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1]（一）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作者：康晓光[2]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六日丙午

           耶稣2016年1月25日

【目录】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1、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2、新的发现

3、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二、社会化：分析框架

1、社会化

2、社会化分析框架

3、从“社会运动理论”到“社会化理论”

三、社会化：经验分析

1、社会化的主体

2、社会化的内容

3、社会化主体的施教方式

4、社会化的效果

5、社会化特征总结

四、阵地战：理论

1、合法性

2、意识形态

3、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五、阵地战：经验分析

1、文化格局

2、观念特征群分析

3、文化阵营分析

六、动力机制：理论

1、软力量

2、文化帝国主义

3、新葛兰西主义

4、亨廷顿理论

6、批判与综合

七、动力机制：经验分析

1、一元文化体系时代

2、二元文化体系时代

3、三元文化体系时代

八、社会化：功能与使命

1、中国的力量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2、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3、中国的软力量与中国文化重建

4、社会化的意义

九、讨论：中华文化命运及其影响因素

1、关于中华文化命运的几种猜测及其验证

2、致命的挑战：经济决定论

3、打破“经济决定论魔咒”的逻辑

4、文化的内涵和组织形态对文化命运的影响

十、本书介绍

1、资料来源

2、篇章结构及分工

3、致谢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传统文化日趋衰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1976年之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终结，官方有组织地反传统文化活动停止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厄运并未结束。伴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民间自发的反传统思潮开始泛滥。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复兴。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但是，好景不长，这一缺乏民间基础的思潮很快无疾而终。然而，在21世纪到来之际，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现象”悄然兴起，并在短期内获得了迅猛发展。

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现象”，在民间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出版图书；发表宣言、联署倡议、向人大和政协提交议案；组织学术团体；兴建民间书院和组织会讲；建立网站、论坛，组建联合论坛；祭孔；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读经”；推广传统服饰、礼仪、节庆等等。官方也积极“参与”了这一“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官方媒体宣传；修复孔庙等文化建筑；政府主持的祭孔和祭祖活动；官方推动的读经、礼仪、节庆活动；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发布弘扬传统文化的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等。

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传统文化[3]复兴现象。

1、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2005年~2007年），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本土文化复兴现象中，参与者为数众多，组织形态丰富多样，而且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但是，他们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团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向主流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要求重建社会的价值规范。可见，这一“现象”基本具备了“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又由于这场“社会运动”的宗旨非常鲜明，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4]

基于这一判断，我运用“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框架”[5]考察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构成，他们感受到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背景，他们提出的纲领，他们的活动领域和采取的行动，他们使用的资源、资源来源及动员策略，他们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格局，以及这一运动的可能后果。2008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归来》一书系统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研究结果。

2、新的发现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2008年~2010年）的初期，我们继续运用社会运动理论考察事态的发展。经过几个月的“扫描性考察”，我们发现，在短短的三年之间，文化复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其“属性”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扫描性考察发现：（1）参与者队伍不断扩大，而且参与者的身份也日趋多元。如今，本土文化复兴，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诉求，而是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全民性的行动，无论是从推动阵营还是从反对阵营来看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纷纷加盟文化复兴运动。精英参与成为这一阶段文化复兴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各类精英已经成为时下文化复兴的主力军。（2）尽管参与者的规模和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们感知的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观察发现，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更加强烈，显然这得益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3）参与者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仍局限在“知识”和“道德”层面，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态度仍处于分裂状态。（4）参与者的活动领域，从社会的“边缘”、“表层”逐步进入其“核心”、“深层”，其行动方式也从“抗议”、“呼吁”转向扎扎实实地“建设”。从“街头做秀”、“新闻噱头”、“网络声明”等等，演变为在媒体、学校、社区、职场、社会团体、党政机关等主要社会空间中开展系统的、日常性的“教化”活动。简言之，从“非常态”转向“常态”，从“破坏”转向“建设”。（5）参与者使用的资源，也从以个别人提供的零星资源为主，转变为以主流群体和主导性组织提供的“基础性”资源为主。（6）参与者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也越来越好，反对派的势力在衰退，而盟友的阵营却在不断扩大。而且，参与者内部以及参与者与盟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配合也更加默契。

综上所述，在文化复兴现象中，“社会运动”所特有的反抗性、先锋性、边缘性、反常性日趋淡化，而“社会常态”所特有的建设性、主流性、核心性、常规性却日益显著。也就是说，本土文化复兴的“社会运动色彩”正在逐渐淡化。

3、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重返社会生活时，首先进入的是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能够触及和影响到的领域。在法律和政策容忍的限度内，参与者就近就便地开展一些传播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实践，零星而分散，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比如，一些人身着汉服到闹市区“示威”；一些人在偏避地带兴办复古的书院；一些人不送子女上正规学校，而是在家自己教授传统文化经典，有的还开办全日制私塾。在这样的教育活动中，只有传统经典，而国家规定的很多教学内容很少涉及，学生也缺乏正常的社会交往机会。诸如此类的“极端”方式，很难被社会接受，只能游离于主流之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参与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主流群体纷纷加盟，社会基础性资源陆续投入，在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展的常规化活动也越来越多。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主体结构，而且“破旧”和“立新”在同步进行。对于这样一种现象继续使用社会运动框架来观察和分析合适吗？

“广义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而“狭义的文化”仅仅涵盖人类生活的精神层面，尤其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魏思纳认为，“文化其实涵容了共有的价值和信仰、一些日常生活惯例所组成的活动、以及那些带有情感交流意义的互动经验。”[6]亨廷顿则提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主观的文化定义，“文化，指的是价值观、态度、信仰、倾向，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观念”。[7]本文所谓的“文化”即指“狭义的文化”。

人们之所以参与文化复兴行动，是希望通过复兴本土文化，来解决他们面对的各种深刻的社会问题。而“本土文化复兴”的含义则是借助本土文化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这一切最终要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实现。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中，具有塑造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功能的社会机制就是“社会化”。田野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深入社会化系统，并通过它实施社会化。也就是说，经过几年的发展，本土文化复兴已经从社会运动演变为社会化。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3] 在本文中，“本土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从“中国与世界”视角讨论问题时，往往用“本土文化”。涉及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时候，使用“中华文化”。关系到“传统与现代”的时候，使用“传统文化”。

[4] 康晓光，《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

[5]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总结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称之为“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议程”，其构成要素或变量包括：（1）社会变迁及其引发的结构性紧张；（2）集体行动框架；（3）资源动员；（4）行动方式或斗争手段；（5）政治过程或政治机遇结构；（6）运动的各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参加：[美]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8~25页。

[6] 魏思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化、童年与进步”，载哈瑞森、亨廷顿 编，《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84页。

[7] 亨廷顿，“序：文化有重要意义”，载哈瑞森、亨廷顿 编，《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ⅲ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