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七）

七、动力机制：经验分析

作者：康晓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稣2016年3月24日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的文化模式和格局深受外来势力的影响。只有把中国放到世界之中，从互动的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它的文化模式和格局。

近代以来，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互动中，中国处于弱势地位，而外部（主要是西方）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与西方的相互影响是不对称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模式，一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模式，二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隐藏在这两大文化模式背后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

整个20世纪，这两种西方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形式包括了热战和冷战。这种竞争也反映到中国内。近代以来，第一波大规模文化入侵表现为马列主义的输入。先是思想输入，而后是在该思想指导下建党，建军，夺权，直至建立国家政权，最后是借助国家政权改造整个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二波大规模文化入侵表现为自由主义的输入。先是输入思想，然后是改革经济、社会与文化，现在正在致力于夺去政治权力，但是这最后一步还没有走完，最终结局尚未确定。

近代以来，在中国内部，本土文化与外来的两种文化的竞争从未间断，中国的文化格局取决于这三种文化的竞争结果。

我们的故事从邓小平改革开始。讲述故事的方式以文化为中心线索，但不局限于文化。实际上，只有跳出文化，才能说清楚文化的演变。

1、一元文化体系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两大霸权体系——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尽管中国后来脱离了苏联阵营，但是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均与苏联阵营大体相同。这是一种全能主义政体。[1]

东方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利用一切社会化手段，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维护东方文化与消灭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是同时进行的。这样一来，党和政府拥有了绝对的文化领导权。

在全能主义体制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市民社会”，社会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在价值观、道德规范、社会科学理论，乃至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社会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官方意识形态没有货真价实的竞争对手。

由于实行信息锁国政策，并得到有效执行，所以西方文化无法输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描述的机制基本上无法发挥作用。

此时的中国，东方文化一家独大，是唯一的“显学”。这是“一元文化体系”的时代。这也是邓小平改革的初始条件。

2、二元文化体系时代

“冷战”的结果是，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即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西方阵营通过强大的宣传战，把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向东方传递。能够规避信息“防火墙”的中国人能够得到这些信息。这些人是党内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

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拿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19978年当权之后，务实的邓小平选择了市场经济，发动了市场化改革。

为了推动市场化改革，邓小平首先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使得“亲市场”的西方思想大举入侵。可以说，在整个改革时代，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描述的文化入侵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称的文化交流贯穿始终，中国始终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输入国。邓小平还使“改革本身”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改革”就是“好的”，就是“正当的”。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

在“实现现代化”、“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口号下，西化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市场化和私有化长驱直入，与此同时，计划体制和公有制迅速瓦解。外国技术、资本、人员大量涌入。国民经济的外向性越来越高，经济日益国际化，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技术、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管理方式，均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力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日益壮大。而且，资产阶级、改革派官员、亲西方知识分子，这三个精英集团结成了联盟，联盟的基础或共识就是市场经济，以及对市场化带来的利益的“赢家通吃式”的分配方案。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市场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当经济活动逐渐摆脱政府控制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私域”基本上获得了自由。思想、言论、新闻、出版也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小范围的集体行动得以出现。但是，政府仍然严密地控制公共领域，并且继续垄断政治权力。市场化也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地位，原有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丧失了“霸权”，无法为执政党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论证。从总体上来看，全能主义体制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市场的权威主义体制。尽管没有形成标准的“市民社会”，但是出现了大量的“市民社会要素”，这种有限的市民社会，为非官方思想的兴起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势力可以发起葛兰西式的“阵地战”了。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支持西方思想的阶级力量开始扩大，在原来的党内改革派和自由知识分子之外，又增加了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亲西方势力是美国霸权体系的同盟军，也是它的最忠实的“文化买办”。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力量和国家形态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观念的变化或霸权的轮转。在上述过程或势力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开始形成和壮大，并开展积极而有效的行动。于是，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大众传媒（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一个接一个的市民社会阵地，被亲西方势力（西方思想）攻克了。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东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东方文和西方文化两种“显学”并存。而且，在市民社会中，西方文化逐渐夺取了文化霸权。

上述过程都得到了国际上西方势力的大力支持，也可以说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同盟与西方霸权体系里应外合的结果。

但是，在政治社会中，官方仍固执地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官方需要西方思想支持它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西方思想又要颠覆它的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官方需要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便顺利地推进反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官方也需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独尊地位，以便维护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样一来，它就使自己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既需要引进西方思想（借此推动市场化改革），又要限制它（限制其对政治稳定的不利影响）；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又要破坏它（消除它对市场化改革的阻碍）。官方的这种首鼠两端的文化策略，也是两种显学得以并存的政治根源。

20世纪90年代，苏联阵营解体，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形成。中国国内文化格局的变迁与之息息相关。二元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中国“国际化”的过程，也是美国霸权向中国扩张（渗透）的过程。这也是两大“文化阵营”及其“价值观特征群”形成的背景。而且，这一切都可以用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给予有效地解释。

3、三元文化体系时代

在这一阶段，中华文化开始崛起，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显学”，进而奠定了三元文化体系的格局。

是什么力量促使本土文化杂此时此刻复兴呢？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剿灭本土文化，反倒带来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对于这一问题，考克斯的理论无法解释，亨廷顿理论应该登场了！

社会的文化危机

权威主义政府、市场化改革、精英联盟，以及急剧的变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也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问题。“全面”意味着问题遍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深刻”意味着问题从表层直至社会结构的核心地带。

在经济领域，假冒伪劣产品、恶意拖欠、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盛行一时。在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加上钱权勾结，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攫取了绝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在社会领域，伴随经济不平等而来的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有权有钱的人为所欲为，底层却只能任人宰割。毫无保障的残酷竞争给劳动者带来了空前的生存压力。个人和家庭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也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政治领域，腐败无处不在，而且肆无忌惮，但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败，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价值真空”时代，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财富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然而财富的惊人增长和对财富的不厌追求，并没有普遍地提高中国人的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普遍的焦虑和迷茫。

上述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的行为问题，是制度问题，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是文化问题。人的行为受到文化和制度的直接影响，而制度是在文化中运行的，所以文化是一种比制度更为根本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合理地把当前的各种问题，看作是一场文化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我们的调查分析显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强烈感受，激发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采取行动，而对这些问题的根源的判断，则使他们决定通过改变文化状态来直接解决文化问题，并间接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2]

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从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来看，对于政府来说，弘扬传统文化主要是为了回应一些紧迫而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道德和价值观的全面崩溃、西方文化的侵蚀、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文化国际竞争力的严重匮乏。但是，促使执政党和政府调整其对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的最深刻的根源，还是其自身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压力。

摧毁了旧的合法性的主要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市场化改革。市场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进而导致了中共合法性的丧失。

三十年来，中共从未停止过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性理论或意识形态。但是，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要成为“有效的”，必须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在80年代，文化霸权并不属于党和政府，相反，它属于反对权威主义政治的知识分子。

面临合法性危机，政府意识到必须对抗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文化入侵，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要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文化的重建。中共高层采取的对策，一是挽救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找新的思想资源。而且他们不再仅仅关注西方资源，而是开始关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于是，政府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从“五四”传人转变为儒家复兴的积极推动者。

国家硬力量上升

实际上，中共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可是由于缺乏民间基础，孤掌难鸣，结果“国学热”昙花一现。与此相反，10年后的儒家文化复兴，不但具有深刻的民间基础，而且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后，这场运动才获得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双重支持并且迅速崛起？

在这十年之间，（1）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大的变化，而且执政党所承受的来自西方文化的压力在逐年递减；（2）国内的各种问题一直存在，当然在世纪之交变得更加严重了；（3）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也没有大的变化，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比此后更加宽松；（4）中华文化的底蕴从来就没有变；（5）世界局势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可见，政府的动机、问题的严重性、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文化本身的性质、外部环境，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传统文化在此时开始复兴。

亨廷顿的理论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解释。首先是“开放效应”。跨文明交往的增加，无论是友好的交流，还是严重的冲突，都会促使人们强化认同意识，区分“我们”和“他们”。这必然导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其次是工具文化现代化成功带来的结果。工具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不但不会带来终极文化的进一步西化，相反，由于民族自信心的回归，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也随之复活，从而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

近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既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了64%。[3]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也迅速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四。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早已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4]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傲视群雄。在13亿人口的国家里，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持续了近30年，而且势头越来越强劲，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2009年，按官方汇率核算，中国的国民总收入超过了日本，稳居世界亚军宝座。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了。用亨廷顿的话来说，中国在“工具文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本土文化的复兴，或者说，“终极文化西方化”的退潮。

传统文化的复兴

社会的文化危机和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促使官民一起寻找解决之道，于是开始关注文化建设问题。但是，无论是创新马列主义，还是进一步引进西方文化，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这促使一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希望借助本土文化资源解决问题。而国家硬力量的成功发展，又使得政府和民间对本土文化的信心回归。这一切导致了本土文化复兴！这样一来，在原有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格局中又增加了第三位竞争选手，三元文化体系也随之形成。

在这个三元文化体系中，西方文化最为强大，但还没有强大到建立霸权的地步；本土文化的势力在上升，但仍处于弱势地位；官方意识形态最为弱小，而且短期内看不到什么起色。可以说，有资格参与文化霸权争夺战的只有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官方文化已经出局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成就更上层楼，进一步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这种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放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互动格局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单向交流态势开始扭转。这一切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推动了国内的文化复兴活动。在“三国演义”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势力迅速崛起，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持续衰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文化还在迷茫中徘徊。

西化导致了本土文化的复兴，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辩证法。

阶级战争，还是民族战争？

上一节的分析显示，在三元文化时代，文化阵营具有“跨阶级性”。文化阵营的“跨阶级性”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文化阵营会具有跨阶级性？（2）文化领导权争夺战，究竟是一场民族战争，还是一场阶级战争？抑或是具有双重属性？（3）文化阵营的构成，能否还原为阶级利益，能否还原为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阵营结构是否具有解释力？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面我们借助葛兰西理论和新葛兰西主义进行进一步分析。

葛兰西的“历史集团”、“集体意志”、“文化领导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阵营的“跨阶级性”。葛兰西指出，历史集团是多阶级的联合体，带有跨阶级性。主导阶级通过建立文化领导权，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历史集团。集体意志是由主导阶级建立的、体现主体阶级核心利益的、反映了从属阶级某些利益的文化、知识、道德体系。集体意志以主导阶级的意志为主，但是也要兼顾从属阶级的利益，因而带有跨阶级性。文化领导权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获得积极的赞同确立的。支配者为了获得被支配者的赞同，必须与被支配者进行谈判、协商，并且做出适当的让步、妥协。在民族国家时代，历史集团必然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联合体。只有这样，民族国家才能获得广泛地认同，进而获得强固的基础。

在考克斯看来，国内的“文化买办”就是全球霸权体系在国内的同盟军或代理人。从考克斯的视角观察，国家内部的社会化，既是国内各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也是世界各国争夺文化霸权的战场。实际上，文化阵营结构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并存，与当前中国的文化情境息息相关。从国际利益冲突的视角来看，文化之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因而文化阵营带有民族性。从国内利益冲突的视角来看，文化之争是阶级利益之争，因而文化阵营带有阶级性。

考克斯的“国家阶级”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分析一下，考克斯的“国家阶级”在中国的对应物。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国家阶级”，它与中华文化阵营相对应。它符合考克斯的“国家阶级”定义，即具有“跨阶级”、“跨阶层”联盟的属性，而且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权力。

可见，当下的文化领导权争夺战，既是一场阶级战争，又是一场民族战争。从资产阶级与非资产阶级的冲突来看，它是一场阶级战争。从中国与国际霸权的冲突来看，它是一场民族战争。在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当把民族国家放到全球体系中观察时，文化阵营结构基本上可以还原为阶级利益，还原为人们在生产结构中的位置，即可以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来给予解释。

【注释】

[1] 林茨认为：“如果一个政体消除了几乎所有以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而拥有一个统一的、明晰的、指导性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有广泛而深入地动员，并且统治的领导权通常是克里斯玛型的，没有明确的限制，并且对精英和非精英都一样具有高度的无法预测性和脆弱性”，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全能主义政体。（[美]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概括了极权主义体系（与全能主义通用）的六个基本特征：（1）一个精心制作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涵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奉行。这个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彻底否定它以前的一切，许诺建成一个全新的尽善尽美的社会。（2）单一的群众性政党，通常由一个人领导。这个以上述意识形态为指针的政党，在组织上是严格的等级制和寡头制，并且与政府官僚机构交织为一体。（3）由政党或警察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建立的恐怖体系。它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4）几乎是绝对地垄断大众传播手段。（5）几乎是绝对地垄断暴力手段。（6）由中央政府对经济整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控制与指导。他们强调指出，这六个特征构成了全能主义政体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一个体系拥有这些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就判定它是全能主义体系，只有同时具备这六项特征的体系才是全能主义体系。这是公认的关于“全能主义政体”的经典定义。（[美]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Prentice-Hall，2001年，第247页。）

[2] 参见：《中国归来》。

[3]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