]
我们可以看到,在《韩诗外传》卷六记有:“问者曰:‘古之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犹言先醒也。’”以“古之知道者”称“先生”,则亦合于孔子身份,可为旁证。臧琳的《经义杂记》就暗引此语来训释《论语·为政》之“先生”。(第89页)[3]
实际上,“先生”一词,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出处应为《论语》。《为政》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处“先生”一般解作“父母”,实不通。或解作“年长者”、“尊长”,虽可通,但该章弟子与先生对举,然则训为“老师”更为允当。翟灏《四书考异》、刘沅《四书恒解》、郑浩《四书集注述要》等皆以“先生”当指“老师”而言。翟曰:“服劳奉养,弟子于先生有然。《吕氏春秋·尊师篇》曰:‘视舆马,慎驾驭。适衣服,务轻煗。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此所以尊师’是也。若人子之事亲,当更有进此者矣。”刘曰:“称父母为先生,人子于父母前称弟子,自古无此理。”郑曰:“《集注》以先生训父兄,家庭父子兄弟竟改称先生弟子,虽曰本于马《注》,而他处绝不经见,向甚疑之,及读《四书考异》云云,遂为恍然。”(第89页)[3]今人黄怀信师亦以老师来训解“先生”。(第28页)[4]
其实,在另一部孔子言语集《孔子家语》中亦有更明确的例证。过去将《家语》视为伪书,弃之弗用。今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该书绝非伪书,可以信任。[④]《孔子家语·六本》载子夏问孔子语:“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据上下文语境,四子指颜回、子贡、子路和子张,然则“先生”意为老师十分明确。
《说苑·杂言》记子路在陈蔡绝粮时谏孔子曰:“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明确称孔子为先生。退一步说,“先生”一词即使不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实际称呼,也不能就此否定“子”为孔子,因为《缪和》、《昭力》等篇与其它篇一样皆抄写于汉初,而从《韩诗外传》、《礼记》等文献记载来看,其时“先生”作为对老师的称呼已经相当普遍了,故这两篇中的“先生”或是汉初抄写者根据当时习惯而做的修改。这一点似乎可从上引《说苑》一例得到印证。《杂言》该则记载又见于《孔子家语·在厄》、《荀子·宥坐》等文献,而文字稍异,其中“先生”就皆作“夫子”,证明这些文献的记载有共同的材料来源,但在流传中经过了文字修饰、润色,《说苑》作“先生”也有可能是刘向根据当时通用说法整理的结果。
2、恐言而贸易,失人之道(第一行)
“恐”字廖名春先生的原释文未释出(第40页)[5],邓球柏《校释》同。邓训“贸易”为“贸然”,言而贸易的意思就是说话随便。(第580页)[6]赵建伟则解为“贸然轻易”。(第278页)[7]
我们则认为,贸易,盖贸贸之误,贸与易义同,《广雅》曰:“贸,易也。”或因此致误。贸贸,原义指目不明貌。《礼记·檀弓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引申为轻率,考虑不周。此句应当是孔子自谦之辞,亦与孔子晚年好《易》之自恨甚晚有关。《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我们认为,孔子在五十多岁开始好《易》,发现其中蕴含的“古之遗言”和“德义”,非常后悔没有早些时候学《易》,不然的话,可以对《易》有很深的把握,即所谓“于《易》则彬彬矣”。孔子此处的话大盖谓自己研《易》甚晚,于其中关乎天道人道者,无法深切体味和把握,恰夫子老而弥坚之写照也。孔子曾慨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或学《易》前之自诩也,与此并不矛盾。其追求上达之愿望及谦逊之态度皆跃然纸上。又,孔子向来主张“慎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与此相合。
3、福至而能既(第二行)
既,赵建伟读为“即”,训为接近、求取。(第278页)[7]我们认为,既,有尽,终的意思,引申为尽其应尽之责。《诗·大雅·既醉》毛传:“既者,尽其礼,终其事。”可为旁证。孔颖达对《周易·涣》卦的疏中说:“盖涣之为义,小人遭难,离散奔迸而逃避也。大德之人,能于此时建功立德,散难释险,故谓之为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上文孔子所谓“古之君子”即有大德之人,正相符合。
4、女弄不敝衣裳,士弄不敝车辆,无千岁之国,无百岁之家,无十岁之能(第三行)
“辆”,此从廖名春先生原释文。(第40页)[5]陈松长本(第367页)[8]、廖先生《初探》本(第281页)[9]皆释为“轮”,赵建伟从之。今不从。
赵建伟训“弄”为“嬉戏”、训“敝”为毁坏。认为,此盖就上文取福而说,谓人皆珍惜其所好者。(第278页)[7]我们认为赵说误。裳,帛本写作“常”,二字通假。“辆”与“裳”皆为阳部字,于诗合韵,故原释文是。文中说“其在《诗》曰”云云,然而不见《毛诗》,看来应为逸诗。然而此句甚为费解。近读《量守庐学记》,忽然发现殷孟伦先生《忆量守师》一文,提到唐人殷芸的小说中有“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之语。顿觉眼前一亮。殷先生引《文选》载阮籍《咏怀诗》:“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李善注曰:“以财助人者,财尽则交绝;以色助人者,色衰则爱驰。是以嬖女不敝席,嬖男不敝舆。”并指出,极、毕、敝为同义词。当然,殷芸并非唐人,乃南朝人,著有《小说》。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二“鬼谷子书”条:“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第646页)[10]
从《战国策》到《鬼谷先生书》,再到南朝殷芸、唐人李善,皆引此句,虽略有差异,但十分明显,意思一致。都是在形容男欢女爱之被疏远之速。我们可以将这些话与本篇的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此处所谓“弄”,有戏弄义,即“嬖”义也。此处虽然不是“席”而是写作“衣裳”,其实不妨大义,应当与《战国策》等书所说的意思相同或相近,则正与下文“无千岁之国”数句相合。
对于“无千岁之国”三句,赵建伟以为,盖就上文趋时而说,谓时不我待,时不再来。(第278页)[7]其实,这三句应当是孔子对历史的一种体认。《论语·季氏》记载了孔子的话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十分熟悉历史和现实,因此有很深的感悟。在此引《诗》来证明时代变化之快。如果对“时”没有很精到的把握,则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里的“无十岁之能”是比较费解的。能,可能就是指的“政令畅行”,可以参考《周礼·天官·小宰》“二曰廉能”郑玄注。(第60页)[11]
5、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第五行)
赵建伟说:“阴阳”,指四季。“晦明”指昼夜。“短长”,谓生杀(《书·盘庚上》孔传)。《黄帝四经·经法·论》中有“一晦一明”辞例,并且在《黄帝四经》中晦明、阴阳、生杀常常共文。四季更迭、昼夜交替、生杀轮转,此出于自然天道,即《论语·阳货》的“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几句是证说“有言不信”,以下的几个历史故事则证说“困亨贞大人吉”。(第280页)[7]
赵说不确。一阴一阳,见于《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本篇此处阴阳不必解为“四季”,亦不必与《系辞上》所说同,可能与“晦明”相似,亦指日月转换而言。“短长”,恐不能解为“生杀”,而就白昼之短长而为说,即夏至后白天渐短,夜晚渐长;冬至后,白天渐长,夜晚渐短。近见刘大钧先生亦持此说,可证我的看法。[12]此言天道有其对立转换的规律,如阴阳、短长、晦明的互相转换,正是天道的体现。赵氏以为此是证说“有言不信”,恐亦未必。此数句应连下读,观下句之“故”字可知。天道有互相对立转换,人道对应于天道,亦应如此,故天下成功的圣王君主等皆有过困顿之经历。
6、是故汤□□王,文王拘于条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第5-7行)
此段亦见于《说苑·杂言》,曰:“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值得注意者,此处亦标明为“孔子曰”。然《说苑》所记为孔子周游困于陈蔡时之事,其中两次提到越勾践之事。按,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被吴所败,后于公元前482年败吴,其时孔子已返鲁,前478年灭吴,孔子业已辞世。故《说苑》所记必有误(《孔子家语·在厄》也曾言及越勾践,误同)。又孔子所述诸人并未按时间顺序,帛书《缪和》亦同。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不过,我们可以推测,越败吴,为晚年孔子所知,讲述困道时亦可能作为例证,为弟子所记。弟子、后学整理孔子言论时,误加于此,亦未可知。这乃是同源材料,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差异,此古书流传规律,不足以否定此非“孔子”所言。
7、列埶必奠(第十四行)
此从廖先生所释(第41页)[5],陈释作“死埶尤奠”(第368页)[8]。赵建伟说:埶同藝,封建、树立。尤,训为“甚”。奠,即“尊”字。后文“藝死爵位之尊,明厚赏庆之名”可与此参读。此谓为效死者封建的爵号甚尊。(第283页)[7]
我们认为,列,可训为“位”。埶,同势,也可训为“位”。古埶与设通,可读为设,训为职位。裘先生曾说:“埶”、“设”古音相近,武威《仪礼》汉简皆假“埶”为之。(第572页)[13]魏启鹏先生曰:埶借为设,案“埶”古音有两读,一为书纽,一为疑纽。《庄子·盗跖》陆德明《释文》:“埶音势,本亦作势。一音蓺。”势、设同为月部书纽字,故知埶可借为设。郭店楚简《老子》丙组:“埶大道,天下往。”裘锡圭先生曰:“埶读为设,各本作‘执’皆误。”是其证。(第203页)[14]奠,《系辞》“天尊地卑”帛书作“天奠地卑”,张政烺、李学勤先生皆以为“奠”乃“尊”之笔误,非通假字,又张政烺以为亦可读为本字,训为定。(第824页)[15]则此处作“奠”,似乎应为本字,训为定,于义更长。
8、夫古之君子,其思虑举措也,内得于心,外度于义。外内和同,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适人心。(第二十二行)
邓球柏训“思虑”为思索考虑。并引《楚辞·九章·悲回风》“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为例证。又以为举错,即举措。错,措,古通用。举措,举动,行为。《管子·五辅》:“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汉书·匡衡传》:“举错动作,物遵其仪。”《东观汉记·梁商传》:“举措动作,直推雅性。”内,反省,自求。得,符合。心,良心。外,与人交往,外交。度,测度,标准。义,道义,行为规范。(第594页)[6]
我们认为,举措,即举动行为,动作之义。王充《论衡·道虚》:“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及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得,有获义,引申为符合。《大学》“虑而后能得”朱熹章句:“得,谓得事之宜也。”又有测义。度,测,揆。《大戴礼记·小辨》记孔子曰:“内恕外度曰知外。”《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义,宜也。《诗·小雅·皇皇者华》“周爰咨度”毛传:“咨礼义所宜为度。”此所谓“内”“外”,即对“思虑”与“举错”而言。思虑则内得于心,举措则外度于义。
对于“外内和同”,人们往往会产生误解。邓球柏对这句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吕昌强调外内和同,将“和”与“同”视为同一的概念。孔子是赞成“和”而反对“同”。(第594页)[6]王葆玹、梁韦弦等即以此为“口实”,来否定其为孔子言语,乃至儒家学派。但可惜,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孔子家语·论礼》篇记有孔子关于“五至三无”的论述,其中就有“上下和同”之语,原来可以借口《家语》为伪书,一笔抹杀,但恰恰这句话又见于上博竹书《民之父母》。看来,“和同”只能理解为偏正词组,意思就是“和”。
另外,这句话可与《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相参读。外内和同,即指内心与行为相和谐一致。和同,为偏正词,即指和而言。邓氏以为吕昌将和与同视为同一概念,恐不确。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强调和反对同。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适人心,此三者正是对外内和同的引申和发挥。今本《易传》强调天地人三才,将人与天地并列,突出了人的作用和地位,与道家不同。帛书《易之义》和《要》也将天地人并举。孟子讲天时、地利、人和,并且认为关键在于人和。可参读。
9、《易》曰:“童童往来”,仁不达也;“不克征”,义不达也;“其行塞”,道不达也;“不明晦”,明不达[也]。“□□□□”,仁达矣;“直方”“不习”,义达矣;“自邑告命”,道达矣;“观国之光”,明达矣。
邓球柏认为,以上这节文字,疑是古代《易传》的一种,盖已失传。此五十七字可补齐为《易》曰:“童童往来,仁不达也;不克征,义不达也;其行塞,道不达也;不明晦,明不达也。有晋惠心,仁达矣;同人于野,义达矣;自邑告命,道达矣;观国之光,明达矣。”这是一段《易传》的佚文,不能视为史墨解《易》的文字,是史墨引《易》的引文。《缪和》篇末的这种解释方式类似于《象传》,但从解释内容来看,可能是一种释义的传,我们可以将其名之为《义传》。而《缪和》所称的“《易》卦其义”又是特指卦爻辞。可见传统易学中所强调的卦义之说源远流长。(第627-628页)[6]
我们认为,邓以为“易曰”以下为史墨所引古佚书,此说可商。本篇自十八章始,皆以历史故事引证《易》卦爻辞,末以“易卦其义曰”引出卦爻辞。而第二十三章则于“易卦其义曰”引卦爻辞后,又出现“易曰”等文字。揆诸文例,此恐非史墨所引,而应单独分章。应为作者补赘于此,然则此又与上文问答体例、子曰例、以故事证易例不同。故笔者将本段单独分章,列为第二十四章。
参考文献:
[1]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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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黄怀信.论语新校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廖名春.马王堆帛书《缪和》[A].续修四库全书·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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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0]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经注疏(标点本)·周礼注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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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4]魏启鹏.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5]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A].张政烺文史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
注释:
[①]本文所采用的释文,参考了廖名春先生载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中的释文、《续修四库全书》所载释文和载于《帛书易传初探》书中的释文,陈松长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中的释文和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所载释文和赵建伟《新出简帛周易疏证》所用释文。在众前辈学者基础上,笔者重新对释文进行了整理和注释,载于杨朝明教授主编《儒家简帛文献注释论说》一书,即将由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
[②]李学勤先生对此的论说见于《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廖名春先生的观点可参看《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③]参看刘大钧先生《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第111-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郭沂先生《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出版社,2002年;丁四新《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中国哲学史》,2001(3);《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周易研究》,2002(3);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44页,三联书店,2004年。
[④]杨朝明先生对该书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认为《孔子家语》伪书说不能成立,并提出《孔子家语》乃“孔子文化第一书”的新主张。其弟子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可参看杨朝明师《孔子家语通解》,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2005年。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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