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之城

作者：贝淡宁

          吴万伟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二日甲辰

          耶稣2015年7月27日

2009年初。我搭乘从欧洲到北京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长途飞行。在座位上坐下后，有人让我到飞机的前面去。我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去，被告知我进入了商务舱。正要问为什么，但是我克制了自己找到真相的欲望：万一他们发现弄错了该怎么办？坐下后舒适地喝着一杯香槟酒，我看了菜谱，准备要一份“中式牛柳”，正要点菜却发现一个注释：“这道主菜是专门为政府高级官员准备的。如果您的第一选择无法满足，请接受我们的道歉。”[1]我自言自语：中国其他航空公司如上海航空或者深圳航空（更不要提私有企业海南航空）是否有类似注释呢？我怀疑。只有以北京为基地的全国航线才这么公开地确认政治权力的主导地位。我开始阅读从孔子网站上打印出来的中文材料，我的心一沉，我看到北京一个上年纪的学者对儒学的无理攻击，他认为儒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解读。[2] 虽然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显然矛头是针对我的。我知道这个学者已经给其他儒家带来了政治麻烦。需要喝更多香槟的时间到了。

飞机降落后，我感到头疼欲裂。当海关官员比通常花费的时间更长时，我感到有些紧张，但一切还算顺利。我乘出租车回家，直接坐在了后排。通常我坐在前排和司机聊天，我希望他看出来今天我没有心思说话。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开始了典型的北京政治侃大山。司机回顾了老北京，说那时候人们虽穷但更快活。人们的生活压力没有这么大，城市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政府没这么腐败。我们又遇到堵车，因为这是一年一度两个星期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街上挤满了全国各地政府官员的轿车。司机咒骂那些通过专用车道在我们眼前飞驰的政府公用车。

几天后，我飞到上海做演讲。应邀在教师俱乐部吃美味的午餐，我们围绕西方式长方形餐桌就座。我在想，若在北京，我们可能坐在更“和谐”的圆桌前就餐。上海人倾向于采用最新的西方时尚，不管好坏。难道他们不在乎帝国主义历史吗？1930年代上海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妓女：每130个妇女中就有一个人从事这个行当。许多人为西方帝国主义者服务，她们不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1870年代进入上海的1300万磅鸦片呢？（是这个时期进口到中国的鸦片的一半）[3] 不要提上海黄埔公园那臭名昭著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4]。主人派一个研究生带领我参观市区。我发现她是党员，但她不愿意谈论政治。导游告诉我她喜欢上海，虽然我认为上海风格的公民精神常常伴随着对其他国人的蔑视。上海的承诺圈子直接从家庭和城市扩展到（西方）世界，基本上跳过了对对国家的承诺。不管怎样，导游带我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做出了一些有深度的评价。随后我自己一个人闲逛。迷路后问路，好心的路人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回答我。在北京，如果我用汉语问的话，他们总是用汉语回答我。我不喜欢上海人讨好西方人的方式，虽然我是受益者。我想说我来自蒙特利尔，不会说英语，但我只是说谢谢（用汉语）。我在有利于行人的狭窄弯曲的街上行走，这和北京宽阔的大街形成鲜明对比。我还注意到街上没有鼓励道德修养的标牌或图片。许多时髦的女性戴着很酷的太阳镜，难怪有人称上海是“东方的巴黎”。实际上，如果和北京相比，上海整个城市显得女性气息浓厚。我从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可爱小女孩身边走过，她尖叫一声，跑掉了。这是一个小弄堂，老人在打扑克，穿着睡衣散步，但附近的路牌上写着（英语）“Benny Image Consultant”是的，我知道寻找“真实性”是愚蠢的，但是上海人似乎陶醉在外观世界中[5] 许多年轻人穿着写有英文口号的体恤衫。啊，这里有一个写着法语，一个年轻姑娘的体恤衫上写着 “Tu veux sortir avec moi?”(你想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胸前是两个心形图案。无耻。而且还有这么多成对的跨国男女，上海女人一点都不克制，她们跨着西方男友的胳膊，这种情况在北京很少看到。我在想，这些人难道没有民族自豪感吗？但是，接着我想到自己也娶了个中国姑娘，我怎么能反对异族人相爱呢？或许我在北京呆的时间太长了。[6]

北京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个城市充满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对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着对国家感到自豪。批评这个城市也意味着批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在北京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政治隐含意义。无论政府高官还是著名社会批评家都住在北京。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北京在政治上的崛起。500多年来，北京是皇权时代中国的首都，在统治者眼中还是世界首都。中国最终认识到它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帝国体制在1911年被推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北京作为首都。毛认为中国可以与过去割裂，建造一个崭新的共产党未来，但这证明是夺取了千百万人性命的幻想。

本章第二部分讨论当今时代。中共现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相信经济力量是政治力量的关键。在政府看来，建设经济的最好办法（抓住权力）是让人们去政治化。但是，仅仅从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角度看待政治是错误的：儒家提醒我们政治力量的真正来源是自下而上的。未来，北京注定要成为重大政治变革的诞生地。什么变化呢？藐视历史以及贬低其道德义务的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也应该死亡。有些人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未来的走向。在有些人看来，它意味着提醒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的不幸历史，建造能够在世界上说一不二的富强国家，无需考虑其道德义务。在其他人看来，它意味着建设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吸收中国最优秀的传统、通过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人的国家。

过去：抹去过去的痕迹

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朋友来到北京，他有参观紫禁城花园整修地的特殊门票。按照官方的说法，该花园是被试图掩盖其掠夺证据的太监放火焚烧的，但导游说这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正在私人放映室观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时，不小心偶然烧掉的。无论如何，这个花园确实很漂亮，美丽的花草和各种植物与并不引人注目的亭台楼阁和谐一体，浑然天成。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花园建成后是不会对公众开放的。只有国家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客人才有资格进入参观。

北京是中国最后一个也是最持久的帝国首都。在10世纪到12世纪，它是若干区域性亚洲帝国的首都之一。13世纪，它成为蒙古人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的首都。该市的规划更加悠久：“北京独特的平衡布局因素出现在更早的帝国首都如长安（现代的西安）、洛阳、汴京（现代的开封）。北京后来的建设者吸取了反映古代信仰和机构的共同先例，尤其是那些声称拥有皇帝独特权威的先例。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持久性源于同连续朝代的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传统。”[7]

对外行来说，北京为什么被挑选为中国的首都，为什么连续800多年一直是首都远非显而易见的。这里气候恶劣，每年都有沙尘暴，风景也不出色，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首都不是在沿海或沿江大城市的国家。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建都北京呢？意料之中的是，答案在于获得政治权力的需要。北京接近蒙古和满洲，这些地方常常是前现代中国权力争夺者的诞生地。这些中亚地区产生了4个定都北京的非汉人朝代：契丹人的辽国(916年-1125年)、女真人的金国(1115年-1234年)、蒙古人的元朝(1279年-1368年)和满族人的清朝(1644年-1912年)。汉人明朝统治者(1368年-1644年)最初建都南京，后来迁都北京，因为他们认识到南京离需要捍卫的边境和边关太远。他们重新修建了标志中国北方边界的长城和供应城市粮食的通道大运河。北京本身的设计就体现了天、地、人的和谐[8]，帝国皇宫紫禁城位于正中心。

我在北京中部迷路了，询问该怎么走。有人告诉我，从这里向西，再向南，然后再向东几个街区，可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糊涂了。北京人怎么有这种超自然的方向感呢？我感到纳闷。太阳并不能作为向导啊，通常因为严重污染，根本看不见太阳。

紫禁城从北到南大概一千米，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这条线从天坛向北延伸一直到北城墙（奥运体育馆就建立在这个传统中轴线的北部延长线上）。在明朝，北京的人口达到一百万，或许是15世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此后就一直在增加。今天它有1700万常驻人口，包括400万打工者。

从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在1949年上台后把首都迁回北京。毕竟，共产党的革命应该是扫荡一切封建残余的。而且应该终结受到殖民列强控制的“世纪耻辱”，这个耻辱的标志就是北京西北角的圆明园遗址，它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放火焚烧。共产党领袖尤其是主席毛泽东挑选北京作为首都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任何城市都不能像北京一样代表新政权获得的政治权力和合法性。顾问们告诉毛，首都有三个可能的选择：北京、南京和西安。南京与国民党统治太紧密，西安的荣华过于古老。[9]

像我这一代许多西方人一样，我第一次关注天安门广场是在1989年的5月。当时，它被一百多万亲民主的学生示威者占据。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关心自己政治命运的人们呼吁专制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整个世界似乎都站在学生一边。对我来说，它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还遇见了一个中国姑娘，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像其他海外中国学生游行一样，我们参与了示威游行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但是在1989年6月4日，民主运动遭到镇压，邓小平命令军队武力镇压亲民主运动，开枪射杀了天安门广场的几百名和平示威者。这种最赤裸、最野蛮的国家暴力让中国海外留学生陷入痛苦中。妻子告诉我，我们再也不要回到中国去，我不得不放弃访问这个国家的梦想。我们曾这样想，到了2003年，我们来到北京，此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我在培养了大部分中国政治精英的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包括民主理论），妻子则在中国的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当大律师。

而且，北京被视为在决定革命力量取得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天安门广场与20世纪的反抗运动及群众运动密切相关。“1919年5月2日？抗议凡尔赛和约把中国领土交给日本的示威游行，1926年3月18日的爱国游行，1935年9月9日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47年5月20日内战期间的反独裁游行等”[10] 所以当毛提出一个计划，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天安门广场作为新北京的零点（中心）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为新中国的诞生地。而天安门广场也被选为国徽图案，五个金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民众的大团结。[11]

毛泽东个人决定把政府确定在北京中心，反对以梁思成和陈占祥为首的一群保护古建筑的建筑师在老北京西边建造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他们希望历史古城得以保留。正如巫鸿注意到的，保护计划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与中共当时的基本思想观念冲突，中共强调革命而不是保护。对梁思成和陈占祥来说，太明显不过的是这将给古城带来太大的压力，除非行政中心建在城外，否则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因为它肯定成为越来越多现代建筑的场所。但是，对毛来说，这种担忧是无关紧要的，革命就意味着破坏和改造，在中国获得新生的时候重建北京是天经地义的。”[12]此后的几十年讲述了破坏的历史。毛个人下令拆除被梁思成称为漂亮的“国家项链”的城墙[13]，在他看来，城墙象征着他们刚刚战胜的特权统治阶级的权威和腐朽的旧社会。[14]老的城市中心渐渐地被重新开发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修建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和环形道路（今天，以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作为第一环的象征，围绕它们的是“环形道路”已经有了六环路）。1958年，中共领导人决定在北京建造十大苏联风格的建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看得见的表现，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建造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同年，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毛下令扩建广场，以象征与过去决裂并让天安门广场成为世界最大和最漂亮的广场。市长彭真要求临近的长安街应该足够坚硬可以让最重的装甲车通过而不破坏路面。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个永久建筑是1977年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毛的尸体阴森森地盯着路人观看）。从那以后，天安门广场从时间上说就基本静止了，或许是北京唯一一块没有受到新开发影响的区域。[15] 曾经是新中国最靓丽的象征逐渐变成了一个过去政治时代的代表[16]，一个僵化的政治结构，在需要时不惜依靠残忍的武力维持其存在。

按官方的说法，中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共说，现有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思是它是向更高的更优越的社会主义转变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度阶段。经济基础和法律及政治等上层建筑在未来都要变化。最著名的是，马克思说国家将要“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以实行按需分配，谁也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社会将没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用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的存在必要。但是，我们该如何得到那种社会呢？什么时间会到达那里呢？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应该提出的重要问题。不久前，我访问了中共中央编译局，这是负责把马克思著作翻译成汉语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希望找到更多东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的。该机构获得政府的大量拨款，这里的工作人员相对自由，可以思考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合适条件和机制，可是我空手而归。人家递给我包装精美的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和我交谈的人谈到了需要处理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但他们似乎对我提出的中国共产主义未来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让我们先对付当前问题，随后再考虑长远的未来。

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失败。更准确地说，毛在世时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就破灭了（我还没有碰见一个人真的认为共产主义在近期将实现）。或许毛本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否则，为什么共产党的口号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字面意思就是一万年）”，这口号仍然可以在天安门广场的正面看到。这似乎与国家应该最终消亡的理想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毛显然希望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社会，无休止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不管他心中想的什么，毛本人认识到历史现实没有能实现他的期待：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划时代的访问中国时，试图恭维毛说他的著作“改造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回答说“我没有能改变它。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片地方而已。”[17]从积极的一面看，毛或许太谦虚了，中国革命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人均寿命，促进了男女平等，把中国建设成为不再被外国列强欺侮的大国。从消极的一面看，他的政治活动让国家陷入动荡和混乱，很少有人会反对这种观点，彻底切断过去创造崭新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努力是失败了。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有若干原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毛本人似乎变得越发狂热和幻想。或许他生性残酷无情，更关心个人权力而不是国家建设，这是最严厉的批评家提出的观点。[18]另一个原因是毛对儒家的敌视。儒家对家庭纽带的强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中，任何试图把国家纽带凌驾于家庭纽带的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类似论证还有试图用政治激情取代儒家教育观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认同中国反儒的秦始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毛或许应该吸取这个皇帝短命任期（公元前221年到206年）的教训。从最好处说，靠中央集权和恐怖统治是对付动荡时代的短期战略，并非国家长治久安之秘诀。毛或许应该吸取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追求乌托邦变革的专制工程必然带来恐怖和暴力。

在北京讲授政治理论的自由令人吃惊（出版物则受到严格控制）。在7年多的时间里，我只遭遇过一次限制：有人警告我不要过多讲授马克思主义。讲授民主和人权可以，但如果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过分偏离官方立场，就可能遇到麻烦。但是，在过去这些年，我履行了一些自由，讲授了几节有关卡尔·马克思思想的课。有一次，我给一群本科生讲了一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我总结说，在我看来，邓小平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比毛泽东更好，因为邓小平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我的学生似乎非常惊讶，所以我问学生“你们在马克思主义必修课上学到的内容是什么？”一个玩世不恭的学生回答说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服从党的领导。”

但是，我要说毛的共产主义理想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上错误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 毛似乎把列宁主义观点推向极端，一个社会可以从贫穷、不发达、半封建社会直接迈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20]大跃进是通过发挥革命能量在几年内实现工业化的尝试，结果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马克思本人也会反对，贫穷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这个阶段。[21]原因如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把工作当成生产过程中的工具，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使用新技术。但它确实有重要的好处：它比其他经济模式更容易发展生产力。理由是资本家相互竞争以获得利润，因此他们有动机和热情开发新的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手段，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如果没有这些，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如果共产主义在没有用来支撑物质极大丰富的发达的生产力的条件下实施（先进的技术和使用新技术的知识）是不能持久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没有“绝对必须的物质前提”，“物质匮乏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匮乏一旦存在，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就会重新开始，从前的丑恶现象就会恢复。”[22]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支持英国人在印度的帝国主义，是的，它对印度工人来说是剥削和苦难，但它可以为共产党的统治打下基础。

所以，这是毛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不应该试图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单单通过依靠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如果毛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千百万人的生命或许就可以幸免。

现在：去政治化的政治

今天，北京继续代表中国的政治权力。[23] 北京人说的语言成为中国其他地方遵循的标准。同样的，京剧被认为是国家形式的剧种。天安门广场仍然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是神圣的政治中心，是国庆节游行的场所和高度象征性的国旗仪式场所。但是，自从1989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游行示威活动了。原因很明显：游行将威胁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游行示威的任何迹象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任何游行出现之前，一直在场的安全官员就会离开采取行动。

但是，在北京其他地方或中国其他地方，我忍不住想说已经基本上去政治化了，即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中国仍然实行政治压迫，但已不再是专制国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受到削弱，自由市场改革造成了20年十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大部分中国人的个人自由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学生毕业时不再由国家分配工作，宗教限制很少，人们可以自由地结婚、离婚，自由地到国外旅行，只要有钱。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的酒吧和迪斯科歌厅，包括同性恋群体。实际上，多数人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只要他们把政治留给7800万党员。可是，真的那么简单吗？

一方面，按照官方的说法，每年都有数千起社会和政治示威游行，2009年前三个月有5800次“群体事件”（罢工、街头抗议、堵塞道路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抗议）[24]，这显示情况并不像表面那样好。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水平，具有把国家分裂为不同阶级的威胁。宗教自由在西藏和新疆受到严格限制。国家呼吁“和谐社会”可以被看作间接地承认现在社会不那么和谐。不过，与毛时代不同，今天的中共说冲突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阶级暴力来解决。

作为12岁的男孩，我非常自豪家乡蒙特利尔举办了1976年的夏季奥运会。这意味着蒙特利尔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得到确认。当我第一次进入奥运会体育馆的时候，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马上感到渺小和宏大的强烈对比。但是让我长久失望的是，加拿大运动员在运动会上表现不佳。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主办国没有获得一块儿金牌。[25] 当加拿大跳高运动员格雷格·乔伊在和波兰竞争者争夺金牌的时候失掉机会，我一连几天情绪低落。这次活动之后外出，我不明白蒙特利尔人怎么还能面带笑容，这似乎是缺乏尊重和忠诚的表现。后来，在认识到奥运会没有能真的把蒙特利尔变成全球大城市后感到有点沮丧。倾向独立的运动兴起造成只说英语的单语者加拿大人外流，蒙特利尔作为金融首都和人口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很快被多伦多取代。今天，蒙特利尔是个漂亮的、休闲的、双语的城市，但是它的光荣日子或许已经结束。（请参阅蒙特利尔一章）

2008年，我也为北京欢呼。我很自豪地向游客展示北京四环路上令人惊叹的鸟巢奥运会体育馆。我用妻子和岳父母的中国人身份证申请奥运会门票的摇号，获得了很多赛场的门票。虽然我有点吃惊外国人对北京奥运的报道，他们似乎热衷于坏消息，但这并不阻碍我欣赏体育比赛。我承认，我为中国在奖牌总数上战胜美国而欢呼。我认为这是对更值得向往的多极化政治未来的一个合适的象征，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在全球反对的情况下侵略另一个国家。我认为中国球迷和运动员没有傲慢地展示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对他国游客和运动员往往非常友好。[26]

马基亚维里《君主论》第21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举行大型活动或从事不同寻常的行动更能让统治者获得威望的了。”[27]他接着赞美了当时的西班牙阿拉贡国王费迪南追求征服活动“让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心思集中在战争上，不再考虑反叛计划。”国王“继续使用宗教，求助于针对绝无仅有的悲惨者的残酷和明显虔诚的政策。因此，他总是策划和取得伟大的业绩，在臣民们等待结果时，从来不缺少紧张刺激和惊心动魄的体验。他的行动一个接一个紧密相连，没有人有足够时间能发起反对他的叛乱。”我们称这些策略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统治者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能够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议题上转移开来的政治活动。

像奥运会这种体育活动也可以这样来看。在同一章，马基亚维里警告说“在每年的适当时候，他（君主）应该用宴会和宏大活动让民众娱乐。”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声称“把奥运会政治化是与奥运精神格格不入的”[28]，但这个说法不可能是真诚的。奥运会当然具有政治功能：它是展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中共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橱窗，是的，至少暂时转移人们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它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除了少数社会批评家外，大部分中国人对奥运会感到自豪，反对在奥运期间摇晃政治船的行为。

这是坏事吗？这取决于获得国家荣誉所采用的手段。马基亚维里对血腥入侵和“空前苦难”的称赞在道德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中的法家“马基亚维里主义者”如韩非子，他称赞使用严酷刑罚控制人民，增强国家力量，但是中国奥运会不同。不错，中国政府支持（间接地）苏丹、津巴布韦、缅甸等糟糕的政府，但声称中国政府的不当行为应该遭到抵制奥运的惩罚就有些牵强附会。（在我看来，作为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应，抵制美国队的比赛反而是更好的做法）另外，它也取决于政府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如果奥运会被用来支持或者炫耀推行种族主义的政权，如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抵制它当然有道理。但是，那些常常把北京奥运和纳粹奥运的“大屠杀”进行对比的人，从最好处说也是令人怀疑的。是的，西藏出现了压迫，但有谁真的相信中国将在奥运会后实施大屠杀或者发动战争呢？纳粹意识形态核心的官方种族主义在哪里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个声明有这种效果。事实上正好相反，前任文化部长王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发言，其中他明确批评了中国跨栏运动员刘翔的说法，他说他的金牌（2004年奥运会）显示“黄种人”也能跑得快。王蒙补充说“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相反，他称赞在比赛失利后不久向刘翔祝贺的黑人运动员。[29]在北京，政府尽最大努力鼓励运动员和观众和公民在奥运期间对他国人友好和礼貌。[30]政府或许使用了一些严厉手段，如为了给奥运场馆建设腾地方，强迫一些居民拆迁而没有提供充分赔偿[31]，但我看不出中国犯下了什么值得做出抵制奥运的罪行。最终，或许归结为那些爱好竞争性体育运动和无此爱好者之间的冲突。缺乏体育兴趣的人或许怀疑像奥运会这种壮丽盛景最终成为政府用来赋予合法性，转移反对派注意力的政治工具。在他们看来，体育真的是政治问题。而那些热爱体育的人会说批评家也有落后之处，政治的要点就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而美好生活就包括了体育。所以，政治的确是体育问题。如果政府成功地举办了国际体育比赛，人们玩得很高兴，政府就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只要在此过程中没有犯下严重罪行，人们对这个重大活动感到自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应该对整个事件的道德寓意感到痛苦。

2007年末，位于天安门广场右侧的巨蛋形状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张后不久，我去观看了一场音乐会。我对这个结构感到惊叹，似乎就是漂浮在人造湖上。走进去，音响效果完美无缺，这个大厅感觉很亲切，虽然我坐在最后一排。演出结束后，我乘出租车，司机马上开始对新建筑大加批判。他抱怨说这个建筑是外国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我回答说在过去，中国许多著名建筑也都是外国人合作设计的。我问他是否反对新的奥运会体育馆（也是外国人设计的），他说当然不。我注意到国家大剧院的屋顶有阴阳象征，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最常见的标志。接着司机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建筑与周围的建筑不协调。[32]我试图开玩笑，就回答说其他建筑都太丑陋，为什么不能与这个风格一致起来呢？他没有笑。然后我试图提出儒家和而不同的观点，但他说仍然存在风格和意义的连续性问题。他指出附近的建筑具有政治意义，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中心，周围的建筑应该具有政治意义。我问道天安门广场另一边的北京饭店:它不是政治建筑。歌剧院有什么错？他回答说宾馆具有政治功能，因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来开会时就住在那里。[33] 我说他们来到这里后也可以去看看歌剧啊。出租车司机摇摇头说“那是娱乐消遣。”

北京国家大剧院

中国主要的政治传统儒家学说基本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哲学：我们追求的应该不仅仅是个人品德修养而且要尽可能关心他人，当权者应该实行仁政。但是，在儒家经典“母本”---孔子的《论语》中有一篇文章，似乎与儒家强调社会责任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这篇文章似乎是该书中最长的一篇，似乎可以作为非政治性的（或反对政治性的）解读。在本篇中，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坐在一起，他问他们各自的不同理想（先进第十一.26)。第一个学生子路说他想管理一千辆兵车的中等诸侯国，用三年时间他将打败外国入侵的军队，战胜国内的饥荒，让民众有勇气，懂得大道理。孔子的反应是撇嘴笑笑表示怀疑。冉有接着说，他比较谦虚，他可以管理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民众富足，但是需要贤德君子来修明礼乐。公西华更谦虚，他说他只能做个小小的司仪。最后一个学生曾皙的回答或许是最让人感到困惑的。他说他要和朋友一起洗澡后，一边唱歌吟诗，一边往家回。孔子赞许地点点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讲解《论语》的畅销书作家于丹认为，这篇文章意味着个人态度比政治承诺更重要。她借助于宋朝大学者朱熹的权威，认为曾皙的理想相比来说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比别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曾皙旨在培养内在的态度和自我修养的提高，而不是具体计划。后来，她再次讨论曾皙的理想，使用道家的语言指出欣赏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提到了庄子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解释孔子对曾皙理想的赞赏。[34]

但是，如果该篇真是关于追求个人幸福，或者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那就奇怪了。在这样一本强调社会关系和政治关切的重要性的书中，上述有关个体性追求的观点该如何展开呢？在我看来，该篇是关于政治关切的，但孔子强调政治关切的手段不仅仅是管理国家。考虑一下该篇的末尾，孔子和曾皙对话时解释他对冉有和公西华的反应。孔子说，他们仍然在思考社会和政治关切的重要形式，即使他们并没有挪去国家权力的最高杠杆（于丹对孔子就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无法做出解释，如果她的解释正确，那么《论语》的那段话就应该在曾皙阐述其理想之后即告结束才对，没有必要再写下去。）那么，曾皙的理想如何呢？如果把它放在《论语》其他篇章的背景下来考虑，其意思就清楚了。孔子指出与关系密切的人的非正式社会交往以及吟诗唱歌的重要性，这是支持社会和谐的信任纽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曾皙描述与朋友一起吟诗唱歌有助于形成社会信任即“社会资本”(借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用语)。孔子赞同这种活动是因为它是在道德上可行的更高层次的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子路认为仅仅通过个人性格和正确政策来做出改变就能管理国家，但是他忽略了能够让那些政策有效实施的社会信任的必要性，难怪孔子最不赞成他的理想。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解释来分析曾皙的理想(以及孔子对这个理想的反应)，整篇文章的意义就更加明确了：政治承诺大到体现在管理国家的理念，小到与亲朋好友的非正式交往准则，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这听起来不大可能吗？对那些决心摧毁政治体制的暴君并非不可能。聪明人知道他们必须遵照社会规范行动。因此，当阿里斯托米达斯在公元前534年推翻库马的政府后，他不仅血洗参议院，而且系统地摧毁了健身房。那时候，健身房是制度化的鸡奸活动场所，在健身房形成的社会纽带巩固和支持了整个社会的纽带。通过关闭健身房和强迫所有年轻人在城市养大，蓄长发，穿姑娘的衣服，阿里斯托米达斯企图打击“高贵的男子汉精神”，将那些渴望恢复从前秩序的人分散开来。[35]换句话说，限制结社自由，防止传统的社会聚集是破坏旧政权的关键。从积极的方面说，像与朋友一起唱歌和游泳这种没有政治性的活动实际上是真正创造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因素。

所以，如果当时想到这些，我肯定会说给出租车司机听的。政治也是音乐问题。

2009年10月1日。在中共“解放中国”6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接到邀请在国家电视台谈论教育和社会趋势。这个城市的道路因为准备大型的军事阅兵而被封闭，我被要求在电视台附近的一家宾馆过夜。我出来散步，除了安全保卫人员和一个提着金丝雀鸟笼散步的老人外，街上空无一人。人家告诉我节目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也问我可能要说什么话。节目是现场直播，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我确实反对其中一节，其中硬摇滚歌手崔健在1980年代被描述为“代表性音乐人”。崔健是个有才华的音乐人和激动人心的表演者，我在纽约的一个小型俱乐部中亲眼看过他的演出，但我不认为他能代表那个时代。台湾歌手邓丽君在学生中更受欢迎，她也受到不同群体人的欢迎。邓丽君受到唐朝诗歌激发的甜蜜优美的歌曲至今仍然受到民众欢迎。所以，我改变了脚本在直播中提到邓丽君。我有点担忧，是否踩在了政治敏感区，因为邓丽君是终身的反共主义者，从来没有访问过大陆，希望没出岔子（毕竟，我那84岁的老丈人，一个参加过三次战争的老军人，中国最后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之一也是邓丽君的歌迷）。好像没有出什么问题。后来我再一次到电视台作节目，应邀谈论有关孔子的新电影。

早期中国统治者会派代表到民间采风，听取、记录和汇报人们唱的种种歌曲。如果歌曲是高兴的、欢快的，说明人民感到满意，国王就觉得安全。如果他们的歌曲是悲伤的、怨愤的，他们不满意，国王就处于危险中。[36]但是，音乐不仅仅被用来作为了解和判断民众政治情绪的调查手段。统治者也被鼓励通过适当的音乐提高人民素质。儒家模式仍然是多样性的和谐。据说《乐记》是孔子本人编纂而成的书，但被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众多学者编辑和重新撰写。该书说“在伟大的音乐中，存在着天地之间盛行的和谐。（大乐与天地同和）”。各地的音乐可能不同，但道德影响是一样的。“在整个世界，都有同样的爱情，音乐的风格不同，但它们表达的爱情是一样的。（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音乐本身也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理想。“平和舒缓、曲调丰富而节奏简明的音乐，人民感到安康和幸福。（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这种音乐能激发快乐的感情，或许还能使人们的身体活动起来。“当标记和声音不够，人们的手臂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晃动起来（随着音乐和歌唱），脚也开始动起来。”最重要的是，推动适当音乐的寓意是保护社区中的弱小成员。如果人们的欲望不受到和谐音乐的调整，社会将陷入混乱，结果造成“强者欺压弱者，多数压迫少数，聪明人占愚蠢人的便宜，胆大者欺负胆怯者，老人、小孩和孤儿寡母（没有社会关系保护）无人关照。（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当然，另一面是我们应该担忧造成道德上的坏影响的音乐。2000年前的新音乐在古代人看来是有问题的：

今天的音乐不如古乐那样欢快。（在过去，表演者）齐进齐退，整齐划一，乐声谐和、雅正，而且气势宽广。性格得到陶冶，家庭得以管理，和平与正义在整个王国得以实现。但现在，（表演者）进退曲折，或俯或偻，但求变幻不求整齐，乐声淫邪，没完没了乌七八糟，而且有俳优侏儒侧身其间，男女无别，不知有父子尊卑，如弥猴麕（ｑúｎ，群）聚。音乐终结之后无余味可寻，又不与古事相连。现在你询问的是音乐，但喜欢的不过是声音。[37]（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

在《论语》中，孔子非常明确地指出应该禁止在道德上有危害的音乐：“舍弃郑国的乐曲，斥退谄媚的人。郑国的乐曲淫秽，谄媚的人危险。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第15，10）但是，他也指出礼仪（连同适当的音乐）比强大的法律能更有效地改造人的心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或许结论是国家不应该限制音乐，但需要小心地挑选公共仪式和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中的适当音乐。虽然有人或许喜欢崔健（或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碰撞”），但它不是政府应该提倡的音乐。[38]

未来：复兴过去

住在北京的快乐之一是人们不(主要)以赚钱多少评价他人。那些确实有钱的人喜欢显示他们的文化，他们常常与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交往，如政客或艺术家（和香港对比，香港更多是金钱取向的，人们往往坚持和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人交往）同样的人常常做不同的事情。对“你是做什么的？”的问题，常常有两三种不同的答案。至于我自己，我是大学老师，但我也经营餐馆。我帮助创办了一家餐馆，我的书就存在那里，我到那里和朋友们交流对话。这家餐馆名字叫紫苏庭，主要由另外两个股东在经营，我的中国朋友阿文和她的瑞典丈夫托比。阿文有自己的卫浴水暖生意，而托比是在北京演奏爵士乐的音乐人。

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呢？不幸的是，马克思本人很少谈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在他40多卷的著作中，只有很少段落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最著名的是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马克思还是年轻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进行批判活动。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9]或许马克思只是想说人们的选择不受经济上必要的劳动分工所决定。但这些例子是怪异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是技术高度发达（这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必须的，这能够让人们免于从事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人们不大可能会选择如养牛这样的牧业活动。或许马克思克制自己没有进一步预测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因为他认识到技术将导致他自己时代难以想象的东西（他能想到因特网吗？）。不过，负面影响是大门敞开，各种浪漫的幻想家如毛）把自己疯狂的梦想强加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上。

马克思更清醒的学界阐释者已经试图表达出共产主义的样子。特里·伊格尔顿的《人生的意义》是对各种可能性的学问高深的批判。他在最后几页得出他的理想的积极内容。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实现个人独特才华，允许和鼓励其他人繁荣发展的社会。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伊格尔顿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柯恩的形象：爵士乐队。这里值得全部引用：

一个即兴表演的爵士乐队显然不同于交响乐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每个成员都是自由地任意表现自我。但是，她这么做的时候敏感地认识到其他音乐人的自我表现。他们形成的复杂和谐并非来自集体的演奏而是来自每个成员在他人自由表现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的音乐表现。随着每个演奏者在音乐上更加娴熟，其他人也能从中获得灵感并得到激励从而达到新的高度。在这里，自由和“整体的善”之间没有冲突，不过，其形象正好是专制的反面。虽然每个表演者为“整体的善”做贡献，但她这么做不是通过残酷牺牲而是通过表现自我。其中有自我实现，但那是通过自我在音乐整体中的消失而达成的。其中有成就，但它不是自我吹捧的成功问题。相反，成就（音乐本身）充当了表演者之间关系的媒介。从这种艺术活动中可以得到快乐，因为这里有自由的成就感和力量实现，同时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因为这种成功是相互的，我们甚至可以笼统地比喻性地说，这是一种爱。[40]

那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动人描述，但也暴露了共产主义的弊端：它贬低了历史的重要性和伴随历史的道德义务。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我有多少钱，我面对的决不仅仅是在社会中与他人一起发挥自己才能的问题。我还拥有对他人的义务，这是我从前的角色、现在的角色和未来将要担任的角色决定的。历史非常重要。这基本上是儒家道德的深刻洞察力之关键所在。父母花费多年时间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在他们年迈体弱之后，我有义务照料他们。如果父亲生病，我就不能在自由选择的群体中忙着提升自己。[41]我要照料他，即使这妨碍我平常喜欢做的事。我的行动受到限制，也应该受到限制。这不一定是“残酷的牺牲”，实际上如果我在照料父亲时表现出这是一种牺牲，它会伤害我父亲。但是，这确实是一种牺牲。[42]

北京大学有傲人的社会承诺的历史，它的学生在20世纪领导了中国众多政治运动。[43] 几个月前，我和妻子在这个校园里散步。我们路过在1920年因为反对军阀斗争而被杀害的学生的纪念碑。妻子评论说有一天，将会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1989年6月4日被杀害的学生。

如果我在中国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耐心。是的，政治改革将会发生，但它需要时间。我的最令人尴尬的错误之一是预测在2007年6月4日，在政府对1989年6月4日的屠杀道歉之后会出现政治改革的宪法会议。[44] 就在我写本书的2010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或为6月4日道歉的迹象。总有一天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那一天可能还很远。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说中国必须坚持目前的发展方针至少100年，改革者比较乐观。改革派学者周天勇在2007年中共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需要至少60年时间（从1979年算起）才能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和更高程度的政治民主。从2021-2040年的最后阶段将涉及到发展经过改善的民主的政治体制框架和形成现代化国家的“中等发展水平”的成熟民主和法治。[45]其中没有特别提到选举。

我的一本书讨论过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复兴。有个朋友建议适当的封面或许是一张（修补的）孔子照片取代天安门广场上毛的照片。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我认识到那样可能在政治上太敏感了（1989年学生示威游行时，有两个学生给毛的画像上泼红色油漆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我和编辑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把孔子照片和毛照片并列。[46] 最后，我们决定完全放弃这个想法。心照不宣的假设是这种封面会让我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的职位陷入危险中。

回想起来，为什么像我这样的西方人会真心支持1989年的学生运动呢？我感到好奇。我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我怎么如此肯定学生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呢？或许这是一种自恋。我支持学生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许学生运动本身就有点天真了。当然，政府向和平的示威者开枪是不对的，他们最终将不得不为此道歉。但这并不能推论说学生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他们有一种理想化的没有受到任何民主实践经验污染的民主观（因此，就像毛的共产主义理想，民主代表了他们最浪漫的幻想）。既然很多学生出国留学，世界新闻可以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因特网比印刷媒体受到限制更少，如果和严格控制的全国性新闻相比，国际新闻相对来说更自由一些），中国受教育的民众对民主的优缺点有了更加知情的认识和判断。一方面，美国入侵伊拉克玷污了民主模式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的形象：美国似乎代表了霸道的强权政治而不是民主理想。中国的经济崛起使中国人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有了新的自信。未来，天安门广场可能有更多的政治示威游行，但激动人心的形象将不再是自由女神像。

2009年6月。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儒学的跨学科学术会议之后，伟大的儒家学者蒋庆在我家小住了几日。在批评家看来，蒋庆是个试图颠覆历史的“儒家极端主义者”。我觉得，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思想家，试图从丰富和多样的儒家传统中寻求灵感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时对其他传统的影响保持开放态度。他的三院制国会的建议（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议员的庶民院，通过考试选拔德才兼备的精英的通儒院和由中国多样的文化传统的代表组成的国体院）成为人们深入讨论的话题。[47]

我们参观了1306年由蒙古征服者忽必烈汗首次建造的儒家寺院雍和宫，有大概15个儒家青年学者在等待蒋庆。他们对蒋毕恭毕敬。我们走向大厅，向孔子像鞠躬，有人请蒋担任司仪。还有人问我是否应该参加这个仪式，蒋坚决反对这个问题背后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蒋说，儒家学说是为天下的。然后我们走到隔壁皇权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成千上万的学生就是通过国子监的大门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那些成功者由此博取功名。我们被带领参观了皇帝本人每年春天讲授儒家经典的讲坛，皇帝的御旨口口相传给三千名考生。蒋说那不对。他指的是17世纪儒家社会批评家黄宗羲，此人提出太学祭酒应当“推择当世大儒”，其权力和地位应该与宰相平等，皇帝及宰相六卿大臣等官到太学，应就弟子之列，听祭酒讲学和对朝政过失的批评。[48]

当今中国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思想封闭的、充满怨恨的民族主义，这更多地归功于中国式的法家而不是儒家。这种民族主义者企图把中国建设成为军事强大，经济发达，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说不”的大国，[49]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另外一种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同时对其他影响保持开放态度。这些民族主义者创造性地解释传统价值以便它们符合当今现实，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要。他们梦想一个民族，同享一种建立在道德理想而不是民族或种族基础上的文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建设一个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国家，主要通过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地方。[50]现在预测哪一种民族主义取得胜利还为时尚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剧场即将在北京上演。

选自《城市的精神》重庆出版社，2012年，吴万伟 译。

【注释】

[1] 我把菜单留下了，谁若不相信这个故事，我就可以拿给他看。中文菜单有类似的脚注，虽然它说这道菜是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准备的，而不是为“高级领导”准备的。

[2] 20090219儒家邮报第85期。

[3] 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1), 45, 53.

[4] 虽然中国人禁止进入公园，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招牌。请参阅 Robert A.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no. 142 (1995): 444-66.

[5] 上海人比北京、厦门、福州的人更喜欢西方产品和名牌。请参阅Wei R. and Pan Z., “Mass Media and Consumerist Valu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1, no. 1 (1999): 75-96.

[6] 2011年初，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学术岗位合同，我希望，这让我能在这个城市花费更多时间对这个城市的精神有更加细腻和平衡的描述。

[7] Lillian M. Li, Alison J. Dray-Novey, and Haili Kong, Beijing: From Imperial Capital to Olympic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8.

[8] 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26-27. 但是，在满族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设计更少和谐特征：少数民族满族建立了一个准种族隔离的政权，禁止汉族人居住在城市内城。请参阅Roger Darrobers, Pékin: Capitale Impériale, Mégapole de Demain (Paris: Gallimard, 2008), 29.

[9] Li, Dray-Novey, and Kong, Beijing, 173.

[10]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 新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第一套革命后的钞票上也是天安门的画面。

[11] Ibid., 66. 五星也在中国旗帜上，但是不清楚这些星实际上代表什么：http://commentisfree.guardian.co.uk/daniel_a_bell/2006/10/post_502.html.

[12] Wu, Remaking Beijing, 8. 军事上的考虑，尤其是建造地铁，或许一直是为拆除城墙辩护的因素。请参阅 Yue Zhang, “Re-imagining Chinese Modernity: The Demoli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City Walls of Beijing, 1949-2005,”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13.

[13] 引自Li, Dray-Novey, and Kong, Beijing, 176. 梁提交了一个计划，沿着城墙创建花园人行道，让它们变得更加漂亮。请参阅插图Geremie R. Barmé, “Beijing, a Garden of Violen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 no. 4 (2008): 617.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北京市长（1933年）已经强调了类似于梁的计划的保护目标，也是旨在吸引外国游客。请参阅Madeleine Yue Dong, “Defining Beijing: Urban Re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28-1936,” in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ed. Joseph W. Esheric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21-35.

[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市改革者也试图将中国城市现代化，增强它们的国家功能。请参阅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1-2, 257. 但是，毛把这些观点推向极端。

[15] 更准确的是，革命前时代的建筑有5%仍然留在北京。贾斯珀·贝克尔注意到“即使豪斯曼男爵也对19世纪的巴黎留下40%的建筑没有拆迁。”请参阅Jasper Becker, 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 Beij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8. 最近有关北京的很多书哀叹老北京的大规模破坏，请参阅 Michael Meyer,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8)。从积极的方面看，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铲平紫禁城的计划被放弃了。请参阅 Geremie R. Barmé,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8), 15. 紫禁城是北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六大名胜之一（中国总共有34处）。请参阅罗哲文、李江树《老北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2-4. 有关北京的中文书往往不是专门谈论建筑，它们也讨论更加具有持续性的北京文化的方面，比如施连芳、上官文轩编著的《趣谈老北京文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的上半部分就是谈论北京的饮食文化。

[16] Wu, Remaking Beijing, 134, 240. 但是，迈克尔·杜顿和合著者注意到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游客的国家的强有力的象征。请参阅 Michael Dutton, Hsiu-ju Stacy Lo, and Dong Dong Wu, Beijing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11, 206. 虽然如此，从了解1989年6月4日丑陋事件的我的学生的经验来判断，我可以猜测天安门广场的象征意义已经不再激动人心，一旦对这些事件的公共讨论不再是个禁忌。

[17]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1990), 631.

[18] Jung Chang and Jon Ho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2006).

[19]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权威描述是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毫无疑问，他也受到1950年代初期俄国例子的启发：当时，它似乎是成功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

[21] 有人可能指出，马克思在临终的时候暗示像俄罗斯这样的农业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他可能排斥像大跃进这样的努力，同样的，他会排斥在他那个时代实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努力。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98), 5:49.

[23] 这并不是暗示北京只有一种政治权威。存在两个重要的政治权威---国家和北京市的事实有时候使得解决北京问题更加困难，比如交通拥堵，它在过去几年里变得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市政府在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按照薄智跃的说法，首都和中央在1966-1995期间出现过两次对抗，中央都取得了胜利。请参阅Bo Zhiy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ruption: Beijing beyond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no. 25 (2000): 484-86.

[24] http://libcom.org/news/58000-mass-incidents-china-first-quarter-unrest-grows-largest-ever-recorded-06052009.

[25] 加拿大在1988年卡尔加里市的冬季奥运会上重复了这个不光彩的成绩。我很高兴地报告说加拿大最终在2010年卡尔加里的冬季奥运会上终止了“奥运羞辱的世纪”，该国位居金牌榜榜首。

[26] See www.blog.newsweek.com/blogs/beijingolympics/archive/2008/08/12/a-harmonious-day-at-the-races.aspx; www.blog.newsweek.com/blogs/beijingolympics/archive/2008/08/15/view-from-the-stands-patriot-games.aspx.

[27] 这里和随后的马基亚维里引语来自《君主论》 The Prince, ed. Quentin Skinner and Russell Pr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21.

[28] 引自Edward Cody, “China Steps Up Its Argument over Darfur: World Leaders’ Plans to Attend Olympics Used to Push View of Games as Apolitical,” Washington Post, 8 March 2008.

[29] http://news.sohu.com/20070312/n248674721.shtml.

[30] http://commentisfree.guardian.co.uk/daniel_a_bell/2007/04/a_great_leap_forward.html.

[31] 贾斯珀·贝克尔评论说：“北京承诺给世界“人民的奥运”，但是对古代城市的这种重大改变若非在专制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完成。”(Jasper Becker, 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 292)但是，罗伯特·摩西可能感到着迷的是西方民主背景下的野蛮拆迁（请参阅纽约一章）。

[32] 对国家大剧院的特别严厉的批评，请参阅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第4章。王认为，这个建筑与周围建筑不协调，从环境上说，它是一种浪费，和中国人的信仰发生冲突，不是特别的有创新，不能服务于人民的需要，整个事情就是政客决定的，很少考虑大众和专家的意见。王认为这个建筑代表了北京最近的一种趋势，即外国建筑师把这个城市作为试验场，检验那些在西方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的怪异和昂贵的建筑。但是，王并不反对外国建筑师的作用，他高度赞扬了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由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默隆设计的。这个体育馆是受到中国陶瓷的研究的启发，表达了中国文化和现代美学的和谐的结合。(Wang, Beijing, chap. 5, sec. 3).

[33] 最早的北京宾馆是法国人在1915年建造的。在革命后的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师张博设计了一个分部，让老建筑相形见绌。这个宾馆将接待重要的外国客人，打算做出这样的政治声明，“中国最终砸碎了殖民时代的镣铐，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城市和国家”。(Dutton et al., Beijing Time, 78) 现在它是一个豪华宾馆，由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莱佛士连锁酒店Raffles chain经营。当然，莱佛士是创建了现代新加坡的英国帝国主义者（请参阅新加坡一章）。

[34] 请参阅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 2006), 90, 91, 93, 99.

[35] Thomas S. Scanlon, Eros and Greek Athle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8.

[36] Philip J. Ivanhoe, “Asian Tradition and New Humanity,” in 2009 Global Civilization and Peace (Seoul: Jimoondang, 2010), 123-33.

[37] 这里和其他地方，我修改了《乐记》的翻译http://chinese.dsturgeon.net/text.pl?node=10113&if=en.

[38] 有一些社会科学证据支持儒家的音乐观点。在最近的试验中，十多岁的孩子听音乐，没有关心他人的内容(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拯救世界”)更容易表现为好的撒玛利亚人，如果和采用中立影响听音乐的人对比的话（Peter Walker, “Positive Lyrics Keep Teens on Right Tra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January 2010)应该说，如果受试者听摇滚乐队“性手枪”的英国的无政府主义之类歌曲的话，影响可能更加明显。

[39]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78), 160.

[40] Terry Eagleton,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1-73.

[41] 艾维纳本人在成为学者之前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爵士音乐人，他提醒我爵士音乐人也尊重历史。“你知道，历史是人类演奏的第一句。你通过尊重这个句子而即兴表演，接着第三个乐手通过尊重前两个及其所做的事进行即兴表演，在第一个乐手的句子上建造。”虽然如此，儒家确实不怎么强调自我表现和即兴表演。即使我在关照父母的时候不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仍然有义务照料他们，因为我占有的角色和他们从前对我所做的一切。

[42] 我应该承认，我父亲最后那几年基本上是由我的妹妹照料的。我花时间撰写如何孝敬父母，而她则花时间实践这种孝道。

[43] 请参阅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and Fabio Lanza, “The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May Fourth Era: A Collective Biography,” in The Human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a, ed. Kenneth J. Hammond and Kristin Staplet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17-34.

[44] 那是拙著《东方遭遇西方：东亚的民主与人权》(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第五章。它的中文版已经推迟到2017年了。该书已经在台湾出版，但还没有得到中国大陆的批准。

[45] 周天勇“攻坚：17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2008年3月12日， http://hi.baidu.com/wilianwu/blog/item/a9dd1a301650189da8018e3b.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10; article has subsequently been deleted).

[46] 这样的一天或许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遥远。2011年1月11日，一个庞大的31英尺（9.5米）的雕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揭幕，面对毛的画像。请参阅Mark MacKinnon, "Rehabilitation of Confucius Complete," Globe and Mail, 14 January 2011.

[47] 请参阅范瑞平编著《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8] 请参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Huang Zongxi,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trans.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83.

[4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a_Can_Say_No.

[50] 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不需要只从儒家那里寻求灵感。比如阎学通为受到先秦思想家多样的思想启发的一种人道的民族主义辩护。请参阅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责任编辑：陈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