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于丹批李零，新儒家心意何在？

作者：杜吹剑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2007年5月12日

对有“中国人的圣经”之称的《论语》的解读，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热点，其中标志性事件是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和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不但相继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而且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此事件中，日益浮出水面的“大陆新儒家”的表态，尤其引人关注。在内地著名的 站如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木铎论坛、华夏复兴网等网站上，都开辟了专辑进行讨论，而专辑的名称也耐人寻味，分别为“对于丹说《论语》批判的批判”和“李零新著《丧家狗》批评”，一赞一批，一目了然。

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女教师于丹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论语》后，老百姓听了满心欢喜，交口称赞，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本来，“百家讲坛”面对的就是普通大众，只求老百姓喜欢即是。可是，于丹的一炮走红，却引来了各种激烈的反对声，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有文化激进主义或“自由派”立场的人士，他们秉持“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传统，继续对中国传统报有否定和敌视态度，认为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继续反传统批儒家。第二类是以传统文化的“正统派”自居的人士，他们大多标榜为传统文化的信仰者，以坚定的复古姿态登场亮相，唯我独尊，唯我正确，激烈反对任何对经典的所谓“歪解”、“误读”、“亵渎”。第三类是嫉妒于丹走红的“红眼病”者，他们批于丹无非是想借机自我炒作，以图私利。

 “自由派”人士批于丹之意在《论语》和孔子，以及孔子所代表的儒学。对此，中国儒教网的主持者王达三发表《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不正确》一文予以反驳。王达三指出，一部分批评者一口咬定于丹解读《论语》是在“媚权”，是在为“专制亡灵唱赞歌”，因而是“极端无耻”。此种观点很像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而且在于丹批评者中颇有市场，他认为，这种论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于丹则是这种论调的无辜受害者。把中国目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存在的种种不如意说成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恶果”，想借批评于丹来批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批评于丹是假，给中国文化复兴“浇冷水”或“灌浑水”是真。从这个角度来看，于丹仅仅是“政治正确”论者的一个靶子或幌子而已。王达三最后反问道：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吴虞）、“拼命往西走”（胡适）、“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的反传统历史已有近百年，如今我们却越来越不得不面对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难道不应该给儒学一个机会吗？

至于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不但大义凛然、义愤填膺地发表“十博士宣言”，要于丹“自重”，还莫名其妙地将于丹《论语心得》斥之为“国家级学术垃圾”，姿态一个比一个高，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已经近乎人身攻击。最终，只能是招致各方嘲笑，成为一场闹剧。不得不说，他们与“红眼病”患者的区分实在是很难。对此，陈明、韩星、王达三等人有合理分析。儒家民间刊物《原道》的主编陈明指出：“于丹讲论语影响大，对儒学的社会传播意义是积极的，因此应该肯定。她讲得好不好？是可以讨论－－可以有学术和传播两个层面。她的风靡一时说明传播上很成功；至于学术，有些人认为也不错，如台湾师大林安梧教授－－我本人不置可否。叫人生厌的是一些酸不溜湫唧唧歪歪的声音，自命清高自封正统，而实际却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嘴脸而已！”陈明认为，儒学的复兴，既需要有一些人做理论的研究的工作，也需要一些人做实践的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支持呼应关系，不是矛盾冲突关系。陈明也诘问“那些以学术性贬斥后者的人，心理想的难道真是儒学复兴的大业么？”

大陆新儒家的上述看法，也得到了遥居海外的《论语今读》的作者、思想家李泽厚的呼应，李泽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李泽厚并认为，学者不需要很多，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和撰写《于丹们拯救了传统文化》的冼岩，英雄所见略同。

至此，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于丹对孔子抱有温情尊敬之心情，将《论语》熬成了一锅大众渴望的“心灵鸡汤”；李零对孔子持以轻佻戏弄之态度，将之由“圣人”解构成一个“丧家狗”－－大陆新儒家对“心灵导师”于丹的赞许，对“学术大师”李零的批评，与学问的大小无关，也与学术地位的高低无涉，也就是说，这背后蕴含的不是知识对错的争论，而是价值信仰的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