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五）

五、阵地战：经验分析

作者：康晓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八日丁酉

           耶稣2016年3月16日

1、文化格局

近三十年来，中国活跃着三种文化力量：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自由主义；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本土文化。[1]为了表述的方便，借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化的术语，分别称之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华文化”。

三十年间，三者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不但渗透政治社会，并且在市民社会中夺取了文化领导权。与此同时，东方文化节节败退，中华文化则处于潜伏状态。

国内文化格局的变化与世界文化大局的变化是一致的。这一时期，总的来看，国际上也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对这一趋势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右倾浪潮，打击了左派势力，诱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盘崩溃。中国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三国演义”格局发生变化。东方文化一蹶不振的局面没有转变。西方文化开始走下坡路，持续二十年的狂飙突进势头终结了。中华文化异军突起，而且势头强劲。《中国归来》和本书中所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东风抬头之势强劲，西风颓唐之势不减。这一“大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文化格局的演变。

2、观念特征群分析

我们借助“观念特征群”概念，研究各类文化的内涵，确认它们的异同，也为分析现实中的各类文化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奠定基础。

观念特征群概念

“特征群”指一组同时出现的、同时发展的特征。而且，“特征群”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短期内不会改变，甚至可以长期存在。如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城市化、工业化、大众传媒、科层制政府、法律体系、核心家庭，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看不到。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群”。[2]

本尼迪克特认为,一个文化正如一个人一样,多少是一种思想与行为都一致的类型或整体。英克尔斯运用这一概念研究“个人现代性”。

英格哈特，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可以在每个社会里发现一种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态度特征群，它们显示出实质性的、持久的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每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满足感、政治满足感、人际信任感、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承诺往往是共存的。它们构成一种针对所在社会的积极的态度或文化特征群，而且这种文化特征群与民主制度的延续紧密相连。[3]

“价值观丛”描述了同样的现象。“价值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一些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比如，在围绕着成功的价值观丛中，我们发现努力工作、教育、效率、物质享受和个人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4]

维尔达夫斯基。“文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不可能定理’：只采用有限的几种文化，就可以区分大部分人类关系；或者说，尽管我们能够想象出无数种潜在的文化，但是仅仅有相对少的几种表现在人类活动中，其它都很罕见。秩序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仅仅有几种共同价值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纽带是切实可行的，在社会上是有生命力的。”[5]

两种主导文化的观念特征群

本项研究中，我们选择了一组“指标”来刻画文化的观念特征群。这组指标包括：社会本体论；最高价值；文化立场；宗教倾向；政治价值观、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对改革的态度、对改革方式的选择；对市场或资本的态度；民族主义态度、对美国和台独的态度。

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市民社会中，最有资格争夺文化霸权的文化类型是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下面仅仅讨论这两类文化的观念特征群。

某种文化的观念特征群，也就是它的核心认同者的观念特征群。而在核心认同者中，专业知识分子对观念特征群的意识最为清晰，也最为深刻，他们也是这种观念特征群的创造者、传承者和推广者。我们正是通过分析典型知识分子的言行来界定观念特征群的。

表1：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观念特征群”比较

特征群形成机制分析

现实中的观念特征群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某些态度会稳定地聚汇在一起？基于广泛的观察，可以确认三种观念汇聚机制。

其一，文化固有的理念和内在的逻辑把一些观念联系在一起。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非常成熟的文化。成熟的文化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逻辑。历史上形成的固有理念要求得到稳定地传承。而文化自有的逻辑要求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大体上能够满足逻辑自洽的要求，至少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6]

中华文化的最基本的理念是“社会本位”，相应地，其最高理想是“社会和谐”；主张“父爱主义政府”，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所以主张“大政府”；推崇“仁爱”，追求社会公平，所以要求建立“福利国家”；反对残酷竞争，主张“以义制利”，所以不信任市场，要求政府干预市场，保护社会免于市场的暴政；喜欢“中庸之道”，所以不喜欢激进式改革，而主张渐进改革；而服装、节日、礼仪等等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反映了核心价值的文化要素……所以这一切“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中华文化的观念特征群。

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是“个人本位”，相应地，其最高理想是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推崇市场制度；主张自由放任，要求小政府或“守夜人式”的政府，反对福利国家；支持市场化改革和多党制；喜欢基督教和与之相关的西方节日和礼仪……所以这一切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西方文化的观念特征群。

其二，特定的国际格局把一些观念汇聚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处于紧密的相互作用之中，中国国内的观念特征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势力的强烈影响。

观念特征群的组合状况，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霸权体系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西方文化是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文化，因而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在国内的盟友（文化买办）自然会与它具有更强烈的亲和性，而他们所支持的观念特征群自然体现了世界霸权的主张（西方文化）。

观念特征群也受到国际格局中的某些偶然性因素的制约。例如，当前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害，所以中华文化特征群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反过来，如果中国拥有全球性霸权，那么中华文化特征群也许会主张“普世价值”，反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又如，美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因而西方文化特征群“亲美”。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古巴成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它也许会“亲古巴”。再如，美国支持台独势力，而西方文化特征群“亲美”，所以与中华文化特征群相比，它更加同情台独势力。如果美国反对台独，那么它也许将放弃对台独的同情。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恰当地称之为“爱屋及乌效应”或“恨乌及屋效应”。此类态度或立场，与文化的核心理念无关，与文化的内在逻辑无关，仅仅与此时此地特定的国际格局直接相关。例如，中华文化主张“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它曾经是非常“普世主义的”。个人主义也不必然与世界公民连在一起。其实，在欧洲的历史上，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均与个人主义相伴而行。

其三，某些指标之间的联系体现了文化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现实利益把某些指标联系在一起。文化的理念和内在逻辑，是累世累代积蓄而成的，反映了各个世代中其成员的利益。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说法，有时是因为他认为该说法是真理，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该说法符合他的切身利益。一般来说，只有在与己无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例如，私有产权、私人企业制度、市场机制是资本势力“安身立命”的基础，它们也正是由“市场化改革”创建的，小政府、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与它们相辅相成，多党制和普选最便于资本势力对民族国家实行间接控制，个人主义和基督教则在宗教和哲学层面为它们提供了思想基础，所以资本势力“天然地”喜欢这一切。也正是因为这一切符合资本势力的切身利益，所以它们才不约而同地汇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体现资本利益的观念特征群。

其实，上面讨论的“爱屋及乌效应”或“恨乌及屋效应”，也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的切身利益决定的。爱什么、恨什么，以及由此及彼的逻辑路径，都是由人们的利益决定的。

3、文化阵营分析

用“文化阵营”描述文化背后的社会力量。通过分析文化阵营的成员构成，可以深刻地理解文化的属性，发现观念与群体及其物质利益的联系，找出各种观念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物质”根源。

文化阵营概念

要成为一个“文化阵营”，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还要有一群“认同”该文化的人。隐藏在文化认同背后的是人们的理念、利益、情感和爱好。正是这些精神性和物质性的东西，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组成了文化阵营。

文化阵营的成员可以分为“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核心成员强烈认同该文化的核心理念，同时排斥对立的文化。边缘成员部分地认同该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可能同时还接受其他文化包括对立文化的部分理念。在每个阵营中，核心成员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边缘成员。其实，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思想上都是机会主义者，思想构成杂乱，内在逻辑混乱，主张也相互矛盾。他们很少清理自己的思想，也不追求思想的系统性。

在文化阵营中，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是知识分子，其地位非常重要。核心成员往往是知识分子，或是在背后支持知识分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与精英们站在一起的还有沉默的大众。大众既是社会化的对象，也是争取的对象。

一个社会中，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文化阵营，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并以此与其他文化阵营相区别。各个文化阵营之间，可能组成联盟，协同行动，也可能相互冲突，甚至彼此敌视。

与“文化格局”相对应的是“文化阵营结构”。“文化阵营结构”有两层含义，（1）活跃在市民社会中参与争夺文化霸权的各个文化阵营；（2）各个文化阵营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华文化阵营的主要对手是西方文化阵营，次要对手是东方文化阵营，而民族主义者、新左派是它的盟友。

两大文化阵营分析

在成员组成上，两大文化阵营都是“跨阶级的”。在两个阵营的成员中，都可以发现教师、研究人员、党政官员、资本家、高级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从这一点来看，文化阵营具有“民族性”。

但是，两个阵营在精英构成上各有偏重。中华文化阵营，精英组成的重心是党政官员，还有知识分子，一些经济精英。西方文化阵营，精英组成的重心是经济精英，还有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看，文化阵营又具有“阶级性”。中华文化阵营的主导阶级是考克斯所谓的“国家阶级”，它代表了民族利益。而西方文化阵营的主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自利集团，它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利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与其他阶级相比，某个阶级对某种文化立场确实更加具有亲和性，但是阶级与文化立场之间毕竟不存在清晰的、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国内文化阵营的界线不是按照一般的政府与民间划分的，也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之类的群体界限划分的，在这里，这些传统的“社会断层线”都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联盟形态。这一新的联盟形态是根据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建立的。中华文化阵营，认同中华文化，带有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是一个跨阶级的民族阵线。而西方文化阵营，认同西方文化，带有鲜明的“反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是一个跨界级的联盟。[7]简而言之，文化阵营带有阶级倾向，但是超越了阶级界线，属于一种带有民族性的跨阶级的联盟。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两大文化阵营的差异。

中华文化阵营与西方文化阵营的文化性格不同。各自的文化渊源也不同。中华文化阵营的文化源于本土的历史传承，而西方文化阵营的文化来自欧洲。它们的行动目标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是对立。中华文化阵营的目的是建立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驱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势力，而西方文化阵营则希望确立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而且联盟策略也不同。例如，对中华文化的一致的态度，决定了民间和政府的亲和性，所以中华文化阵营是亲政府的，而党政官员也是中华文化阵营的成员，至少也是盟友。而西方文化阵营则是反政府的，至少反对“大政府”。此外，两者的对外态度也是不同的。中华文化阵营带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认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同时伴随着对分裂势力的反对，伴随着对外部“假想敌”的警惕甚至敌视。而西方文化阵营则对欧美国家更加友好，也更加认同它们的所作所为。

【注释】

[1] 这三种文化类型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文化类型，不是这种纯而又纯的理想类型，而是各种理想类型的混合体。

[2]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第245页。

[3]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277页。

[4] [美] 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5]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287页。

[6] 当然，即使是最成熟的文化，其内部也会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但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系统会努力克服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尽可能满足理性的要求。

[7] 当然，一个中国人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不爱国”或是愿意当“汉奸”。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