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当多元，何止心性这条路——对“儒家前途”说的一点回应

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一日己巳

           耶稣2016年4月17日

2015年1月24日，台湾学者李明辉的一篇名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访谈，竟一石千浪，引发大陆儒学圈的纷纷反击。在该访谈引发争议的一周后，笔者受这场争论的激发，就写成了《论中国儒学的前途——评估 “心性儒学” 与 “政治儒学” 之争》一文初稿，因为觉得其中诸多误解亟须澄清。后投给《探索与争鸣》杂志，在杂志躺了十个月才发出来，以《评估 “心性儒学” 与 “政治儒学” 之争——兼论中国儒学的前途》为题发表于该刊2015年第11期上，后发在共识网思想者博客上http://liuyuedi.blog.21ccom.net/?p=144。此前，还有一篇阐明部分大意的极简版《当代儒学对五四遗产：图穷匕首见?》，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3日瞭望版。

6月29日，激发大陆与台湾儒学之争的李明辉先生，从台湾中研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做个小座谈，说明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内在玄机，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了。李明辉先生自己声明说：他的本意，绝不是说造成对立，反而是两岸儒学要“协同共进”，并反对那种“义和团化”情绪。而且，他还特别谈到，东亚儒学的提出的政治意图实为“反台独”。的确，未来儒学健康发展，不能仅靠口号空谈，仍需扎实“新构”！

在参加这次八九人小座谈后，与李明辉咖啡厅小坐，不仅交换了对大陆与港台儒学的许多看法，而且探讨了情感与儒学的关联问题。从这次私聊中，得知李明辉先生正在写《四端与七情》之续篇，他认为执情则偏而不能脱理，但即使恶人落水恻隐之端亦压倒是非之心。这与此前一天，第一届“中西比较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刘纪璐女士对我的追问之意刚好反向。李明辉先生还自问：我算什么儒家呢？康德儒家！如此说来，还会有杜威儒家、海德格儒家出场吗？但无疑，儒家发展本身就是多维的，无论是宋儒借鉴佛教，还是今儒吸纳西学。

此后，应杂志之约，陈乔见先生撰了一篇与我商榷的大作《王道与民主：评陆台新儒家之争——兼与刘悦笛先生商榷》，该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后又以《王道与民主：评李明辉蒋庆新儒家之争——兼与刘悦笛先生的“儒学前途”说商榷》为题发表于 //m.katywinge.com/article/id/7896/。陈乔见先生称我的说法为“儒学前途”说，在撰写此文过程当中及其后，皆与我都有交流。笔者非常欢迎这种回到“问题本身”的论辩，其实我们的许多意见是一致的，尤其是对蒋庆版“政治儒学”的某些观感，学术就需要这样的论辩，希望真理越辩越明！

我想，这些随后的论争文章，大概都是李明辉先生引发的“大陆儒学”与“台湾儒学”之争后的余波吧，包括后来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友人赵法生先生联系到我，他又组到三位先生的大作，谈论大陆儒学所面临的问题。这批文章我也帮着推荐到《探索与争鸣》杂志，不日将发表，也敬请儒学界内外同道们多加关注！

然而，陈乔见先生对我所说的，尚有一些误解，需要来澄清一下，他在商榷文章中认为：

刘悦笛先生在评论陆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后，对中国儒学的前途有一论定。刘悦笛认为李明辉和蒋庆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分歧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确实，李明辉为之辩护的以牟宗三为中心的“港台新儒家”自是以心性儒学为主，而就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之后（显然，蒋认为他已经确立，就是“王道三重合法性”），弘扬心性儒学乃是儒学复兴的第一要务而言，蒋庆期待建立善制的起点又回到了心性儒学。刘悦笛显然并不认同这一回到心性儒学的老路，而更欣赏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的理路，尤其是梁漱溟的情理合一的“理性”观。刘悦笛私淑李泽厚先生，他认为李泽厚晚年的“情本体”就是对梁的开拓与发展。因此，他对儒学发展前途的结论是：“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的话，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了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恐怕‘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当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一始一终）‘用中’（度的把握）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

然后，陈先生给出一个判断：他难以苟同——我认为“似乎只有李泽厚的‘情理结构’说才应是未来儒学发展前途之所在，更难苟同他因西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而对心性儒学判下死刑。”但这是对我表达文意的误解，这并不是“我认为”的：一是我从未说“情本儒学”未来就能归于一统，二是也没有谈到心性儒学归于终结，正像这一章标题所问：“儒学复兴：一元还是多元？”

实际上，我反对“儒学复兴”乃一元的，反而认为不仅一定“要”有多元，而且一定“会”多元化，前者是价值判断，后者乃事实判定。我只是说，从现实发展与理论拓展来看，“情本儒学”较之“心性儒学”更适合未来的中国，乃至可以翻身为世界智慧。拙文与其说比较的是“心性儒学”与“情本儒学”，倒不若说，乃是对（从牟宗三先生到杜维明先生倡导的）“三期儒学”与（李泽厚先生相应提出的）“四期儒学”之整体命运进行比照。如今，我认为，恰恰处于前者所谓“三期儒学”衰微之末期，而后者所展望的“四期儒学”却迎来曙光，可谓方兴未艾！

关于“四期儒学”的多元化发展，李泽厚先生曾在《说儒学四期》当中，早有论定：

“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悦、扬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例如，“四期说”虽不同意“三期说”，却仍然可以包容“三期说”作为宗教哲学取向的一个偏枝，而又与之争辩。如此等等。

按照李泽厚的四期说：原典儒学是礼乐论，是为第一期；汉儒是天人论，是为第二期；宋明理学是心性论，是为第三期；四期儒学则是情欲论，是为第四期。在此，就连李泽厚先生也没有说，以“情欲”的主题的“四期儒学”当中，“情本体”儒学乃为唯一要义，反而“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种判断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如今以宗教性儒学抑或政治化的儒学都得以群体性地发展，包括美学化哲学也是如此。笔者也只是比较“心性儒学”（其实“儒学三期”说当中后两个阶段皆以心性论为主流）与“情本儒学”（作为“四期儒学”当中的应有之维），哪个更适应于当今乃至未来中国社会的进展，并不是简单地以后者来取替前者，即使后者成为了主流之一，也是多元儒学复兴当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这让我想起另一次重要的中国哲学的会议。2007年10月29日，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开放时代》和《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协办的“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开会前一天，李泽厚先生电话说陪他去一趟，尽管他参会甚少，但是觉得这次会议给他发去邀请，实乃一次挑战，所以理应应战。遗憾的是，那次会议，作为“儒学三期”说坚守者的杜维明先生因有家事紧急回到美国。当时，李泽厚先生以“儒学四期”论反对“儒学四期”说，给我感觉几乎扭转了那次会议的气氛与取向，大家后来更多是加以反思。在现场，李泽厚先生说：

我不大赞同“儒学第三期”这个说法。我的讲法是“四期”。我说“第四期”，就是牟宗三杜维明他们说的儒学第三期可以作为儒学世系里面的一个流派，也仅仅是一个流派。儒学第四期可以有很多流派。

这就再次明确了“四期儒学”的多元主义，而且，似乎也表明了这样的意思，哪怕是“心性儒学”也可以作为“四期儒学”的流派而存在。进而，甚至可以说，“四期儒学”涵摄了“三期儒学”，李泽厚先生把汉代天人儒学（当然也是一种早期的“政治儒学”）独立出来后，又以更广阔的视野将“四期儒学”扩展开来，并试图把“心性儒学”纳入其中。既然“四期儒学”以“情欲”为主题，那么，李泽厚先生的个人选择也相当明确，道一以贯之也：

第四期的儒学主题，对我来说，则将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其基本范畴将是自然人化、人自然化、积淀、情感、文化心理结构、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等等，个人将第一次成为多元发展、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由人。

这不禁令我想起，在“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会上，陈来先生插李泽厚先生的一句话：“我觉得问题不在三和四,问题是现代儒学仅仅是一个现代心性之学。关键在这。”这恰恰说到了点子上！然后，李泽厚先生回应说：“对！包括那个牟徐张唐文化宣言，它也是说中国的精髓就是心性之学。”

我想，以情理结构说为核的“情本儒学”，也只是“四期儒学”当中的可能发展起来的一个维度，当然可能是与理性中心主义霸权的西方所谓“常青哲学”之外开出一条新路。如此说来，“四期儒学”所做的，乃是超出“心性之路”的唯一那种可能，而寻求未来中国儒学发展的更多的、更匹配的可能性，“儒学四期”始终坚持多元发展的理路，万万不可定于一尊！

当然，笔者与李泽厚先生自己的理解有点差异。李泽厚先生把儒学四期追溯到康有为，也将“自由主义儒学”（姑且如此命名之）也追溯到康那里。然而目前，所谓“康党”所继承的仍是政治哲学与经权智慧。康有为尽管以“仁”为哲学核心（谭嗣同更是聚焦“仁学”），但是并未强调情理合一也。李泽厚先生则回应说：梁漱溟大讲理性与理知区别以及其他等等，基本属于宋明心性论，康有为则不属，尽管梁跟我更接近一些。关于康梁之分，梁到底属不属于“心性”传统？康在“情欲”建构上到底有多具有革命性？还要再仔细读读看看，但可以肯定，他做康的研究多，心理上更接近梁，二者与情本思想之间的关联，还要深入考证。

所以，我想所谓“四期儒学”，从情理哲学上，追溯到梁漱溟是否更为合适？当然，从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上，追溯到康有为也没问题。这样，其实就有两条基本线索可以梳理出来，一条是从熊十力先生开启的，直至牟宗三先生达到顶峰的，但登峰后就开始走下坡了。另一条则是从梁漱溟先生开始的，到了李泽厚先生那才得以真正延展。前者是高蹈于西式“形而上学”的路线，后者则是“一个世界”的智慧，我想说的无非是：后者较之前者也许更适合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

当然，其中还关系到对西方形而上学未来走势的看法，对人类宗教未来发展趋势的测度，均与本文题旨有点距离，这些“历史命运”问题另文再详叙。但大体的意思是，中国化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是否在宗教衰微之后、形而上学衰微之后，成为最适宜的一种选择呢？中国儒学的未来重建，要回到原典儒学的“一个世界”智慧当中返本开新，恰恰由于佛学的介入使得宋明理学、西学的侵入使得现代新儒家走上一条道德“形而上化”之路，如今则是从这种高蹈于虚处的理论回返到“生活世界”的时候了。

通过这场持续一年的儒学争论，最后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

首先，儒学复兴，需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大家做的乃是“同一个儒学”！

其次，儒学复兴，要摒弃内在分离的观念，无论內圣还是外王，理想态乃是内外交融的儒学！

再次，儒学复兴，唯有走多元共生之路，才是可行的，而儒学复兴当多元，不止心性这条路！

这就是我对所谓“儒学前途”之多元化的一点看法，希望与各位同仁继续商讨下去……拿着放大镜看，即使每段历史情境的内部相对复杂，但是拉伸开历史视野后就有了望远镜，最终就总有所取舍，这终归是“历史的选择”吧！

2016年4月17日于闲傍斋

附录：

【刘悦笛】论中国儒学的前途——评估 “心性儒学” 与 “政治儒学” 之争//m.katywinge.com/article/id/7906/

【陈乔见】王道与民主：评李明辉蒋庆新儒家之争——兼与刘悦笛先生的“儒学前途”说商榷//m.katywinge.com/article/id/7896/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