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拯救世界

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十四日乙巳 

            耶稣2015年11月25日

（应《中国青年报》王钟的编辑之邀而写，基本是我《南方周末》系列相关文章的一个缩略。不过还是尽量有些不同的强调，比如对温和自由派把儒家伦理化以接受之这种高级黑的批判，对哪怕是党内保守派也不敢反民主、但是敢于反宪政的原因之分析，对民主派盲信民主和左派趁民主之危推销中国模式的批判（坚持本人一贯的左右不是人的英明战略），等等。删节/洁版见2015年11月25日的中青报：http://zqb.cyol.com/html/2015-11/25/nw.D110000zgqnb_20151125_6-02.htm原版见下）

“儒学拯救世界”这个题目，经常会吓人一跳。笔者用中英文以这个题目在世界各地做讲座的时候，经常被要求改个温和一点的题目，或者主办方直接给这个题目加了个问号，害得我不得不说明，这个题目是个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用这个题目，是有所针对的。中国的反传统者常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因此要全盘西化。现在传统有所复兴，一些左派与右派就开始担心，儒家是还乡团、又要搞独尊。对传统有拒斥的自由派的最温和的说法，是说儒学作为一小撮人的伦理道德、甚至宗教信仰，也还是不坏的。但是在多元性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它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除了这样的伦理功能，儒学不要进入政治。这种将儒学伦理化的方法表面是同情，但其实是百多年来阉割儒学的重要方式。前一阵的港台与大陆新儒学的争论中，本人对牟宗三一脉的港台新儒学的一个重要不满，就是他们忽略儒学经世致用的制度体系与理论构建，而满足于老内圣（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推新外王（民主与科学）这种精神胜利法下的自我矮化（而不是正视老外王、并试图发现它的当代价值）。

“儒学拯救世界”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含义，是儒学是普世的，不只是给中国人用的。把儒学局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文化，是百多年矮化儒学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当然，说“拯救”，不意味着只有儒学能拯救世界，也不意味着儒学能够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对自由与权利的维护、对政府的限制，西方逐渐发展出来的现代宪治与法治系统，应该是相对最好的方式，儒学也可以接受。反对儒学可以接受宪治的，往往是认为西方宪治的历史基础，是宪治的唯一可能道路。他们混同了历史偶然性与理论的相容性问题。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那些用中国特殊性论调来拒斥西方的，其实跟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想，秋风等人鼓吹的宪治一直存在于中国，其实是希望打消这种中国特殊论对宪治的拒斥。但对他们的说法的最大攻击，却来自支持宪治的自由派，未免荒唐。诚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有跟西方发展出来的宪治一样完善的制度体系。说传统中国有宪治，所以我们能够接受宪治，这不符合历史，也对接受宪治并不必要。但是，对那些将传统中国描述成一味专制，没有制度性制衡的说法，传统中国或者儒家宪治说，可以说是在矫枉过正。

即使儒家是普世的、有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建构，我们为什么需要儒家的拯救？历史不是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了吗？但是，在内政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问题重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外交上，希腊等国的脱欧运动、欧洲的难民困境、乃至法国最近的恐怖事件，都为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试图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主义模式（欧盟为此种模式的代表）投上了阴影。因此，就有人鼓吹所谓中国模式。但是，我们躲过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彻底现代的金融系统，这就好比只用算盘的人躲过了世纪交替时的Y2K危机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样。当我们真的开始金融转型的时候，就迎来了前一阵儿的股市狂跌。于是乎就有左派、甚至某些儒家跳出来，号召我们拒绝现代，回到算盘时代。在外交上，我们采取的语言，比如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是从西方学来的民族国家语言。这种民族国家模式，在国内是民族问题的根源。在国际上，也是其他国家不敢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看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原则都是先富强、再复仇，崛起的民族国家都是要打乱世界既有秩序的。它们的最好代表，是二战前的德国与日本。因此，理想政治制度的探寻，并没有终结。我们要在看清现代性的某些方面不可阻挡的前提下（市场化、全球化、科技发展，等等），看看是否能驯服现代性，而不是拒绝现代性。

关于儒家如何提出建设性的内政与外交模式，笔者已经在不同场合谈过很多。这里再简要地重复一下。里面的细节与如何回应一些通常的挑战，本文都不能涉及。笔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不是其自由与宪治，而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一人一票背后的平等、反精英立场，带来了对政府与政治的怀疑，成了政府失效的意识形态根源。一人一票的制度，意味着只有当前本国的投票人才能对政治有决定权。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一代的政治决定对其他国家的人、将来世代的人都会有影响（比如财政、环境政策），而没有投票权、却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人，就只能寄希望这些投票人的良心与智慧。在选民中间，有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这在后民主化国家里面，在没有法治与人权的保障下，多表现为种族冲突、甚至种族清洗。并且，即使有话语权的投票人，由于当代政治的过度复杂，以及全民劳动使得选民没有闲暇的事实，连基于狭隘利益的理性决定都变得不再可能（更不用提前面对他们良心的期盼）。因此，一人一票其实是自由民主体系最有问题的地方，而宪治是这个体系相对最好的地方。很不幸的是，当民主成了一套普世与神圣的信仰，自由民主体系最有问题的部分，成了“销量”最好的部分。连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保守派，尤其是其意识形态中有平等观念的左派保守派，也不敢反对民主，而只会把他们的保守用反对西方宪治与自由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结果，就是我们接受了西方内政体系最有问题的部分，但却拒绝了它最好的部分。

对此，儒家在接受宪治的前提下，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修正。一方面，儒家讲民本，讲主权在民，讲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意味着，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否让人民幸福，要在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由人民自己表达出来。但同时，儒家又认为人民对政治的判断能力、道德能力有限，因此要强调大人或者精英的作用。因此，儒家的理想政体，是宪治前提下的民意与精英的混合政体。这种混合，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民意院和通过某种考核机制的贤能院的两院制实现出来。这种混合政体，可能修正前面提到的一人一票造成的民粹政治。

在国家认同与外交上，儒家的认同基于文化，而非种族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具有包容性，可以让非我族类的人，变成我的族类，而种族没有这样融合的可能，而只能靠清洗来维持。现在我们采取的民族国家政策，其民族是种族意义上的。并且我们用各种政治手段（区域自治、经济优惠、高考加分，等等），鼓励民族认同。同时，传统中国用于融合不同种族的主体文化，却在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的百多年的浩劫中摧毁殆尽。当这些挥之不去的民族导致了民族冲突，我们又去压制。这是民族冲突永续的良方。我们要做的，是回到儒家式的认同。政治上取消各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政策，同时允许不同族群的人在宪治的框架下保存他们的文化、宗教习俗。但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一套中国不同族群都能接受的、但应该好好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比如恢复祭天、恢复宗庙和社稷，但给它们以不同族群都可以接受的“薄”的解释），并通过政治手段去推广。在传统中国，其中一个有效方式，就是社会的向上流动必须通过基于华夏文化核心的经典之上的科举。在当代，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与各级考试中加入这种文化认同的成分来实现。

在国际政治上，儒家对主权有有限的接受，但是它必须受“仁责”的限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即仁政之责。儒家的国际关系原则，不是人权高于主权，是仁责高于主权。当一个国家不尽仁责，其主权就要受到限制。当这种失职到了某种极限，这个国家就彻底失去了其主权，而救其人民于水火，成了有仁责国家的义务。但是，这种国际人道干预的决定，不是依赖于联合国机制。因为这一机制，是预设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前提下的。但《春秋公羊传》提出过，“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说，“诸夏”，即符合基本文明标准的所有国家应该结盟，去抵御蛮夷。对抵御、征伐夷狄的决定，由诸夏做出，而夷狄在此没有平等的投票权（这种联盟如何形成，尤其是夷夏之辨的基础，它如何不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借口，篇幅所限，本文都无法处理）。儒家的这种天下体系，不是平等的联合国体系。（当然，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体系，是等级的表现，但它不是儒家讲的以文明为基础的等级。）但同时，它又不是走向取消国家之路的世界主义体系，因为它接受在文明国家之间，本国存在的合法性和本国利益优先。因此，儒家的天下体系，是走出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两极的中庸之道。回归传统，提出一套维新的传统话语，也许才能解决不再挨打、不再挨饿的当代中国不断挨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