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主义到儒学：中国政治未来的文本变化

作者：贝淡宁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稣2015年5月19日

在美国，政治未来不管好坏是由已经运行了二百多年的宪法确定了的，除非发生剧烈的变化如核战争或者重大的恐怖袭击，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制度不大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在中国则相反，政治未来的前景是开放性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论述，现在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它是向更高级、更优越的社会主义阶段前进的过渡期。1在未来，经济基础，连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都要发生变化。对于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上受到严格控制，经济上相对自由的现行制度作为权宜之计的合理性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动荡时期需要保障社会秩序。（许多人可能反驳这样的主张）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后还应该继续维持下去。

可问题是经济发展之后是什么？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是受到某种程度限制的，不仅因为政治控制，也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当然好像也存在对“乌托邦思想”的回避，这是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的彻底根除过去的灾难性尝试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如此，很少有人怀疑中国未来确实需要新型的、更有活力的政治模式。在私下的讨论中，存在一些预测的空间，笔者下面就报告某些可能性。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从官方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支柱，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起点。中共确实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对富人的仇恨、反对私有财产。实际上，现在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司法制度正在逐渐改革，以便更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发展或许反映了现在比毛时代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更完善了。只要认识到贫穷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必须经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中共就不需要抛弃对共产主义长期目标的承诺。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不只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把技术当作为少数资本家扩大财富服务的工具，它确实还有重要的美德：比任何别的经济制度都更好地解放了生产力。理由是资本家相互竞争、追求更多利润，因此积极开发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商品的手段，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了这些，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在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知识）确保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实行共产主义，就无法保持长久。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没有“绝对必须的物质前提”，“物质匮乏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匮乏一旦存在，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就会重新开始，从前的丑恶现象就会恢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是合理的。是的，对于印度工人来说可能是剥削、是痛苦，但是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统治的基础。中共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辩护，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名言具有类似的逻辑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整个丑陋过程的道德意义在于把大部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技术获得高度发展，到了某个时刻---革命时刻，就要废除私有财产，让机器为人类美好生活工作，而不是为少数阶级的利益服务。人们让技术做必须的、又脏又累的工作来满足物质需要，自己最终可以悠闲地钓鱼、读书、设计以及创造艺术品等。不愉快的工作仅局限在维护机器、保持系统运行等工作，但是这类“必须的领域”不会占据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

但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共产主义呢？这个转变如何进行呢？其中一种反应是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没有用，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肯定要发生。马克思自己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参阅《资本论》第一卷工厂法案的讨论）不管理论家会说什么，技术进步将导致共产主义革命。2但他的信仰是建立在现在遭到怀疑的经济理论上面的，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下降和劳动价值等理论。从规范角度看，考虑能够加快劳动过程、把工人痛苦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感到有必要给工人讲道理、鼓动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中国政府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术语，好像正式认可马克思对技术乐观主义的解释。但是最近摆上台面的内容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关心如何把工人和农民的痛苦减少到最低。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全会25年来第一次专门研究社会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表明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难驾驭的疯狂增长模式转向更容易持续发展的，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平等、确保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有更多就业机会、基本教育、起码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模式。政府在推动工人权利方面也更加积极，它强迫沃尔玛在中国的分店接受国家控制的工会，制定法律取缔血汗工厂（虽然法律的实施让人怀疑），授予工会权力和厂方协商工人合同、安全保护、工作地点等。这些是从八十年代市场体制引入后第一次出现的情况。

尽管有官方文件，人们还是不清楚这些发展到底有多少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央党校的吴忠民肯定了官方承认社会公平正义的做法，认为社会资源应该根据贡献大小来分配，而社会成员能够“按劳分配”。中国读者明白这里指的是马克思描述的“低级共产主义”，但是实际上，政府呼吁社会公正好像除了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采取的缓和资本主义过分罪恶的福利措施的需要外，再没有其他内容。（最近许多中国官员考察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了解那里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的福利制度得到官方媒体的称赞）3从哲学角度看，对弱势群体的承诺可能建立在强调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社会民主理论，4政府应该首先考虑被剥夺了资源和重要人际关系的弱势群体的儒家思想，或者优先考虑贫穷和低贱人需要的基督教价值上面。中共呼吁的更多社会福利没有特别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新左派”知识分子领袖如汪晖，一直在呼吁社会公平，意思是中国首要考虑的内容应该是解决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但是人们可以预料，他们的观点更多倾向于对现状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公平不可能在没有巨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比如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更多自主权、允许表达利益要求的民主过程、以及揭露政府腐败的媒体自由等。清华大学的崔之远或许是新左派中最激进的一位，主张经济和政治民主。在一篇题目为“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的精彩文章中，他警告说中国进步力量不应该模仿西欧推行的社会民主措施。相反，崔主张劳资合作、根据年龄和家庭状况在所有公民中进行社会分红。5只有这样的革新才能实现让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民获得权利的目标。

但是新左派没有设问经济发展后，当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不再把时间都花在田野或者工厂劳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讨论，好像都只是限制在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上。似乎没有人思考，以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如何迈向能够把工人从不愿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或者什么时候应该能实现这个理想。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谈论共产主义呢？对于学者来说，或许因为政治上的限制。由于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政府合法性的依据，在中国它成为被最严格控制的政治文本。在培养中国政治精英的清华大学（国家主席胡锦涛毕业于该校），我的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也在进行马克思理论方面的有趣和有价值的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相似），但是他们不愿意把马克思的理想和中国现在或未来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有人告诉我明目张胆地谈论这些在政治上过分敏感了。

避免乌托邦理论的倾向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缺少“高级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研究。为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的著作，我参观过中共中央编译局，这是专门翻译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该机构得到政府充裕的资金支持，那里的工作人员或许有更多的自由研究和思考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合适条件和机制。但是我空手而归。人家递给我制作精美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谈到处理当代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需要，但是好像对于我提出的中国未来共产主义中把工人从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我们先解决当前问题，然后再考虑长远问题。

人们或许担心现在谈论共产主义可能减少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一个与中国政治精英联系广泛的美国商人告诉我，政府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计划在未来实现高级的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愿意直白地说出来，因为共产主义可能需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如果资本家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认为他们的财产权是不稳定的，因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进行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必须的投资。外国公司（或许有些著名的例外如耐克公司）强力游说反对相对温和的、提高工人权利的中国建议，并警告说他们将减少在中国建设工厂，这些事实说明担心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这些前瞻性的领导人或许还担心当代的中国工人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做出牺牲。如果工人被告知未来实行共产主义的计划，他们可能不愿意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做出牺牲了。

但是我猜测，中国官员和学者不讨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用来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被极度滥用导致名声遭到严重破坏，在社会上已经失去几乎所有的正当性。实际上，如果它与中共维持执政地位、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要求发生冲突的话，连共产党政府也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出于实践上的目的，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终结。6 中国的政治统治确实需要一个道德基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来自卡尔·马克思。

儒学的复兴

在中国，填补这个道德真空的是基督教派别、法轮功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7但是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品威胁到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及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已经鼓励在中国最受敬重的政治传统---儒学的复兴。但是像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儒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2月说“孔子说过‘和为贵’”。几个月后，他指示中共党的干部要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引用孔子的思想，说中国应该大力弘扬诚实、团结的美德，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2007年3月，思想相对自由的总理温家宝谈到传统的时候就更加明确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政治实践也反映了这样的价值观：河南省的共产党官员是根据他们是否孝敬父母，尽到家庭责任等儒家标准来考核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这种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和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类似。（不过，到现在为止，重点都放在语言教学而不是推广文化上）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后来在36个国家成立了140所孔子学院（截止2007年中期）。

对于政府来说，推广儒学有几个优势。从国内来看，强调和谐社会意味着执政党对所有阶级的利益的关心。由于受到农村不满情绪的威胁，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2005年全国共有八万七千件暴力冲突事件，2006年元月到9月共有三十八万五千农村人参与“群体性事件”，政府认识到它必须为承受中国发展最大负担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中国有句笑话说发展让全国人民都获得了好处，就是农民、工人和妇女除外），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拉丁美洲的水平，面临把国家分成不同阶级的可能。换句话说，呼吁社会和谐意味着间接地承认存在社会不和谐的情况。但是和毛泽东时代不同，冲突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能通过暴力的阶级对抗的方式。从国际上说，呼吁和平和谐就意味着解除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政府说经济力量的增强并不会转变为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平解决冲突是正确的途径。

儒学在广大社会群众中的反响如何呢？即使中共在执政的前三十年试图把儒家传统连根拔起，彻底消灭这个被认为妨碍进步的反动世界观，这种努力看起来是个注定失败的战斗。可以争论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优先选择、对其他世俗世界观的厌恶反感等，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更深层次的儒家思想根源上引起共鸣。中共的宣传中不能深入人心的部分，比如在文革期间用对国家忠诚代替家庭纽带的企图等，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们和儒家思想和习惯的核心观念发生了冲突。

马克思主义标签可能让人产生误解。毛的观点“政治变化是通过人的道德转变产生的”与其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倒不如说是来自儒学。毛的“自我批评”来自儒家的观点，首先要针对自己然后才能针对别人。统治者应该是道德君子的观点也源于儒家学说。8 正如求助于树立劳动模范为其他人学习榜样的做法。甚至像共产党高级干部把头发染成黑色的小事也可以追溯到孟子 “须发花白的老人便不会自己背负或头顶物件在路上行走”的观点。“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I.7）即使现在让“白发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也是奇怪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根本没有头发颜色的问题。所以和传统的决裂决不像普遍宣传的那样“彻底”。

或许争议比较少的是儒家价值观仍然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主张，尤其是家庭伦理方面。比如对父母孝顺仍然被广泛认可和实行：很少人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年迈父母的义务的法律。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孝顺的观念。我儿子在上小学，他的成绩是根据如何表现对父母的孝心来决定的。孝顺的思想表现在各种社会场合，比如中国的肥皂剧，常常牵涉到与年迈父母的关系问题。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畅销书坚持如孝敬老人等儒家观念。（尼古拉斯·佐菲（Nicolas Zufferey）“金庸的孔子情结”（Du Confucius au romancier Jin Yong）在程艾兰（Anne Cheng）编的《当代中国思想》（La Pensee en Chine aujourdhui）上。）9实际上，它意味着孩子长大成人后有义务照看父母，花时间陪伴他们。在餐馆里看到大家庭聚餐并不是希罕的场面。10即使罪犯也遵循孝道的要求，犯罪率在中国新年前总是迅速增加，因为孝顺的子女要给父母送新年礼物。

以家庭为主的儒家伦理还体现在建筑设计方式上。在北京，外国人居住的楼房的大厅往往很大，但是公寓本身并不总是引人注目。相反为同一阶层的中国人建造的楼房的公共空间往往拥挤、狭小、黑暗、拒人千里之外，而家庭生活的中心，即公寓里面往往宽敞明亮、装修精美。这样的文化差异也影响人们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交往方式。比如在酒吧和俱乐部，西方人喜欢在开放的酒吧里当众喝酒，而中国人则以在有“家庭气氛”的私人小房间里和亲密的朋友喝酒聊天为乐事。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转用儒家思想来说明这样的社会习俗，思考解决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最著名的人物是于丹，她写了关于《论语》指导书，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册（包括六百万盗版书）。她成为国人熟悉的明星，经常在电视上讲授孔子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好处。于丹参观中国的监狱，为犯人讲解儒家价值观11。我的研究生和同事表达了对其著作学术价值的怀疑，如故意回避争议性问题，用歪曲历史事实的简单化解释说明自己的观点等。但是，从社会学上讲，这么多人好像从儒学价值中获得心理安慰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请参阅附录一）。

在过去十年左右，儒学经典的教育已经重新成为社会主流。儒学课程是大学校园中最受欢迎的（相反，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作为必修课的话，很难吸引学生，许多大学已经削减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中等学校的课程大纲里已经包括了经典内容的教学。而且还出现了数千所主要进行经典教学的实验学校。按照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来的说法，超过一千万的孩子在学习儒家经典，包括正规教育体制外的许多专门学习班。12 企业家开办了研究经典的学校。中国一些知名大企业在灌输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的训练。中国最广泛使用的执行教练体制就是结合儒学价值和西方公司方法的结果。（正如创立者黄绮华（Eva Wong）所说“儒学是我们的血液。”）当然这样的努力是为了增加工人的忠诚度，提高经济生产力。但是这些公司也强调公司责任和慈善活动（比如中国最大的乳品公司的老总牛根生已经发誓要把他所有的股份捐献给慈善机构，目标是“推动中国的和谐社会”）。

在学术前沿，中国出现了研究儒学的会议和书籍的大爆发，发展速度之快让最投入的儒家学者都赶不上。13但是儒学的非官方解释常常偏离政府的路线。儒学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或许是蒋庆的《政治儒学》（现在还没有被译成英文）。蒋为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辩护，认为它们适合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这本书是间接对政治现状的挑战，作者虽然忽略现状，却非常聪明地没有剥夺其存在的价值。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该书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得到出版许可。

蒋不能在书中展开讨论政治机构上的意义，但是网络提供了更多的言论空间。在网络上被广泛阅读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政府党校中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应该被儒家学说替换掉。14蒋和其他儒家学说知识分子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他甚至还与政府高级官员会面。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计划采用儒家学说的话，仅仅换个标签还不够。政府还需要改变其运作方式。或许对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孔子强调的精英政治。儒学认为政治领袖应该是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最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挑选领袖的过程应该是唯才是举，也就是说最杰出的人才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登上高位。从历史上看，儒家精英政治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已经有人建议当代中国要恢复和改进科举考试。这样一来，政府再次面临明确的挑战：以考试的客观成绩而不是对党的忠诚度作为提拔政府官员的标准。15

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

儒学是否也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挑战了呢？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和谐相处的，如果不是相互强化的话。许多理论家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参看比如陈素芬（Sor-Hoon Tan）的书《儒家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它们常常是和睦相处的，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儒学中吸收灵感（参阅贝淡宁和韩在凤（Hahm Chaibong）编的《儒学与现代世界》中他的投稿）16 20世纪初期影响深远的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他们认为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制度、选举、权利平等是儒学的自然延伸。当代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蒋庆把他的儒学理论与西方自由民主对比，认为儒学更适合中国。但是他的机构建议包含一些自由假设，比如宗教自由，他主张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把这个制度和英国或瑞典的国教相比，并不禁止其他宗教。

即使官方消息也透露出把儒学和自由民主思想融合的可能性。2006年10月12日，或许是中国思想界的旗手报纸《南方周末》发表了关于“和谐社会”意义的社论。它引用了《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然后，把“和谐”这个词拆开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意思是个人和社会安全，人“皆”能“言”谓之“谐”，意思是民主和言论自由。社论接着说福利国家要求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持的框架。

儒学强调精英管理，由社会中最有才华，最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管理，这可能和民主相冲突，但是一直有把两个向往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建议。在台湾出版的题目为《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的书中，蒋庆提出了三院制议会的有趣建议，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学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传承文化延续任务的精英的“国体院”三部分组成。（参阅附录二）最后一个建议---精英来自历代名人和社会贤达的后裔---就像建议重新给英国议会上院中的世袭贵族更多的席位，成功的机会几乎为零。但是立法机构两院制，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主领袖组成，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考试产生的精英领袖组成，这种可能性更吻合儒家精英管理和现代民主管理的承诺。

但是哪个机构应该有优先权呢？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地方层次上，辩论的各方都承认领袖应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中国政府在1988年就引进村民直接选举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限制干部腐败，此后村民直接选举的做法在中国大约70万村庄中普及，占国家13亿人口中的75%。当然，这种选举不是没有问题的。一直有人担心决策的质量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地方选举真正能成功约束地方干部和有钱人、精英的权力。作为回应，政府已经支持地方层次上的审议民主的试验。（参看伊坦莱布（Ethan Leib）和何包钢主编的《寻找中国的审议民主》）这样的实验支持帮助民主教育过程的诺言，并从过程中获得更公平的结果。一旦民主在地方层次上制度化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到城镇、城市、和省的层次。

但是在全国层次上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领袖就争议很大了。辩论和投票水电费和重新安置农民是一回事，因为当地居民最了解具体情况，能够判断密切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选择。但是让选民对实际上非常复杂的议题比如解决跨省冲突或者评价在经济增长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等等与其生活关系不怎么密切的棘手问题上做出获得全面信息后的判断，就是另外的事了。让人们对生死攸关的决定如何反应呢？譬如是否打仗或者如何最好地遏制恶性传染疾病等。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方面，人们不仅希望代表的公平性和地方团结，而且希望商议者有能力处理大量的信息以及对不同类别的人的利益的敏感性，包括国家政策可能影响到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等的利益。

把撬动中国国家的杠杆给予八亿只受过初级教育的农民的前景不仅让政府感到犹豫。在中国大陆大学里教书的学者很少（包括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赞同在下个十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在朋友之间喝酒的饭桌上的讨论是完全自由的）。著名的知识分子俞可平给他最近的书起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最主要的文章指出“我们的政治民主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历史，文化和传统以及中国当前的国情。”（第5页）实际上，它意味着选举可一直推广到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只能从共产党挑选的候选人中产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即使那些批评政府缺乏民主承诺的人也背叛了当选政治人物很难调和的原则的某些假设。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题目是“为民主辩护！对当代反民主理论的反应”。这篇论文对中国民主化辩论很重要，是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贡献。蔡强烈驳斥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常见说法，如它对多数人有利、破坏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腐败等。但是，为了支持人民的“素质”17 不破坏民主前景的观点，他引用新加坡创始人李光耀的观点，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部分出身贫穷、没有受过教育）已经成功建立一个美好的法治社会。新加坡华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大陆华人也能做到，不管是法治还是民主。但是新加坡的“法治”依赖控制日常生活详细方面的合法惩罚：正如笑话所说的，新加坡是个“好”（罚款）[fine]的城市。新加坡在像中国当前的富裕和教育程度时与民主国家也相差甚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台湾和韩国）。虽然也有选举，但新加坡式的民主意味着人民行动党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派来说，政治家的严厉惩罚是从遭受公开羞辱到彻底失败到流亡海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李光耀自己或许是选贤举能的精英管理的最著名辩护者，18 其观点有让人怀疑的优生学理论支持。李认为教育是不够的，总有少数人天生具有优越的智慧（比如自己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控制经济重要杠杆的其他家族成员），他们应该成为社会的领袖。统治者自己来决定谁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才”。温和一点说，该观点决不是民主支持者应该认可的模式。19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国家层次上的民主管理。最有可能得到有资格实行“政治改革” 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精英支持的建议是，成立根据考试选拔组成的强大立法机构，它在机制上凌驾于民主选举机构之上。

这个建议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果它具有下面的特征：

■“贤士院”的议员通过挑选（考试）可以有七到八年的任期，如果腐败，严厉惩处；

■ 考试检测儒家经典、经济学基本知识、世界历史、外语；考试由独立的学术机构随机从中国的大学中选择命题者，在考试过程中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离；20

■ 贤士院采取任何决定前都有相当程度的商议，多数辩论被电视直播或者在网络上传递给公众；

■ 庶民院的主要功能是把人民的（相对来说不了解信息的）的倾向和意见传达给贤士院。在省级、市级、城镇、村庄各层次，主要的决策者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手段来选择，决策在认真讨论后做出；

■ 媒体自由基本上可以保证，人们有很多机会提出反对意见，表达对国家代表的不满。

你觉得牵强吗？这比假设中国转向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两个情形都假设了一党统治的终结），它还解决了人们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主要担忧：民主可能导致政府由缺乏教育的人统治。21 随着更多中国人接受教育、民主价值和实践的深入人心，庶民院可以被赋予和贤士院同等的地位。强大的庶民院在适当的时候可能倾向于废除贤士院，或者至少把它贬低为顾问或者象征性的机构，如果它帮助巩固民主体制的话。22 但是当民主过程面临失控的威胁时，有可能出现享有更持久权力的贤士院。在2006年10月清华大学的讨论会上，比较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注意到非党派的机构在解决冲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党派政治人物无法达成非暴力政治决策的共识，中国背景下的贤士院可以发挥作用，就像泰国国王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一样。

可能有人担心强大的贤士院体制会像美国的宪法制度变成牢固的像化石一样的机构，一旦成型很难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运作良好，不变又有什么关系呢？议员们可以长久辩论，支持优先考虑贫困者需要的政策。他们考虑政策可能影响到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倾向于推行能够把工人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的经济发展，试图限制新技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2325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满足于强大的精英统治呢？仅仅因为这个制度和我们的民主管理理想不一致，我们就应该抱怨吗？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个即使不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优越，至少在道德上合法的政体存在的可能性呢？

【注释】

1、中国领导人认为的暂时性的阶段比其他人心中想的要长，（可以回想一下前总理周恩来的著名的笑话---有人问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他回答说“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还远没有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这个阶段的基本发展路线至少一百年的时间。”

2、马克思急急忙忙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是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担心他的理论还没有出版革命就出现了。

3、在我看来，试图模仿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热情似乎放错了位置，中国在历史、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等方面与这些国家的差别使得两者的对比非常困难，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在传统和经济发展轨迹上与中国相似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福利国家的经验或许有更多的借鉴意义，但是民族自豪感和过去历史冲突的记忆常常起阻碍的作用。在最近由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织的社会正义研讨会上，参加者的注意力似乎完全集中在如何学习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

4、当然，多数社会民主理论如果不是优先考虑民权和政治权利至少也为其辩护，这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确保对媒体自由的严格控制，以及限制参与政治过程的自由。

5、崔的观点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在1994年，他写文章鼓吹劳资合作的股份合作制(SCS)。政府中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到这篇文章，决定在中国农村推广这样的制度。一党专政的中央决策体制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其中一个优势是如果高层决策者被说服的话，实施激进的（但是可以辩护的）思想比较容易。

6、我想指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本文作者重名，没有亲属关系）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一直被广泛地误解。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意识形态终结》（1960）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被耗尽，不是所有标准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应该被对技术官僚决策的非意识形态承诺取代。

7、正如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注意到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呼吁国家处理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而不是把国家本身作为问题的一部分）。

8、是的，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腐败在北京的政府官员中非常猖獗，政府用车常常开得就像疯子一般，就好像他们根本不用遵守别人都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政府官员被迫担任道德表率的角色，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在七千万党员中被严格执行，但是对于非党员，尤其是农村地区就相对宽松一些。

9、北京有些中学已经把反对儒学的作家如鲁迅的作品换成了金庸的作品。

10、当然这样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差别。到美国留学的我从前的学生告诉我她非常震惊地发现，房东一家人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上年纪的父母还要和成年的孩子单独付账。这在中国是绝对不道德的。

11、儒学在监狱中使用并不是罕见的情况。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有个“儒学教室”，和传播孔子语录到牢房的闭路电视节目。监狱管教杨明昌说“给监犯讲解传统文化有助于塑造他们的美德，改善他们的行为”。

12、比如，在北京，我“要求”儿子参加了一个专门讲解中国经典的私立学校的周末学习班。老师是清华法学院毕业生，性格温和，耐心细致，常常提问，并帮助解释其中的含义。为什么背诵这些篇章呢？背后的思想是学生们能牢记君子行为的故事和相关的道德内涵，用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13、有趣的是，有些学术会议和网站按照西方基督教传统，建议将孔子的生日作为纪元的开始。

14、北京中央党校现在开始讲授儒家经典，转向这样的使命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变化成为官方政策，体现在共产党办的“社会主义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旨在培训海外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友好的外国人”，现在已经改为“中国文化学院”，在官方文献中两个名字都可以使用。

15、公务员考试在中国复兴，成千人竞争高级职务。这些考试大部分是根据成绩录取的（意思是分数高的人被录取），但是它们测验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是奖励保持一致性而非政治能力。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被录用者从理论上看是实施政策的人，而非制订政策的人。（和从前的科举考试不同，当时中举的人是被派到各地担任拥有政治权力的职位的）最近党内的升迁更多看能力水平的因素，但是政治升迁仍然局限在党员内部，那些爬上高位的人至少部分是因为（如果不是主要原因）他们战胜对手的手腕，以及避免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不是那种被旨在奖励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的体制评价的品质）。中共的改革派成员好像更喜欢党内民主选举领袖（和越南的政治改革类似）而不是强调在党内更多的精英管理。

16、在东亚国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韩国，儒家知识分子在推动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终导致在韩国建立民主选举的制度。

17、在中国人中，评价人的质量（素质）是很常见的。它不仅仅是受教育的精英瞧不起民众的问题。北京紫苏庭（Purple Haze）饭店（我是合伙人之一）的民工服务员抱怨顾客的质量不高，他们大喊大叫，缺乏尊重别人的素质。

18、李声称是受到儒学的熏陶，但是他受到法律的训练，而不是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典的熏陶。毫不奇怪的是，他实行的政治制度更多吸取了中国法家而不是儒家的思想。在新加坡严重倚赖恐惧和严厉的惩罚实现社会控制，与强调道德示范和非正式规范及礼仪的儒家理想相去甚远（法律惩罚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首先采取的措施）。如果李光耀受到儒家经典的训练，很难想象他会对政治对手表现出如此报复和缺乏人性。

19、我不是想说为新加坡的民主过程的限制性合理化没有说服力。李光耀的优点之一是他明目张胆地为新加坡政权辩护，不受政治正确的西方观念的限制。我在拙著《东方遇到西方》中会评价他的观点。

20、非常重要的高考（大学入学考试）的命题人在考试过程中是被隔离起来的，不允许与外界联系，以防泄露答案。不管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多严重，高考考试过程相对来说是干净的。

21、这样的担心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中是非常普遍的，在其他背景下也不是不存在的。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写了一本书名是挑衅性的书《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国家选择糟糕的政策》。卡普兰认为“选民比无知更糟糕，总之，他们是非理性的，投票也是非理性的。”（第2页）他赞同对选民能力的考试，或者给予“经济知识更多的人或者团体额外的投票权”（197页）该书受到广泛地讨论（参阅格里·巴斯（Gary Bass）《纽约时报杂志》2007年5月27日）但是他的建议在美国环境下被采用的机会几乎为零，而在中国被接受的可能性肯定更大些。

22、国家的象征性领袖，或许是精英院的年纪最大者可以从精英院中选举产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台湾和韩国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多的忠诚被放在当选的领袖身上，他们也被期待表现出儒家道德领袖的品德来。领导人因此被给予强大的执行权威，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和任人唯亲。因此，幻灭自然会很快出现，产生民众的反弹，领袖最终身败名裂（参看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给人印象深刻的专著《中国现代化》如果象征性领导人从贤士院选出，人们对于民选领袖就不会有那么多道德表率的期望，可能更理性评价民选领袖，民主制度本身也将更加稳定。

23、在发人深省的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注意到他已经反复强调全球变暖的危险几十年，他表现出了美国民主选举出来的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缺乏兴趣的挫折感。中国再过一些年可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根据新的分担额，如果从总体和人均分担额计算的话，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采取措施限制排放应该是任何一个看到这个记录片的人都清楚的选择。问题是，谁更可能实施限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呢？是贫穷的农民选出来的政治领袖还是贤士院的代表呢？这些民选领袖首先和最主要关心的肯定是短期经济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