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巩固与两岸和平焦虑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FT中文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十一日庚午

           耶稣2016年2月18日

去年底的“习马会”暖流未久，今年1月，蔡英文便在台湾胜选。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三次普选轮替，选民几乎是毫无悬念地抛弃了“百年老店”国民党。联系之前的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以及与总统换届同步的立法院选举，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基本盘与权力基础遭遇结构性解体，已丧失相对均衡的体制内外政党制衡能力。以台湾看台湾，二十年来的普选已然在政治上有效驯化了台湾所有政党及社会力量，体现了选举民主的“民主巩固”效应。从民主的形式指标而言，台湾此次换届选举是和平、理性的，是转型民主的样本。

不过，台湾主流民意的选举作为所显示出的与“习马会”及两岸和平发展的相背而行，以及民进党僵硬的“台独”党纲，亦为两岸关系投下浓重阴影。两岸新分歧的聚焦点在于“九二共识”，即所谓的“一中各表”原则。对国民党而言，这是一贯的统一立场和“习马会”确认的政治遗产，而对民进党而言，这是实现“台独”党纲和台湾彻底本土化的政治障碍。对大陆而言，“九二共识”是国家统一及自身执政之历史合法性的根基，是最核心政治利益与底线。2005年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为此而设有专条。

两岸政治的长期分隔以及普选进程上的时间差异，导致“一中”认同在实践性的台湾选举政治中不断衰变，从而在和平系数和统一时间表上引发了两岸共同的精神焦虑。不过，时间大体上在主体性的大陆一边，而通过适度约制民粹化与本土化的“民意”，并以政治精英的责任伦理做出适时决断，使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原则上继承“习马会”政治遗产，则是民主巩固后的台湾的生路与福祉所在。民主是程序，民本与民生乃至整体中国利益才是目的。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如要保持选举优势长期执政，在两岸关系上不能后退，只能比国民党做得更好，否则选举的钟摆效应必然逆向展现，陈水扁就是先例。

民主巩固的示范性

四年前，马英九在连任胜选演讲中称台湾民主为华人民主典范，此次蔡英文更是高举台湾民主示范旗帜。胜选之后，世界主要媒体尤其是华人圈知识分子多为台湾民主的“巩固”欢呼，视之为华人民主的再次展示，并破除了民主实践的非西方文化魔咒，进一步坐实了民主的普适性。在礼赞台湾民主的同时，一种对比两岸四地（包括大陆、港澳）普选进程的差异性凸显出来，而精英知识分子通常痛心疾首于大陆普选进程的迟缓，以及对港澳的消极抑制作用，以台湾民主的强势示范效应为理想托付对象。如此，时间似乎又在台湾一边，而且台湾民主的巩固不仅是台湾自身的政治现代化成就，更是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与诱导。

无疑，台湾民主的政治示范效应是存在的，民主文化与威权体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理性，至少在台湾个案上是可以期待与扩展的。这给予了中国致力于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必要的信念与信心。民主化作为大众社会决定性取代贵族社会之后的现代治理方案，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趋势，如同洪水，但并非猛兽，运用得当则可尽其利而避其害。对待民主化，如同中华文明中的治水经验，只可“疏浚”，不可“湮堵”。因此，大陆执政当局及民众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积极看待台湾民主的示范效应，积极看待台湾民主在维持岛内和平及探索民主巩固实质性条件方面的具体经验，引为中国整体民主化的实践知识与理性。

台湾民主的制度性示范意义至少包括：第一，法治理性，即民主化需要在相对健全的法治秩序中展开，以法治建设作为民主震荡周期的收束性机制，包括以法治方式逐步清理民主化的制度障碍，抑制极端主义，处理选举争讼等。

第二，公开性，即民主竞争需要在公开透明的资讯和社会舆论氛围中开展，如此才能使各方充分竞争，心服口服，不至于因严重的黑箱操作和选举舞弊而伤害民主与和平。

第三，媒体自由，即选举是公权力的郑重交接过程，自由而多元的媒体监督与传播性平衡，是选举公正性的重要保障，也是选民理性的重要引导。

第四，公民社会，即选举民主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多元政党自由组织与竞争条件下才有政治意义，没有社会的多元性与自主性，选举民主很难有效运转。

第五，尊重宪制的妥协精神，即参与民主游戏的任何一方必须充分尊重宪法秩序和选举程序，不以结果利害作为是否遵守选举结果的唯一依据，而能够共同确保游戏规则的权威性和连续性。

这些示范要点是台湾民主巩固的基本支柱，不仅对大陆、港澳有意义，对其他民主转型地区亦有启发。选举民主周期是政治权威与权力的暂时空档期，是否能够和平过渡，高度取决于具体宪法秩序的规则理性，以及特定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

地方民主的局限性

在承认台湾民主的示范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其作为地方民主的局限性。分析台湾民主的局限性，不仅可以帮助矫正台湾民主本身，而且也可以为大陆汲取台湾民主经验提供正确的指引。

首先，就台湾民主自身而言，其民主巩固可能存在民粹化和分离主义倾向。随着大众社会尤其是传媒社会的来临，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参政变得日益便捷，这导致高度依赖于政治经验和精英理性的传统政治模式遭到极大挑战。

这种挑战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中展现无遗。此次学运甚至超出了民进党政治精英的控制范围，而呈现为一种带有民粹化色彩的本土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既严厉打击了具有民选基础和宪制合法性的马英九政府，亦同时切断了立法院内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精英协商机制，对民进党的政治取向和调整空间形成外部牵制。这种青年运动在香港政改投票中亦有展现，“伞兵”力量对温和泛民派议员的严厉政治监察，是政改失败的重要原因。“太阳花学运”固然可以构成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但却结构性地破坏了台湾大体有效运转的“选举民主+精英治理”的法权结构，在台湾日常治理中强制性嵌入了民粹因素。连台湾民主的精神导师之一龙应台都对这场学运颇多微词。

而此次蔡英文当选，台湾的学运一代必居其功，将其运动精神与影响力植入其中，对蔡英文施政产生严格的政治监察作用。此外，地方民主的普选本身就是对政党的规训机制，导致即便国民党亦不断本土化而对统一立场采日益弱化的守势，“换柱”风波就是显例。此外，自我运转的台湾民主及其青年运动的本土信号放大机制，还必然催生出日益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台湾民主本来源于国民党法统下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地方民主的连续巩固却逐步走上了一条背反“一中”法统的本土化道路。如果台湾民主巩固的结果是台独倾向加剧，并可能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统一前途产生实质危害，那么台湾民主就背离了其所根植的宪法秩序前提。华人圈欢呼的台湾民主，也一定不是台独与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取向的民主。

其次，台湾民主对大陆政治改革的启示有一定的局限性。台湾民主的体量相对狭小，且主要动力来自于独特的“族群政治冲突”，又在美国民主范式与安全保障诱导下进行，这些基本的实践性条件大陆均不具备。此外，台湾民主只设定了严格的内政治理目标，建立了内部公权力的转换机制，而不负担整体中国实质性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样的民主试验可谓“得天独厚”，缺少大国民主化必然伴随的严峻的国家能力挑战与国家利益压力。

而且，台湾民主循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而来，这部《宪法》已然对党国体制给出宪法解决方案，只是政治实践上的何时解严与普选问题，而大陆体制循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而来，普选甚至宪政并非优先和终极的政治目标，党国体制仍处于权力双轨制状态，尚未寻求到妥善的宪制解决方案，国法与党规的规范性冲突与政治精神张力尚无制度性解决方案，处境与台湾民主起点迥异。

更何况，大陆因其独特的政治发展路径而同时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四重意象或负担：第一，内政意义上的标准民族国家，以内部宪政为尺度和愿景；第二，党治国家，以中国式党的领导及其制度网络为规范承载，对民族国家形成结构性制约和塑造；第三，新中华帝国，不同于英式的贸易性帝国和俄式的领土性帝国，当然也不完全是中国古典的朝贡性帝国，而具有与美帝国及其背景性的罗马帝国相竞争的文明性帝国取向，是新世界主义下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治外政治担当；第四，天下体系政治体，即以中国古典智慧与思维，经由新中华帝国的治外打造与建构，走向一种和平主义的和谐世界秩序，寻求康德“永久和平难题”的中国解。

以上四重国家建构使命，决定了台湾民主对大陆仅具有内政意义上的有限启示，而不可能具有如国际友人及华人圈知识精英所谓的“民主平移”效应。更何况，中国政治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国家宪制制度的复杂性及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超强需求，国家必须首先维持统一及可治理状态，民主化才是有益及可取的。如果民主化导致秩序崩解与战乱，导致中国百年崛起奋斗牺牲的成果被消解，则其正当性必然大打折扣。

再次，台湾民主的形式审美与尊重宪制的妥协精神及台湾人民的本质福祉存在一定冲突。民进党日益飘渺而固执的台独取向，“太阳花学运”对精英理性政治与民主治理的民粹式加持，可能导致台湾民主逐步丧失其和平、理性与节制的美德，而在党纲信念与广场激情相互激荡中，凭借修改《公民投票法》甚至修宪而推进“法理台独”。“太阳花学运”及其对立法院政治的结构性制约已经导致两岸服贸、货贸停滞。与此同时，中韩、中澳自贸区生效，中国沿海自贸区带日益成形，亚投行与“一带一路”进入制度性闯关阶段，中国国家发展与地缘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进入新时期，台湾却因民主化与本土化的锁闭意识而无法经由政治精英的理性决断及时跟上，其对台湾人民本质福祉的长远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民主不可能是反和平与反人民福祉的，在民主作为操作手段而上台之后，蔡英文需要做的恰恰是反向制约民主激情而迅速向精英理性政治转轨，这是严格考验政治家责任伦理与政治智慧的要害难题。

积极看待“一国两制”

“习马会”是两岸关系之“九二共识”的战略再担保，不过这种担保正在经受台湾政党轮替的严峻挑战。“九二共识”本身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统一的宪制性共识，除了在观念与政治上严格排除台独选项之外，并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两岸宪制权力安排与政体设计。这是一个必要和不可再退的政治共识与起点。破坏这一起点将在根本上伤害两岸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与相互信任。那么，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向前走呢？以什么样的宪制智慧或概念来想象未来两岸的政治关系前景呢？

首先，蔡英文当局对“九二共识”的战略再担保之大体继承，是严格的政治前提。因为丧失这一前提，两岸和平将不可能保证，台湾民主与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及中华民族前途的对立将成为政治事实，而《反分裂国家法》将不可避免地获得实施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是对蔡英文当局的重大政治考验，其着眼处不应该再是“以台湾看台湾”，而应该“以中国看台湾”，深切体认台湾民主及台湾人民本质福祉以两岸和平为最大保障条件，从而能够以公权力、精英理性和民主内在的妥协美德，勇敢走出这一步，缔造两岸和平与台湾民主巩固的长期基础。

其次，在确保“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未来两岸的开放性协商议题必须朝向政治、军事等更核心领域进展，而不可能长期维持模糊的“不统、不独、不武”状态，而呈岛内偏安态势。在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制度化建构进程中，一方面台湾民主就此获得更加宽和与优质的外部保障与发展条件，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有望逐步得到管控和消解，另一方面，台湾在内政意义上的华人民主经验，确可通过政治协商管道，倒逼并拉动大陆民主化进程，从而使得来自中国宪制法统的台湾民主最终能够反哺大陆，显其政治依归与美德风范。

再次，在上述底线确保与政治协商正面进程中，“一国两制”仍可创造性适用于两岸关系的契约性续造与宪制性建构。“一国两制”起源于古典中国“一体多元”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宪制治理传统，受激发于大英帝国二元殖民宪制体系及香港回归的紧迫性实践课题，由邓小平在国家政策及基本法上优先发展完成。不过，“一国两制”因其适用对象不同，而只能分别形成个案性经验，在此意义上港澳台不必横向直观，不必以澳门说服香港，以香港说服台湾。

“一国两制”的最根本政治智慧在于一种诉诸历史实践与演化论的政治理性，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差异风险隔离与管控机制，在维护国家统一与整体利益前提下充分尊重和保障不同地域制度进程的历史差异性，将制度融合放置在一定的制度公平竞争与自然整合程序之中，既不截然对立，也不相互苛求，以政治时间换取宪制空间。尽管“一国两制”目前在香港遭遇到实践性困难，但香港经验是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性的反映，不足以证成或否证“一国两制”在台湾形成特色经验与架构的制度可能性。两岸中国人要共同创造这一可能性，民进党及其政治精英即便为了长期执政、两岸和平及台湾人民本质福祉，也需要积极看待一国两制并介入这一制度性进程之中。

总之，台湾民主已然巩固，两岸和平面临底线挑战，但再大的冲突与差异，在中国始自近代的宪制国家进程中亦不足为大。台湾民主对大陆有所示范但并不充分，因其民主经验所面对和处理的主要问题与大陆有别。“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底线，“一国两制”下的两岸关系突破是未来宪制愿景。

蔡英文当局应当以积极、自信而负责的态度从容介入此一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在自保的同时利他，为台湾民主也为中华民族之共同福祉与前途，做一个政治上的诤友和利益上的同路人，为整体中国的民主化争取一个高质量的未来。在此历史方向上，台湾民主来自中国同时反哺于中国，其示范性与政治德性方能充分释放与展现，否则，若是与自身根植的中华民国宪法秩序及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相背而行，必然越走越窄，难有作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