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释有别择  裁断多创获——读黄怀信先生《论语汇校集释》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香港《东方文化》第43卷，2011年8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六日丙午

           耶稣2016年1月25日

去年五月中去世的王元化先生，不仅是一位为士林景仰的杰出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学界推重的大学者。他对于文献之整理与出版，十分用心。在其倡议策划和关怀下，有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得以面世。因为工作关系，其中“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尤为我所关注。其中陈奇猷先生的《吕氏春秋新校释》、《韩非子新校注》，范祥雍先生的《战国策笺证》和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等先生合撰的《逸周书汇校集注》等书，都为学界朋友所称道，嘉惠学林，影响深远，可以看作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大丰碑。最近，期盼已久的《论语汇校集释》终于面世，可喜可贺。

这部书的整理者黄怀信先生，是我所熟悉的。他早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以文献整理与研究见长，多年来致力于儒家文献及其他古典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成绩显著，为学界所称道。自2001年调入曲阜师范大学工作以来，因了地处孔子故里的因缘，黄先生自然将主攻方向集中于儒家经典的整理与研究。不佞有幸曾受教于黄先生，虽非业师，但所获教益匪浅。先生于我为师，我与先生又在同一单位工作，从事相近的学术研究，对其学术与人品极为钦服。黄先生不善言辞，不事浮华，性喜朴学，不擅义理，勤于著述，淡泊名利，于学术事业却存大志，十分执着，除上课外，基本上深居简出，长期伏案工作，以至身体羸弱。每每见到先生写字，双手因痉挛而颤抖，辄心疼不已，更增敬佩之情。也正因他有这般“坐冷板凳”的苦工夫，才能不断贡献给学界诸如《<小尔雅>校注》、《逸周书源流考辨》、《逸周书汇校集注》（合著）、《逸周书校补注译》、《尚书注训》、《上博竹书<诗论>解义》、《鹖冠子汇校集注》、《古文献与古史考论》、《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等新成果。众所周知，文献整理与研究乃十分繁琐枯燥的苦差事，但黄先生却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最近又向学界推出了他的新成果：《论语汇校集释》。该书煌煌两巨册，都一百五十万字，列入“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黄先生研究、整理和讲授《论语》有年，在青年学者周海生、孔德立二位的协助下，焚膏继晷，历时数年完成《论语汇校集释》。这部书承续了黄先生以往的古籍整理风格，以汇校与集释双管齐下，并时下按语，断以己见，不仅实现了汇聚前人成果的目的，也凸显了整理者的个人识见，可谓相得益彰。与此书相配合的还有2006年出版的《论语新校释》一书（三秦出版社），可相参看。因为研究需要，不佞对此书期待已久，所以得书之后，兴奋不已，利用寒假翻读一过。颇有心得，学养浅陋，不足以语学术，不敢妄说评论，只能就陋见略陈一二，以就教于黄先生及读者诸君。

黄先生《论语汇校集释》（下简称《集释》）一书，一方面汇集前人在版本校勘、训解注释方面的优秀成果，有赓续总结之力；一方面又处处体现出整理者自己的新的学术判断与观点，有创新发明之功。

先就汇校集释言其创获。众所周知，《论语》作为研究早期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基本材料，历来为世所重，历代注疏不下三千种，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注疏》、朱子《集注》、刘宝楠《正义》皆为学者所推重。其他有价值者，亦代不乏书，如此规模浩大的注疏与训解，实在令读者茫然不知所措。近人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有鉴于此，以衰年发愤整理历代注疏，“分类采辑“、“荟萃贯串”，“以为研究斯书（引者案：指《论语》）之助”，功德甚巨。然而程先生以“病弱残躯”撰述此书，且时值“糜沸云扰，万方荡析”的动乱年代，条件极为艰苦，以致引文错讹脱漏甚夥，加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失矣”（钱穆先生语）。时至今日，学术发展，该书已不复适应需求，新的更加精审的集校集释本已为学界翘首以待。黄先生《集释》之作，可谓得其时也。

在校勘方面，《集释》以现存最早的完整传本“唐开成石经本”为底本，以汉石经残碑、定州八角廊汉简、吐鲁番发现之唐写本及郑氏注等十二种旧本，并征引采用阮元、翟灏等数家校勘成果。在集释方面，《集释》以重要的集注本为主，辑取元清两代数家训释。汇校与集释，对于清人成果尤为重视，采用者尤多。

不过，从数量看，黄本《集释》之征引古今成果显然逊于程书，但却恰恰体现出黄先生“别择”之工夫。历代整理之成果，汗牛充栋，但良莠不齐，如以胪列之数多为满足，则必定陷于汗漫无择，甚苦读者。于是，如何去取，便可见整理者之见识之高低了。程书征引古书达680种，可谓浩瀚，却有“异说纷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钱穆语）之失，黄先生《集释》于此甚为用心，精心辨别，拣择精审有价值者不足百种，反见条理之长，收“荟萃贯串”之效，而无汗漫凌乱之失。

然而，既为新时代的汇校集释之作，自然不能仅仅罗列众说，便告功成。对于《论语》一书之版本校勘与文意训解，必要参以己意，显示自家裁断之功，创新之见，方可算汇校集释之进步与发展，否则何必为之。而《集释》一书，对此亦可说创获殊多，比比皆是。

因为《论语》研究者众，故于该书之争论亦众。对于该书的成书、流传、版本、编者、真伪乃至义理，无不存在极大的争议。仅以真伪而言，颇有学者怀疑后五篇乃至后十篇之真伪，尤有甚者，西方汉学家如顾立雅、木村英一、韦利以及白牧之、白妙子夫妇等，于辨伪之后，《论语》所可信据者仅某几篇或某几章。虽然国内学者对此认同者寡，但于西方却深有影响。可见问题之严重。《集释》于《前言》中对《论语》的名义、编纂过程和编纂者、内容与结构、今本的由来、分章、真伪、版本及校勘、注释等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辨析，皆能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对于《论语》的名义，作者条分缕析了历代各种说法，指出“论”当如字读，而不必读为“伦”。而至于编纂者，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业师杨朝明先生著《论语诠解》一书，对此亦有一家之言，他在别择诸家的说法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提出“《论语》成书于子思说”，为我所信从。而《集释》则推测该书有两次编辑过程，最后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编定，实为新说。我虽不从，但仍不失一家之言。至于《论语》一书有无内在联系，则二位先生所持观点一致，都否定了该书的杂乱无章的说法，而分析了编者的编辑意图和该书的内在联系。另外，如今本的传本由来，《集释》以为今本来源于何晏“集解”本，而此本却是以“张侯论”为主，参校郑玄本而成，可以说进一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阅读整个《前言》，就会发现作者对关乎《论语》一书的关键问题都有自家的观点与看法，从中不难窥见其功底之扎实，识见之高蹈。这得益于作者长年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对校勘与训释，有自己的认识。作者曾就“新世纪儒学经典文献研究的任务与方向”撰文，发表看法。（见黄怀信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大胆突破常规，以图文献整理能符合时代要求。其中的看法，亦见诸本书《前言》，因为显得“激进”而难为人所接受和理解，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相信经过时间的检验，其中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一定能得到认可和赞许。

《集释》一书就体现和实践了黄先生在文献校勘整理方面的新认知，在诸多方面都有大胆的突破，值得注意。他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对没有版本依据而又确实有错的文字做出科学合理的校订。因为即使是最早的传本，文字也不能没有讹误，如果是祖本讹误或脱衍，自然不会有版本依据。而对于这种讹误与脱衍，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校订。而事实上，《论语》中大量前人训解有争议而迄今未有合理解释的地方，正是由于祖本讹误脱衍所致。”黄先生认为所有这些都应校订，而增以新解，“胜于不校”，因为，通过对勘历史上的各种版本，可以发现“古人传书，并不死守一本，这与今人讲究底本，明知其误而不愿改字的所谓‘规范’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状况，理应为古籍整理、研究者所反思与探讨。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走得有些远。譬如以“贤贤易色”之“贤贤”为“见贤”，以“祭如在”为“祭鬼如鬼在”等“新见”，正似整理者所预料的那样，“此类校说不一定一时皆被众人接受”。我便是那一时不能接受的“众人”之一。本编中许多校订尚缺乏充足的理由和根据，自然一时难以被接受。以《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句校订为例，《集释》以为“学”上脱“不”字，其实并无版本依据，乃出于黄先生对该句文意的理解。窃以为，杨伯峻先生以“君子”贯穿整句为是，但其翻译也有问题。应从钱穆先生，固，训为“固陋”，“学则不固”谓“学习了就不固陋”也，与“不重则不威”非因果关系。虽然具体的见解，人们未必同意，不过，黄先生说的如何推进古籍整理的设想确实值得认真考虑。

作者以“按语”的形式，来发表自家的看法。仅校勘而言，《集释》一书，“共校明旧本脱、衍、讹、倒、错简等各类错误三百字处以上”。可谓创获甚丰。尽管有许多地方，理据不足，其意见未必为学界所接受和认可，甚至可能遭致反驳，但整理者并没有完全顺从己意，径改本文，而是从“按语”中提出己见。因此，尽管可以不同意其观点，却不妨碍其汇校之功。

对于历代的训诂解说，黄先生也多有不同看法，亦以“按语”出以己见，处处可见，粲然可观。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如对《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中“三”字的训解，自来以“三”为虚指，训多。然如此训解，总有扞格之嫌。而黄先生以“三”为实指，即下文所言三事，如此疑惑涣然冰释。再如，对《为政》篇首章“为政以德”一句中“德”的训释，便不顺流俗训“德”为道德、德性，而是以“恩德”为训，纠正旧说之偏颇，得其的解。书中精到可采者，不知凡几。于此，皆可见黄先生“依自不依他”、敢于突破的独立精神。

可堪注意者，还有整理者对于《论语》分章的独特见解。自来因对文义理解有异，《论语》一书分章不一，此书六篇分章与旧完全相同，其余十四篇皆有异同。皇侃《义疏》分480章、陆德明《经典释文》分492章、邢昺《注疏》分481章；朱熹《集注》分483章；杨伯峻《论语译注》分486章，其中《乡党》1章分为27节；本编重订为493章，又分《乡党》1章为32节，计凡524章节。章节的分合，所体现的恰恰是整理者对文义的新理解。譬如《尧曰》一篇，旧分三章，《集释》则析第一章为八章，并予以一一解说，于深入理解文义更进一层。

当然，诚如黄先生所言，“数千年之悬案疑案，不可能凭个人之力在数年之内悉数解决。所以，本编所提出的种种新说，未必一一皆是”。这是实在话。千年学术疑案，异见纷呈，言人人殊。尤其是文字训诂，更是无法企求“完全解决”。因为虽然其“本义”只有一个，但站在诠释学的角度而言，不同的解读正是合情合理的常态，是丰富了而不是歪曲了文本的意涵。当然，不同的训解带来的是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比如，《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章，因为“鲁读”的问题，对于孔子与《易》之关系便造成极为不同的理解。随着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学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今本的“易”，而不从“鲁论”读“亦”，李学勤、吕绍纲、廖名春、郭沂等诸位先生都有考辨。对此，我十分赞同，并有进一步的理解。不过，黄先生对此却仍依钱穆先生等的看法，从“鲁读”。看来，此类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必定于一尊，持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不妨各存己见，给人们留下继续探讨的余地。但是，公允地讲，《集释》一书数百条的“按语”，确乎表现了撰者的“独断之见”、“一家之言”，其中表现出来的是勇于突破陈说，敢于坚持己见的可贵品格。

当然，尽善尽美似乎只能存之于理想。书中亦不乏缺憾之处。其一，窃以为，近代诸家译注，如杨伯峻、钱宾四、李泽厚等诸家亦多有可采者，可能作者考虑此等现代译注，世所易见，且体例文字不谐，故未能辑取。其二，正像其他大多数书一样，本书中不可避免的也有一些错讹失校之处。如《前言》中，多次出现的“出世”一词，显然不当，应作“入世”。再如，第30页，朱子《论语集注》误作“集解”；第36页，引“君子不重则不威”，讹为“不威则不重”；《例言》第5页，“陈澧”误作“陈醴”。正文中的错讹亦恐难免。希望再版时能予以修订，俾使能更臻完善。尽管如此缺憾，但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整书之意义与价值，所谓“瑕不掩瑜”是也。

在当前这种国学热的形势下，《论语》的各种学术的、通俗的本子充斥坊间，鱼目混珠，颇生乱象。学者更应当出于学术良知，谨慎从事著述。如今普及类多，而学术型少，诚为有识者所忧恨。普及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学者的精到的研究，而研究的基础就是文本的校勘。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学术界来说，黄怀信先生这部《论语汇校集释》必然是《论语》整理方面的一座“绕不开”的丰碑。

（草于2009年2月28日夜。5100字。）

（《论语汇校集释》，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