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可能和希望

——评康晓光新著《仁政》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王达三按：西元2000年以来，康晓光先生陆续提出“儒教国教说”、“现代仁政说”、“儒化说”、“文化民族主义说”，皆关涉儒教重建基本进路和中国发展根本道路，因而在思想界引发广泛争议，而诘责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然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此诸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西元2005年，康晓光先生将相关文章于新加坡结集出版，书名《仁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蒋庆先生随即撰就书评，勾勒《仁政》之主旨，揭橥作者之良苦用心，明确支持康晓光先生“儒教中国的道路”。惜乎由于各种原因，书评未能刊布流行。今蒋庆先生授权中国儒教网及其儒教复兴论坛首发，以飨观者。】  

（《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康晓光著，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出版）

康晓光《仁政》一书终于由新加坡八方出版社出版了。

康晓光的书不能在大陆出版，是因为康晓光本着学者的良知用冷峻的眼光批评时政，尽管是苦口良药，当道者不愿听；

康晓光的书没有在台湾出版，是因为康晓光通过理性的分析拒绝中国走民•主•化的道路，而当今台湾在朝在野的政治精英们正在自诩为民主做出伟大贡献，自然也不愿听。

也许并非巧合，康晓光的书在倡导“儒家价值”的新加坡出版了，这一出版的国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康晓光《仁政》一书倡导的也是一种“儒家价值”，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亚洲价值”。  

读《仁政》一书，首先感到的是对中国复杂政治现实的冷静说理与层层剖析。

也许因为作者是数学出身，《仁政》一书逻辑清楚，立场鲜明，几无多余的话，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作者用事实、数据、图表来说明中国为什么特殊？中国为什么要走合作主义国家的道路？中国为什么要对现实的政治权力进行儒•化？就算你不同意该书的结论，你也无法否认该书的推理过程。

又由于作者长期悉心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现实政治利害得失的分析直透要害，处处见血，既有韩非子式的滔滔雄辩，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酷无情。如果读者也像《仁政》作者一样关心中国现实的话，一定会被作者带进一个严峻的、冷酷的、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  

然而，《仁政》作者既不是只知术和势的韩非子，也不是只懂利害分析的马基雅维利，在作者严酷冷峻的理性后面舍藏着一颗仁爱之心，虽然这颗仁爱之心深藏不露，但我相信细读此书的读者都会体察到。

也许在作者写作《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仁政》、《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之前是一个不自觉地充满儒家情怀的爱国者，但在写作上述诸文之后就成了一个自觉的儒者了。

儒者的特征是什么？儒者的特征就是对家国天下与生民大众充满着不忍人之心，《仁政》一书就是在不忍人之心的驱使下对中国政治进行极其冷酷的理性分析，这可以说是《仁政》一书的最大特色。

国内学术界有人把康晓光的学术称为“策论儒学”，《仁政》一书就是康晓光“策论儒学”的代表作，而“不忍人之心”加“冷酷的理性分析”正是“策论儒学”的根本特色。  

再进一步言之，《仁政》一书“策论儒学”的风格体现了康晓光个人的性格，康晓光个人的性格是“眼冷肠热”。

《仁政》一书的一些观点无可讳言确实有不周全处，但作者并不是存心无原则地为中国现存的政权辩护，而是希望找到一条稳定的、合理的、合法的、仁慈的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服务，进而为中国民众的长远利益服务。

所以，《仁政》一书的出发点不是一时一地的政权利益，而在千秋万世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

可惜《仁政》作者有时“诱政入道”的转世之心太切，即如宋儒所说的“老婆子之心太切”，违背了作者以“冷酷理性分析”见长的论说风格，有时使“应然”与“实然”的界线不清，导致时人多所误解，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之事。

我想如果读者在阅读《仁政》一书时能进入作者的人格生命，进而能读出《仁政》一书的言外之音和作者不得已“诱政入道”的种种无奈和现实苦衷，那在具体个别观点上的不周全处就可以不必太认真计较了。  

就我本人的学术立场而言，我认为《仁政》一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运用理性的冷静方式论说儒家的时代课题。

《仁政》一书提出在中国重建儒教、儒•化政权、实现仁政，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道化政”的淑世情怀与“道、学、政”合一的儒家传统。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仁政》一书论述儒家的时代课题，不是“从上往下说”，而是“从下往上推”，即不是先从儒家“形而上”的义理世界确立“立其大”的价值标准立论言说，而是先从现实“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冷静分析层层推理，得出符合儒家义理价值的结论。

因此，《仁政》一书用这种建立在经验事实上的理性分析方式论述儒家的时代课题，对现在生活在儒家文化衰落式微社会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言说方式较“形而上”的言说方式更容易使人理解信服，即更能使当代中国人理解今日重建儒教的时代意义与儒•化政权实现仁政的政治诉求。先儒言理解儒家之道有四种方式：悟入、行入、理入、事入，《仁政》一书，“事入”之书也。  

通观《仁政》一书，康晓光理解的中国道路，虽然在具体的社会构成中吸收了一些西方资源，如合作主义之类，但在文化的大方向上则是归宗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以《仁政》一书所理解的中国道路，可以说就是“儒教中国的道路”。

在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诸多道路上，“儒教中国的道路”可以说既是“老道路”，又是“新道路”。说是“老道路”，是因为“儒教中国的道路”继承的是源自伏羲尧舜周孔“道统”的道路；说是“新道路”，是因为“儒教中国的道路”在近百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上缺位，现在重新指出这条道路就成了“新道路”。

在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仍然没有突破百年来政治发展道路的格局，这一格局就是“政治道路西化”的格局。

时至今日，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也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民主已经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志，民主化似乎已经成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迟早要走的“定势”。尽管大陆现在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仍然是大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诉求（尽管在现实中有虚伪之处），仍然是百年来中国“政治道路西化”格局的沿续。

在这种举国一致崇拜民主的狂热时代，《仁政》一书的出版，向世人指出了一条坚定拒绝民主化的“儒教中国道路”，这是一条区别于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港台新儒家的新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具有中国文化自性特质与文明自我属性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格局的巨大突破，这是对一个世纪来中国政治文化歧出的根本矫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仁政》一书的出版无疑是振大法锣，作狮子吼，向世人仰尊为至上神的民主发出了挑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儒家言“三达德”，即言儒者入世须仁心担当、义理担当、气魄担当，这三种担当难溶于一身，而观《仁政》一书，其庶几乎！  

当然，《仁政》拒绝中国•民主化，与中国当政者拒绝中国民主化的动机是不同的，《仁政》作者从世界大势、中国现实、政治稳定、国家实力、国际竞争、民族复兴、儒教重建等角度来论证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路，其动机既是个体生命的，又是家国天下的。

《仁政》一书作者本着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士大夫热烈的道德情怀与中国儒者高远的文化理想来关注家国天下的长远利益与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传统士大夫内外打通以道抗势横议时政的人格风范在此昭然若揭。

有人批评《仁政》作者是欲以儒学救当道，然而救当道正所以救中国，这又有何不好？不过，众口铄金，《仁政》一书作者因此受到的无数非议与委曲，诚不足为世人道，只有作者自己心知与承受了。  

总之，《仁政》一书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道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和希望。

当今中国正处在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一切有志于改革中国政治的人，一切有志于入仕从政的人，一切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前途的人，一切关怀中华民族长远根本利益与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人，不可不读《仁政》一书。

就算你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新儒家、新左派，你不同意《仁政》一书的结论，但《仁政》一书代表了一百年来发自中国文化的强烈声音与新的政治诉求，就因为这一点，你也不能不读。

这就是我读《仁政》一书的看法。  

（ 蒋庆乙酉夏撰于深圳布心山畔之繙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