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史诗大片《孔子》已经与观众见面了，作为中国文化第一人、世界十大思想家的第一位的孔子正在从学术殿堂走向走向大众。可惜的是，当孔子与商业、娱乐越来越近而与思想和文化则越来越远了。看到媒体上有关《孔子》的争议，使我想到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以后的激烈争论，都是因为对孔子的理解、把握和认识有很大的偏差。

 

 

作者具有良好的动机，美好的愿望和真诚的努力，已经差不多被我们丢弃了的仁义礼智信是该好好收拾收拾从正面进行表现了，虽然《孔子》电影并没有做好，也还是应该肯定的。这里我想引用电影人自己的评论：“当我们一直沉浸在国产商业大片的打打杀杀之中，当我们徜徉在贺岁档影片的火爆和喜剧的热热闹闹的时候，《孔子》带着它充沛的人文色彩为国产电影市场注入了一股真正表现传统的、令人满怀沉思的悠远气质，这在今年中国电影中是难得一见的。几年前，我们曾经为《墨功》而展开讨论，正是因为影片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经典的方面，但那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而《孔子》比那部影片更为深入地进入了传统文化进程本身，尽管这部影片依然还是一部商业影片，但是从气质上，它具备了一种文艺片或曰文化电影的特性。”“影片立足于那个时代，表现的是一个学问家生不逢时的境遇，他的智慧、他的学说、他的人品等等，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他追求的是恢复周礼，讲求的是仁治，以此为治国的法宝，但是，在已经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因此，孔子被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完全有道理的。影片叙述了孔子从入仕实施理想，到被迫离仕流浪讲学的经历，因此，这部影片应该看作是一部历史片或人物传记片，而不是一部全面阐释孔子学说的论说片，从这个角度看，影片是成功的。”（高小健：《<孔子>：一部文化电影》，《北京日报》2010年2月1日）力挺该片的人士认为，《孔子》选取了主角人生历程最重要的一段书写，传递出主流而又举世公认的价值观。影片整体风格基调是正拍，严肃，庄严，人物生气贯注，使人过目难忘。拍摄历史正剧从未失手的导演胡玫，表现出相当的视听语言素养，影片几乎每一个镜头的处理，都可以被列入教科书供参考。影片整体美术风格将清新自然的格调发挥到了极致，在道具处理方面的精细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比如影片中出现的青铜器上的花纹雕刻，是全由人工一笔一画刻上去的。而影片收尾阶段，孔子与众弟子冰原上苦行的高潮戏，狂风搅雪，壮阔苍茫，烘托出圣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周黎明在《新京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孔子》“有礼有乐，高不可攀”，它有着“大片的外表、传记片的套路、教育片的内核、主旋律片的特色”，胡玫用心良苦，效果也不错。“而《孔子》的最大价值，是当做一部国学的课外辅导作品”，中国人确有借此“补课”的必要。解玺璋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关注者、观众甚至出品方都忽略了影片自身的魅力对观众的吸引，羞于、耻于谈论影片正面表现的精神、理想、信仰，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他说，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孔子终其一生对自己的信念、理想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即使不被人理解，不被人接受。（苗春：《电影<孔子>  引发众说纷纭 真的像恶评那样差?》，2010年2月1日中国新闻网）

 

 

关于孔子的形象应该是这部影片的核心。我们先看学者们的研究：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骆承烈教授是目前世界上收藏孔子画像最多的人，他保存了2400余幅孔子画像，对历代孔子形象研究颇深。骆教授介绍，古籍中记载孔子形象的很少，有三处：

 

第一，便是《论语》，在《论语述而》中，有这样的话：“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也就是说，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但不凶猛，恭顺而安静，威严中显出仁德，严厉中露出慈祥。

 

第二处，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如是描述：“生而首上圩wéi顶，故因名曰丘云。”“圩顶就是说头上有个坑，孔子经常扎着头巾戴着帽子，看不出坑，但说明孔子前额高。”骆承烈说。

 

第三处也是《史记》：“孔子长九尺六寸，俗谓长人而异之。”也就是孔子身高1.9米，魁梧健壮。

 

他称据他考证，除了这三处，古籍中再没有对孔子形象的记载，而各地的孔子家谱中记载的孔子形象千差万别，有些还相当怪异。

 

他还将从古至今流传的孔子画像分为六类：皇家孔子、官家孔子、儒家孔子、民间孔子、仇家孔子和海外孔子。皇家供奉的孔子一般是仿照帝王形象，着装也都是天子规格，一般为坐像，看不出身高，孔子均被美化，形象端庄威严，一副帝王相；官家孔子一般用的是顾恺之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头着官帽，俨然一副官相；而儒家学者中流传的孔子像，就用吴道子所绘的孔子，一副学者相；民间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孔子，身着布衣，像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仇家孔子一般都是“反孔”者所绘，例如历史上批孔时的孔子像，都很丑陋，形如小丑；最好玩的是海外孔子像，美国芝加哥供奉的孔子是大长脸，日本人供奉的孔子是矮个儿的胖墩，南美洲的孔子变成黑皮肤……不是孔子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孔子。

 

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整理了《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张荣明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2007-11-4 19:21:45）：

 

在中国历史上的七种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圣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过程。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形象是“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说是自老子开始。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这说明孔子身上有两大不足:趾高气扬的神态（骄气、态色），过多的欲望与理想（多欲、淫志）。《庄子•德充符》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矮化”孔子的故事。道家“矮化”孔子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列子•汤问》编造了一个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辩论早晨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哪个离我们近？双方从形状、温度出发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两千多年后天文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后才能得出答案。无所不知的圣人对小孩的疑问也不能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讽刺。

 

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纬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 “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第二种形象是“智者”。德国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具体语境缺乏鸢飞鱼跃活泼生动生命力的若干条孔子语录，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对孔子的评价自然不高。另外，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等。

 

第三种形象是“完人”。18世纪法国一批启蒙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是劝人为善。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法郎士•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造者称魁奈是“欧洲的孔子”，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我认为孔子的主体形象是集大成的圣人。

 

孔子的形象历史上本来就多样，到了现代社会多样的学科划分把他理解成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现代中国人多样的个性化认识更是“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孔子”。其实，中华民族心目中有一个公认的也是最基本的形象就是孟子所的集大成的圣人。但是，作为今年贺岁大片的《孔子》电影让观众看到的则是一个“集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和流浪诗人于一身”的孔子，使得孔子无论在人物塑造上还是主题上都显得单薄。孔子本人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对于这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圣人我们首先要以正史的眼光尽可能地还原，而不是被商业的炒作所扭曲、遮蔽，甚至丑化。

 

孔子作为圣人，他有信仰的因素在，是我们民族道德信仰的核心，可以承担一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的象征。我们中华民族没有独一的宗教信仰而能够维系几千就是因为有孔子这样一个精神象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民族要么文明程度低劣，没有体面的民族；要么缺少凝聚力，变成一盘散沙。从孔子到今天，儒文化绵延不绝，我们这块广袤的国土上，政治上有过割据，但文化一直没有分裂，因文化根脉所系，即使分了，也会“分久必合”，这种凝聚力就来自孔子。历来权势者大多“捧”孔子，但恰恰是普通大众对孔子才有真信仰。所以，古代的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社会可能已经很糜烂了，但下层社会还有道德在，这个社会才没有从头烂到尾，才有革故鼎新的希望。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不正是这样吗？现在，《孔子》电影则报着把孔子还原为普通人的目的来拍摄，导演湖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把2500年前的一个圣人，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在实际上代表了目前一种普遍的倾向，无论是学术的界的李零、学术明星于丹，而艺术界也是这样。问题是我们近代以来打倒了孔子，现在大家对孔子作为圣人并没有真实全面的认知和理解，不明白为什么孔子会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甚至成为世界性的伟人？就急着要把他还原为普通人。大家可以设想，如果孔子真是一个象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能够对中国历史有这样大的影响吗？他能够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吗？从孔子到现在有多少普通人，我们现在都哪儿呢？我谁知道他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叫做“出类拔萃”，这句成语出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出乎其类，是说孔子是从自己的同类——普通人中成长起来的；拔乎其萃，是说孔子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同类——普通人而成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的导师。别说普通人，就是当时的许多有名的有权有势的人今天我们还知道几位呢？

 

 

现在的《孔子》是一部孔子的断代史，直接中年开始，总体来说，没有表现出孔子是如何成为孔子的。虽然号称史诗大片，但观众并没有看到史诗的精良所在，电影《孔子》无法承载孔子。为什么？

 

（一）、战争场面失实和太假

 

为了真实再现春秋乱世大时代的壮阔风貌，无论是阵容浩大的战争中所用到的战车、兵器，还是片中的布景陈设、衣履饰物都经过反复考究，务求重现春秋时代的实感。整部影片使用道具多达3500种，超越《赤壁》创造了中国影史的新纪录。

我就说夹谷之会和武子台平叛。

 

夹谷之会是电影开场的重头戏，齐鲁两君在夹谷之会上兵戎相见。这时孔子任中都宰的一年，鲁国大治，引起邻国齐国的不安，试图通过相约会盟的方式挟制鲁国国君。孔子深知这是一次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于是求季孙斯援兵五百乘。但当鲁国国君和孔子到达夹谷时，兵车并没跟来。当齐国准备发动军队挟制鲁国国君时，孔子设计的第二方案是用上了疑兵计，让一百牛车在后方扬起了灰尘，让敌人以为有千军万马，硬生生收了兵，还归还了之前被抢的汶上三城。这一战充分展示了孔子的军事指挥才能。发哥在《赤壁》中未能一展诸葛亮神采，却在《孔子》中如愿。

 

《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对齐景公说：“鲁国任用了孔子，恐怕要危害到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遣使者到鲁国，要与鲁定公在齐国的夹谷这个地方会盟。齐景公事先就拿定主意，不仅要羞辱鲁国，而且要杀掉鲁定公。鲁定公要乘车前往表示两国友好，孔子担任代理宰相。孔子说：“臣听说有礼义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武力方面的准备；有武力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礼义方面的准备。自古以来，诸侯离开自己的疆域，一定都要有随从的官员，请君让左右司马跟随。”鲁定公答应了，并带领着左右司马而到夹谷。在夹谷，齐景公建造了高台，官员分三个等级侍奉，根据两国国君会盟之礼相见，相互揖让而登上高台。献礼酬答之礼完毕，齐国的主管官员出列而向前走了几步说：“请演奏四方之乐。”齐景公答应了。于是，齐国人手持刀枪剑戟等武器喊着叫着出场了。孔子按照礼仪，小步快行而上，站在中间的台阶上，抬起胳膊说：“我们两国国君举行友好会盟，为什么演奏这样的夷狄音乐呢？请齐君问一下主管此事的官员。”齐国主管官员让那些人退下去，但他们不退，齐景公的左右人员看着宰相晏子和齐景公。景公心中惭愧，挥手让他们退下去了。不久，齐国主管官员小步快走向前，说道：“请演奏宫中的音乐。”景公答应了，唱歌演戏的倡优侏儒就在鲁君前面戏耍，试图劫持鲁君。孔子小步快走向前，步步登上台阶，站在中间台阶上，说：“无德之人却要迷惑诸侯，依法应当责罚。请齐君下令给主管官员。”齐国的主管官员依法而行，斩杀了那些倡优侏儒。面对孔子齐景公有些害怕，心中有所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合乎礼义，回去之后更加恐惧，告诉他的群臣说：“鲁国官员根据君子之道辅佐国君，而你们却偏偏用夷狄之道教导寡人，使寡人得罪鲁国国君，你们看应该怎么办？”主管官员向前回答道：“君子如果有过错，就以实质性的事情来谢罪；小人如果有过错，就用文辞表示谢罪。国君如果有悔，就可以用实质性的事情来谢罪。”于是，齐景公就把当初侵占鲁国的郓城、汶阳、龟阴三地归还给鲁国表示谢罪。就这样，孔子在外交活动中，机智果敢，粉碎了齐国想用武力劫持鲁定公的阴谋，还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的土地。所以，本来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战争场面。

 

武子台平叛鲁国一直被“三桓”所把持。当孔子代理国相时，立即提出堕三都(即拆毁三家所建城堡)的举措。政令下达后，公山狃带头起兵反叛，孔子率领众弟子保护国君登上武子台。武子台下，公山狃一声令下，无数弓箭射向武子台。周润发饰演的孔子就是位武功高人，在武子台平叛一场戏中，在高台上迎风而立，指挥千军万马，最后以十二条熊熊火龙将叛军彻底制服，这是一场名副其实“杀伐”，以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圣人境界，他应该不会用如此残忍的方法来退敌，在历史上也许只有法家和兵家才会这样做。

 

因此，影片过于关注孔子的军事才能，而对孔子的人格魅力与礼乐教化等主要方面刻画不够。因此，该片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表现英雄孔子的影片，未能充分展示孔子的圣人形象。

 

（二）、孔子的思想表现得不够，且多有误解

 

《孔子》被电影界批评“有形无魂”，孔子没“魂”其实就是在思想上没有抓住孔子的内在精神。形象塑造有点单薄，导演让我们看到了凡人孔子，完全丢掉了教育家、思想家这最重要的两个形象。正如有报纸评论所说的在这部电影中，孔子的表现如某些足球运动员，上半场神勇，下半场疲软。教育家孔子的学问哪去了？电影应该对孔子早年思想的形成和晚年在文献整理方面的功绩多些笔墨去描述，结尾有些仓促，对孔子思想的挖掘还不够。片尾周游列国后，回鲁国的镜头很简单，没有展现出一个大教育家的形象。一位影迷认为“给屋子里堆一堆竹简就算是教育家、思想家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太低估观众的理解力了。应该有他怎么处理，怎么写《春秋》等这些场景，展示他博学的一面。可能也是因为电影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导致形象严重不丰满，但这并不能成为“孔子”丢魂的理由。

 

有些地方明显地有失误，如片中当孔子被逐出鲁国时,弟子颜回“劝说”孔子:“您曾经跟我们讲过,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那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就严重歪曲了孔子的思想!这是一种遇挫折即放弃理想，见风一吹就倒下的俗人明哲保身的思想，是典型的市侩哲学。两年前于丹讲《论语》心得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生存的环境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虽然我们凭借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社会，但我们能凭借我们勇敢的心灵去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那毕竟是她自己的一己之“心得”，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觉地担当起延续历史文化的使命与职责。他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要求士人们能够超越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于是有了“杀身成仁”成语，后来接着孟子子说“舍生取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的话不仅污辱了孔子，甚至是污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舍身求法、为民请命、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这是一种对道德信仰和高尚人格的追求。

 

《孔子》他说过一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就说孔子的女人是个坏女人，这也是没有道理的。于丹曾这样解释：小人是指小孩子，意思是说女人就跟小孩子一样，过于宠溺她会恃宠而骄，不理她又会心生怨气。“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被普遍认为是孔子鄙视妇女和体力劳动者的论据。连海外真心尊崇孔子者也觉得难予讳言，无可奈何地说：“孔夫子就这句话说错了”。这里的前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几乎成了传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句至理名言，而后一句话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一整句话，不能分开看的。从文字看，这句话按照逻辑分析，“唯”作“独、只、仅仅”讲，意思是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但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并非所有“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前句是论断，后句是论据：“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理由和表现，也是说并非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所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妇女，“女子”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同样，“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只是男人中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实际上孔子并不歧视妇女，孔子在谈到子女的孝顺时，多把父母连在一起说，言语中丝毫没有对母亲的轻视。如“父母在，不远游”“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等等，父母都在一个平等地位上的。《中庸》中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从夫妻之间开始，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能显明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了。儒家对女性的看法与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女性意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定，是放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认定的，和今天完全忽视性别差别，而盲目地追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儒家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不过是基于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张扬女性是感性、温柔、善良、包容的女性特征。

 

（三）孔子弟子的形象干巴、没有个性，多与史实不符

 

孔门弟子是性格非常鲜明、意气风发的群体，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是身通六艺的学问大家。可是，电影《孔子》中，那些围绕在孔子身边的学生，不仅面目模糊，令观众无法记住，而且一个个都好像是无个性无生气的乌合之众，更不要说儒生的那种“儒雅”之气了。“孔子的弟子每个人都很厉害，可是电影里没有一个有比较大的成就，没有一个有鲜明的性格，甚至有些人表现的性格跟历史是反的。比如说颜回，洒脱自由，思虑深刻，境界极高，志向极大。可是电影里呢，他却整天愁眉苦脸的，与《论语》中的，根本不是一个人。子路是一个天真勇敢爽直可爱的人，子贡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和商人，可是电影里就都是一介武夫，没有一点文化人的气质。子贡更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极少——要知道，子贡可是言语科里第一名啊。”

 

颜回之死

 

最令人惊奇的是孔子最钟爱的高徒颜回的死被炒作成最有催泪效果的“颜回救书”一节，描写孔子师徒行经冰河，冰面爆裂，书简全数跌入河中，孔子最疼爱的弟子颜回，不忍老师的书册毁于一旦，扑入冰河救书，冻死了。影片首先是违背史实与逻辑的地方：其一，颜回之死是归鲁之后的事，且如何死的并无记载；其二，即使让颜回溺死是剧情需要，也应该考虑到基本常识，竹简会浮在水面而不是沉入水底；其三，颜回独自往返抢救竹简，孔子及其他弟子却趴在冰沿痛哭流涕不施援手，有违人情。特别是当影片无限深情地赞颂颜回舍己捞书时，仿佛时光倒流四十年，不由得让人想起罗盛教跳进冰窟窿救朝鲜小孩，金训华跳入洪水捞木头的年代，落入了国产表现英雄的俗套之中。当然，我不是说这种精神不应赞颂，恰恰相反，应该大放异彩，但从电影艺术上说细节处理太糙，太生硬，难以打动观众。如作家韩寒说：“颜回最后居然为了多捞几卷文书，在冰水里冻死了，这非感人，这是愚蠢。”有网友说“不够真实而且煽情太过。”

 

颜回是最孔子得意弟子。家境贫困，居陋巷，箪食瓢饮，但好学不倦，终身追随孔子而不仕。孔子对颜回有很高的评价，把他许为自己“德行”科最优秀的学生。颜回很穷，但洒脱自由，思虑深刻，志向远大，境界很高。可是电影里呢，他却整天愁眉苦脸的，怎么也看不出“孔颜之乐”，与《论语》中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论语》中孔子对颜回多次大加赞赏。如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他还向鲁哀公推举颜回，说“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称颜回是最好学之人。这里说到了“孔颜之乐”，我们得解释一下。于丹说：“就是在什么样的物质环境下都不改变心境的那种坦然和安宁。”我认为不仅仅是坦然和安宁，而是所谓“孔颜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所乐何事呢？显然他们所乐者正是人生之正道，这种道也就是合乎正义、利于社会的生活准则和精神境界。在这里，孔子和颜回所乐的“道”，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孔子常说的仁。“仁者爱人”，如果一个人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行仁德，以仁爱的原则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处处以仁爱、宽厚的心态和情感关爱他人，善待社会，并且不断反省自身是否时时做到了仁，这样就会如宋代另一位大儒朱熹所说的“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也就是抬头无愧于上天，低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便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世界，这其中的快乐可想而知。不过，“乐道”并不是要拒绝财富，甘于贫穷，而是说，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也不能改变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和操守。在孔子、颜回看来，人生境遇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遭遇到何种不幸或烦忧，君子都要严于操守，不改变实践仁爱道义的初衷，相反还将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孔颜之乐”正是安身立命的充分体现，又是理想境界——圣贤境界的标志。

 

颜回与孔子的关系也很特别，甚至甚于父子。他时时跟随孔子，《庄子•田子方》中有所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这就是“亦步亦趋”这句成语的来源。原文是这样的：“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用白话说大意是这样：“老师慢走，我也慢步，老师急走，我也急走，老师快跑，我也快跑；但是老师一溜边飞奔，那我只好眼巴巴地远远落在后面了！”当时孔子听了颜回的话，问道：“颜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颜回答道：“夫子步亦步，是说您谈话我也谈话；夫子趋亦趋，是说您同人争论我也同人争论；夫子驰亦驰，是说您阐述古圣先贤之道我也阐述古圣先贤之道。可是，夫子奔逸绝尘——您有时根本不用开口，而人们却都信服您，这一点我就无法学习，只好瞠乎其后了！”颜回的“亦步亦趋”原来就是跟老师紧紧相随，刻意学习的意思。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匡地被围，师徒一度失散后又复见，孔子说：“吾以汝为死矣。”颜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孔子也认为“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即颜回把孔子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

 

子路之死

 

片中子路是在卫国战死的。子路抗敌，受重伤后为遵师训，不顾身边强敌环伺，努力戴正帽子，这时被两名敌兵从身后袭击，立时毙命——这里影像处理上的失误很明显，它想表现的是受伤必死的子路仍要“正衣冠”，以此凸显一种高于死亡的尊严，但是通过影像实际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明明还有能力拒敌的子路，却因为要“正衣冠”而被人偷袭得手，糊涂送命。而且子路死的时间也不对。事实上，子路在孔子自卫返鲁时跟着夫子回到了鲁国，并曾在季孙氏那里做事。三年后，他又受邀回到了卫国，做了大夫孔文子私邑蒲地的长官，即蒲大夫。不久，孔文子病死，其子孔悝（kuī）继承父职为执政。卫灵公之子蒯聩因为看不惯南子荒淫和专权，试图暗杀不成就逃到了晋国，但一直野心不死，想回来篡权，后来他的儿子辄得到齐国的支持，便用武力拒绝蒯聩回来，蒯聩争夺君位的计划破产，辄终于立为国君，即卫出公。至此，卫灵公与蒯聩的父子之争，又演变为蒯聩与辄的父子之争。孔悝之母孔姬是蒯聩（kuǎi kùi）的姐姐、卫出公的姑姑，蒯聩在孔姬等人的帮助下回到都城，强迫孔悝与之结盟，并劫持孔悝登上高台，进攻卫出公。孔悝的家宰栾宁见政局有变，派人通知了驻守在孔悝采邑平阳（今河南滑县东南）的子路。子路急忙赶往国都帝丘救难。赶到帝丘时，子路正好遇到另一位孔门弟子、为卫大夫的高柴（字子羔）由城内逃出，因卫国大乱而准备归鲁。子路没有听从高柴的劝阻，说：“接受人家的俸禄，就要救人于灾难！”子路冲入城中，攻到孔悝被围困的台下，与蒯聩手下两位猛士战在一起。结果，子路寡不敌众，交战中被戈击断了帽带。子路看情势已无脱身的可能，从容地捡起帽子，说：“君子死，冠不免”，在系帽带时被对手杀死，随即被一拥而上的蒯聩手下剁为肉酱。这是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冬天的一件悲壮的牺牲。当时，子路已是一位63岁的老者。听说卫国发生政变时，对弟子十分了解的孔子忧郁地说：“高柴一定会逃回来，而子路一定会遭死难的。”果然，几天后，高柴回来了，同时也传来了子路被杀的凶信。这次，孔子悲恸万分，哭于中庭，口中喊着：“啊呀，这是上天要断了我的命啊！”他听使者说到子路被剁成了肉酱，立刻叫人把家中准备食用的肉酱倒掉。

 

（四）子见南子与南子之死

 

史书里一句话影片放大成“绯闻”在《论语•雍也》中关于“子见南子”的描述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大概意思为，孔子在卫国会见了卫灵公夫人南子，其徒子路并不开心，这时孔子回应道：“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影片中则被放大成为一场重头戏，影片宣传方也借此描述一个千古未解的“圣人绯闻”来吸引眼球，增加票房。电影将此处理为两人面对面，这也不是说不可以，但问题是他们之间的距离未免过于接近了些。片中南子竟然当面挑逗孔子，甩着裙摆在他身边绕圈，还对孔子眉目传情，言语挑逗，这种对孔子的不尊重直接贬低了孔子的形象。当然，作为一位女导演据说为了表达现代女性意识，在影片中还有镜头表达南子的清纯一面，被孔子的两句之乎者也感动了，成为孔子的红颜知己，甚至说出了“世人都知道夫子的痛苦，但没有人知道夫子在痛苦中达到的境界”这样不着边际的“诗话”。

 

在《史记》的记载中，子见南子，实际情况是在卫国，孔子受到了卫灵公的宠姬南子的召见。南子大约是当时天下最艳丽、最妖娆的女子，政治上也有一套，但据说不守妇道，嫁给卫灵公之前曾和宋国公族名叫宋朝的美男子私通，到卫国后，仍与宋朝常有来往，搞得全国上下都知道，只有卫灵公或是被蒙在鼓里，或是不在乎。孔子当时来到卫灵公的朝廷，因为名气太大，南子想见孔子，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名人，凡是瞧得起我们国君并与他交往的，没有不来见我的，我希望与您会面相识。”孔子本不愿与这样的人见面，便婉言谢绝，后来实在推不掉，终于上朝谒见夫人。南子坐在轻纱帷帐之中，形态依稀可辨。孔子进入宫门，面北行稽首之礼。南子在帷帐中以手拜回礼，身上佩带的玉器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子路对孔子去见南子很不满意，认为他有失身份。孔子急了，发誓说：“我假若做了不对的事，天厌弃我罢！天厌弃我罢！”说明自己没有做出什么非分之事，完全是因为存着得君行道的一点希望才不得已去见她的。子路梗直，难以体会到孔子委曲求全的意思，孔子要获得卫灵公的信任，自然得去拜见灵公的宠姬南子，希望在卫灵公前能够说说好话。可惜南子对“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并不怎么感兴趣，没有在灵公面前说什么好话，灵公也就没有对孔子表示出特别的尊敬。就在子见南子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卫灵公和南子一同坐车出门，便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后面跟着第三辆车，坐着灵公宠信的宦官，招摇过市。在灵公也许是为了表示与孔子亲近，但孔子却觉得这是莫大的耻辱。事后他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经常被后人误解，以为孔子反对好色。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应当是：“好色是人的无法抑制的天性，如果人能以好色之心好德，还愁道德不能崇高完满吗？”意在批评卫灵公。灵公此时年老无能，疏于料理政事，毫无振作之举，根本不可能真正任用孔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孔子十分感慨，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用我来执政，一年可以使国家有所起色，三年便能够将它治理得好。”子见南子，也是在卫国和齐、鲁结盟反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过去，卫国也和鲁国一样服从晋国，但在孔子去卫国前不久，因为晋国执政太过跋扈，卫灵公也下决心和晋国决裂，齐、鲁、卫三国形成了反晋联盟。南子比较风流，名声不好，但卫灵公一味宠幸她，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0年）卫灵公为了让夫人南子高兴，召见她的旧相好宋朝，并让他们在洮地会面。灵公太子蒯聩出使齐国，回来时路过宋国野外。宋国人讥讽灵公纵容南子荒淫，唱歌道：“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种猪？”蒯聩听了感到羞耻，愤恨南子的淫*亂行为，想杀死她，替爸爸报戴绿帽的仇，行动却失败了，只能出逃到了晋国。所以“南子”并不是被蒯聩暗杀的。三年后，卫灵公死了，卫灵公的孙子辄被立为卫君。因为辄的父亲蒯聩这时在晋国。他想回国继位，得到了晋国执政者赵简子的支持。卫灵公和南子很担心晋国扶植蒯聩杀回来篡权。孔子执政时参与建立了齐、鲁、卫联盟，他辞职后，很多弟子仍旧在鲁、卫两国做官。所以南子见孔子，还是希望他能积极维系同盟，共同对付晋国。但见南子这一幕，往往被后世的文艺家剥离了当时的大环境，演义成了美女挑逗老学究的感情戏。

 

（五）、周游列国的重头戏没有写好

 

电影后半部分，是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经历。这部分过于散漫、拖沓，缺乏集中的矛盾冲突，只有一路流浪、受苦，将其真刻画为一场“逃难”，过多渲染苦难与悲剧，虽然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与眼泪，却走失了儒家文化的要义。周游历程中可以重点塑造一下几位孔门弟子的形象，但电影在这方面令人失望。影片中一干弟子还死心塌地地跟着，即使有做官的机会也不去，出镜最多的弟子是颜回，表现得太哀怨愁苦。子路也完全刻画成了李逵、张飞形象。可以说，电影对周游时期的孔子师徒表现得并不成功，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记载都没得到利用。多年后重返鲁国，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圣人，对于他流浪期间究竟作出了何等贡献，从影片的情节来看，至少是看不出来的。孔子不畏千辛万苦而周游列国，不是为了去做官，而是想借助权力的拥有者们，实现自己让世界充满仁爱的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所到之处，坚持传仁达义，希望教化世人。但是，这些在影片中都着墨不够，没有很好地体现。如果能加强表现的话，孔子为圣人将更有说服力。让我们还是看看史实。

 

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到的最多的是卫国，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害匡人，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所以匡人围住要报复，后来多亏弟子杀开围困而脱险。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魋（tuí）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迎。匆匆跑到郑国，与弟子失散，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等待回国的机会。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魋，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孔子把几个弟子挨个叫到身边，问他们:“落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不是我们提倡的‘道’有什么问题？”子路直接提出意见:“是不是咱们不够仁？或者不够聪明，所以没人理解咱们？”他这个回答太直率，被孔子生气赶走了。子贡的回答委婉一些:“先生的道可能太高深了，一般人理解不了。您也许可以搞点通俗的理论？”孔子闻言更为生气，大骂子贡只知道迎合俗人，没出息，又将他赶了出去。最后是颜回:“老师您的道是太伟大了。当权者不肯用，那是他们的耻辱。没人用怕什么？没人用的才是真君子！”这才让孔子开心起来，夸颜回不愧是颜家的孩子（孔子母亲是颜氏）。最后孔子气消了，但还是派子贡出去请救兵，才使得以脱险（因为子贡做生意，有钱且世故）。这一幕很生动地反映了孔子普通人的一面，几个弟子的性格也表现得很生动，围绕它完全可以设计出很有趣的故事，比如弟子们对孔子学说的不同理解、对现实选择的争执等等，由此构成周游列国部分的主要情节。可惜电影一直在刻意塑造悲情气氛，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蓧(diào)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在这个恶浊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周游列国能够体现孔子人生的坎坷与为实现理想的操劳，《韩诗外传》说他“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以挽救“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义废坏，人伦不理”的危局，可惜这些在电影中都看不到。

 

 

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近代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洪秀全要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必须打倒，被“神化”了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如此严厉地对待孔子，无非是要树立上帝的绝对权威，从而确立洪秀全这位上帝次子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

 

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时期“反孔”的方法与洪秀全不同。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就把孔子改造成一位改革的思想家，表面上尊崇和弘扬孔子，实际上重新塑造了一个满载变法意愿的“新”孔子。用“文革”时期十分流行的话讲，就是偷梁换柱，“打着红旗反红旗”。康有为的做法表面上是尊崇孔子，实际上启蒙了中国的思想界，为其后的批判孔子传统奠定了学术基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孔子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革命派首先把批判孔子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其次，他们还把批判孔子与思想自由联系起来，认为独尊儒术是使我国“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至不可救”的根本原因。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唯唯诺诺的“奴仆”，要想中国进步，首先要打倒孔子，批判儒学。革命党虽然批判的规模有限，深度也很不够，但毕竟开创了在理论上抨击孔子及其儒学的先河。孔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失去了其“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了。

 

再下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蔡元培、吴虞、胡适、李大钊、吴稚晖、鲁迅等，他们围绕《新>青年杂志组成了自由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破天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社会，认为孔子所提倡的道德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是为了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与荣誉，在今天的共和国家时代是行不通的，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阻力。陈独秀以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1912年2月，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相违”，主张屏弃清政府的忠君、尊孔教育宗旨，在学校教育中取消读经，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

 

1917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宣言，1920年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后，我们的国人便渐渐连一般古文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读经”了。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的长文，直接批判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他从揭示孔子学说内在的缺陷易于为封建专制主义所利用出发，说明孔子学说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天然联系性。

 

鲁迅的小说和吴虞的论述在青年人的心理引起震动最为激烈。鲁迅的兴趣并不在于对儒学作仔细的学理辨析。《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封建的父权主义，认为要把孩子们从封建父权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将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义道德”看作“吃人”，感到自己身处在铁屋子的黑暗中的鲁迅的“呐喊”，很快获得了众声应和。鲁迅还批孔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就更无用了。凡是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另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弟，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是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子》，《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吴虞对孔子的圣人地位、儒家的纲常伦理作了彻底的否定，认为孔子的学说几乎一直没有超过积极的作用，中国自秦以来，以愚百姓为上策，这一基于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路线，实在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最大失误，既没有造成完全之国民，且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吴虞不仅同意庄子斥孔子为“鲁之巧人”，而且斥孔子为“盗丘”。他对儒家主张的礼、忠、孝等观念作了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孝”攻击最力，认为儒家教孝，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他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端，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吃起人来了。”

 

胡适在有人为孔子进行辩解时尖锐地写道：“这个道理很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中历数孔子与宪法的不容，指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孔子者，国民中一部份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无问其信仰之为佛为耶，无问其种族之为蒙为回，所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也。……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宪法者，一文一字均有极确之意义，极强之效力者也。”这样就把孔子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完全堵死了。

 

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仲夏等对孔子儒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具体就不说了。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蒋介石与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变化。

 

蒋介石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配合他的“新生活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尊孔读经的措施。1928年4月，他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在参拜孔庙时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在1929年4月26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1933年，南京政府明令规定每年的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家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重大的孔子诞辰纪念会。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揭橥。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蒋介石也亲自规定为“礼义廉耻”四个字，要求全体国民将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并组织部分青年进行读经、习礼、祀孔等活动。

 

毛泽东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杨昌济先生对他影响最大。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青年毛泽东时常引圣贤之功业以景仰，录圣贤之警言以自励：“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在他看来，被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显然，年轻毛泽东对孔孟思想及程朱理学很是认同。毛泽东思想的转变关键在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自以为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在对待孔子与儒家思想上也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毛泽东的基本立场转变以后，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人民革命的漫长、曲折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他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求他们：“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38年在中共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孔反儒家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受法家、墨家影响很大的革命家；另一方面他又熟读中国历史，熟悉政治权谋，是一个具有封建帝王专制之大成的人物。文革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他一手发动的。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对法家无原则地拔高、赞赏、美化，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这些“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确实，他一个反右运动，打倒和逼死了多少知识分子，“文革”更不用说了。几年前网上有关于章子怡和孔子对于中国文化谁更重要的争论。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探讨如何“贩卖”中国文化时，语出惊人：“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张教授的新锐观点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众多网友不断在网易、新浪等论坛发帖表达自己愤怒的情绪。曾在德阳文庙从事孔子研究工作、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章泽说：“章子怡仅仅是一个电影演员而已，而孔子则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将两者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荒唐可笑。孔子是圣人，章子怡是名人，他们不在同一水平位置，两人根本不具可比性。孔子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后被后人世代供奉的圣人，他的思想、他的儒学等等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直到现在这些仍被我们所用，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贡献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是能够被沉淀的，被后人所铭记的。那么作为名人的章子怡呢？从某方面讲，她也在推广中国文化，因为她的电影，她的名气，她为外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认识中国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但这个推广，只是某一方面的，不能与圣人相比。”这个评价还算公正。

 

现代学者否定孔子是圣人的也大有人在，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就说：“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在那个礼崩乐坏，思想观念混乱，人们精神空虚，社会秩序失衡的时代，孔子以自己的救世热情，广博的知识和巨大的才能重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而且他试图让那些精神流离失所的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都能从不同的文化领域回归精神家园，过上人道的生活。所以，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但是又脚踏实际，并力争在现实中实现其理想的奋斗者。可惜，当时理解他的人不多，才使他周游列国，汲汲以求而没有效果，无可奈何之际他接受了别人“丧家狗”的嘲弄，实际上那些嘲弄他的人才是真正的“丧家狗”——丧失了精神家园、无可依归的人。孔子是现实中的失败者，而是精神家园的缔造者、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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