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急需构建回归史观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环球时报》2015年5月30日，略有删节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丁未

           耶稣2015年5月31日

闯关前夕的香港政改情势依然不够明朗，反对派“捆绑否决”立场无明显松动，青年社运派依旧一方面对元老派展开“批判性团结”，另一方面则开始借助占中运动政治资本开展有限但重要的独立国际交往。面对基本法的宪制权威、8·31决定无法修改的政治现实及主流民意渐趋“袋住先”的正当施压，反对派依旧无动于衷。在通常的政治理性与经验分析均指向通过政改，甚至欧美国际主流亦有隐约导向，反对派依旧不松口。近期中央官员驻深开展最后的沟通努力，但此举并未获得泛民反对派积极回应，央港双方的实际政治分歧及关于政改的基本立场未见弥合态势。

这着实构成了央港关系的严峻困局。博弈各方都很明了，6月的立法会政改闯关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标志性时刻，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治理实验的重大进展，成则两全其美，败则无地反转。尤其是经历占中运动，香港青年一代走上政治舞台，逐步改变着香港传统的“建制—泛民”二元格局，使得关键时刻的政治妥协日益处于一种严峻的本地监控态势之下，辗转难明。相比于从港英时期一路过来的传统泛民，青年社运派对“一国”的认知与情感更形薄弱，而其历史观更加具有民粹化、激进化之特征。

央港关系冲突有多重面向，无论如何激烈都是九七回归以来两制融合互动中的必经阵痛，占中运动就是一个高烧式的发作。后占中本应循常规病理退烧、反思、转型和重建，迎来央港关系新气象。可惜，香港社运转型并未循着良性退烧的方向进展，而是一方面严厉监察传统泛民妥协迹象，守护所谓的真民主纲纪，一方面则蓄积力量和激化理念，寻求在立法会政改闯关时刻“二次占中”、“占领立法会”或者转入闯关后的长期化升级对抗。这里固然有利益矛盾和生活方式差异，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倾向的基本法法理学的对峙，但更关键是是一种深沉的历史观冲突。

正面构成香港人当代历史观的主要质素包括三种：第一，150余年殖民史带来的英式“殖民史观”，这是最深刻的香港价值及其生活方式的来源，也是香港更加认同其“国际城市”与西方世界成员身份的历史基础，而回归以来从未有过严格的去殖民化教育或意识自觉；第二，苏东剧变尤其是中国改革艰难转进时期以来的“东方冷战史观”，尾随西方体系将中国严格识别为下一个“民主化”演变目标，而对既定的“一国”政治体制缺乏一种演进改良史观的内在同情理解与知识更新；第三，由香港传统左派及回归以来经由国家权力支撑的“新建制派”共同构成“爱国爱港史观”，一种深切的回归史观。无疑，在香港的多数政治文化精英特别是严格西式教育下的香港青年一代的政治精神结构中，前两种史观根深蒂固，后一种史观相对薄弱。

因此，香港回归以来就呈现出两种并行的政治进程：一种是循着“中国宪法—基本法”方向的两制良性融合互动与一国内涵制度化的进程，这是香港“繁荣稳定”的主因，也是白皮书宏大回归史叙事的主线；另一种是循着“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普通法化的基本法”方向的两制严格区隔及巩固并扩大高度自治，甚至朝向“极度自治”的进程，这是香港政治反对派的精神基底和政治谋略。这两种进程表征着反对派的殖民史观与爱国爱港力量的回归史观之间的二元张力，或体现于1999宪制危机，或爆发于2003反23条立法，或纠缠于2012反国民教育运动，或汇集于2014占中运动。如今的“捆绑否决”及青年社运激进化更是殖民史观对回归史观的过分意识形态化从而过分意气化的反弹。

如此，则6月政改闯关尽管有着中央的诚意支持和香港主流民意的护航，甚至有着欧美派的远程抚慰和导引，但历史观的纠结终究是深沉而不易短期转换的，特别是经由广场共同“洗礼”后的香港民主运动意识形态，其理性化程度很可能不升反降。这些后占中的痛楚及政改闯关的微妙困局，未必不为香港民众及有识之士所见，近期就有愈来愈多的香港人士仗义发声。事实上，捆绑否决是民主文化的倒退，不仅伤害了议员对选民的政治责任，也伤害了议员个人的政治良知与责任伦理。理智松绑不仅是给香港普选一线生机，也是香港民主文化触底反弹至理性轨道的正途。

闯关成败或许很快就可揭晓，但无论结果如何，香港反对派政治一任其旧，需关注者是青年社运派在香港本土与国际空间的纲领、形象、力量与政治操守。长期来看，如果不能在基本法再教育和香港公共文化重建中展扬“回归史观”的主导性及落实于具体的制度机制，则央港关系之阵痛将绵绵难绝。

回归，表面是主权，内里是精神，是新历史观的生成。这种暂名为“回归史观”的新历史观要有明确的去殖民化意识和超越冷战之自觉，要有演化改良主义的温情与智慧，要有国族意识和国家概念，要有审时度势和互爱互信的政治心智，要有视角内转和勇敢跨出历史小天地的决绝和勇气，而国家应大度从容，因势利导，柔性接纳。舍此，则央港关系改善无望，社运激进化反转无望，新香港创新发展无望，国家治理对香港经验的远程期许亦无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