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官

作者：孟晓路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四日戊子

           耶稣2015年5月12日

序

乙未清明，吾回乡祭扫，吊献王陵毛公冢，归后作怀献王一文，颇论及周官一经。彼文写就，意有未尽，故复作此文以申之。前文已涉及之义，则径抄录于此，重复之处，达者谅之。

吾于周官之认识根于对现代文明之本质与前途之判断，即《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一书所已完成之工作。吾之基本看法为，现代工业文明已至于穷途末路，中华文明于未来定会全面复兴。而中华文明之蓝本之最集中系统之保存即于周官经之中也，此吾所以宝贵推尊此经也。一般以为必不可复返之农业文明正乃定要复兴者，此亦系中华文明不可或缺之关键特征之一；原因则一目了然：一次性资源之耗尽与生态系统之崩溃将迫使人类不得不结束工业文明而回到以农业为主之生活。时贤之对周礼缺乏信心，在以为现代化将永久持续不可逆转也。若明此，或许当另有新見。保存于周礼中之华夏封建制乃人类政治思想中唯一之天下制度安排，今日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之有世界而无天下之世界战国局面亦唯依此方有出路也。

乙未暮春献邑孟晓路序于保定

1周官之作者

周官作者有以为孔子作。如孔安国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墳典，断自唐虞，下迄于周。”职方氏乃周官夏官之一节，孔颖达疏谓职方即周礼也上已云定礼乐即职方在其内则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书以述之。从序及疏可知周礼一书乃由孔子写定也。孙诒让亦认定依孔安国尚书序之文是以此经为孔子所述也。安国之经学亦超今古，传今文学故（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信古文经故，又以周官为孔子作故；与今文学古文学皆显然有異也。由此益可证西汉初之经学确有超今古之一派也，其代表即河间献王孔安国司马迁（马迁在史记中采用尚书孔传处颇多是尊安国之学也又多传董子公羊之说）等。此乃经学之正脉，后世之今古文学则不免因私利与门户之见而各落于一偏也。孙诒让以安国周官孔子作之说为妄说，则是亦未出古文学之门户之见也。

后世多以为系周公所作。史记周公世家曰：“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持周公说者多据此，却系张冠李戴，此周官非彼周官也。史记所说之周官乃尚书中一篇，略举三公三孤及六官之名目，篇幅仅数百字，见于尚书正义之第二十二篇，其前一篇即立政。贾公彦周礼正义序亦以为周礼一书非此尚书之周官篇也。按此周官篇及上文所引之孔安国尚书序今人多以属之伪古文尚书。梅氏伪古文尚书之说定案于前清阎若璩，实则纯属厚诬。璩同时人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辩之在前，今人张岩阎若璩疏证伪证考辩之在后；言之极有理据，冤案是昭雪之时矣。

又以周公为周礼之作者尚有一难题，即周官书所载与周之现实往往不合也。依周制乃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国，而周官之制军制税皆只分大国次国小国三等，此与周制不合，恰合于春秋之三等爵制也。依周制公侯伯子男皆由天子分封，皆世袭，国内之官除最主要之卿外余皆自行设置；而据周官则各国皆由大宰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陈其伍，而复于所辖之都鄙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乃更于其官府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等；此又与周制不合，而合于春秋之大一统制也。周之井田八家共耕公田，周官井田则九夫一井并无公田；周代所行者乃久远以来之旧制，周官所说者则孔子所改之新制也。周制墓葬不树不封，孔子早年为中都宰时犹行之，考今周原多周古墓然皆不树不封也；然周官春官牧人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是又与周制不合也，而系孔子晚年所改之新制。故周官非周公作也，乃孔子作也；且非纯述周制也，乃改制之作也（近人熊十力先生亦持此说）。所改与春秋制是一事。

郑玄孙诒让之治周官，用力勤而成效微，种种绞绕，种种不通，皆根于其基于古文学之立场上来即认定周官为周公之大典也。若依吾人，则无往不通。下文论井田之制，可略见一斑。郑君之周官周公作说盖本于刘歆。安国早于郑玄近三百年刘歆百余年，亲见秘府周官经传全本（尚书序疏曰职方在周礼夏官亦武帝时出於山岩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见以孔君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见为），周官传四篇中焉有不说孰为作者之理；又安国为孔子十一代孙（据孔氏族谱八代以前皆单传至安国之十一代不过有男丁五人而已），去孔子未远，其说亦有得自家传之可能；故安国之以周官为孔子做，颇可信也。刘歆秘府校书时周官传已亡，而经亦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見周礼废兴所引马融周官传：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按此说初看似与汉书艺文志不一致，艺文志六艺略禮类录周官经六篇（自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而艺文志乃据向歆之录略而来，依此推断似乎向歆当亦得见周官经传之全也。然班固并未言及此点也。其作艺文志乃据七略删补而成，乃有所出入也。故所谓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者或许另有来源。又马融乃周官学之大家，系周官传续之重要环节，其学遥承自刘歆：融得见贾逵郑众之周官解，逵众亲受学于杜子春，春则歆之弟子也，融歆之间相隔不过两代；故吾人以为马融之说为可信。是刘郑皆未得見周官传也，故其周公作之说乃全凭己意推度而来也。其时今古之争方烈，故不免杂有意气，今文尊孔子，吾则崇周公，遂将周官属之周公也。故吾人与其信刘郑，宁可信安国也。

2春秋与周官

前代文献经孔子述作而为六经，孔子知道不行转而从事于素王之业，以六经当一王之新法。故六经虽或述或作或述作兼之，皆从属于此新王制之系统而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也。

春秋与周官皆孔子改制之作，春秋叙行，周官记事。所改之制是一事也，所言详略重点不同，要可以相互发明相互补充也。按春秋以张三世为总体系，借鲁史以阐述人类社会依据乱升平太平小康之框架而循环演进之宏大史观，给出各阶段为治行事之大原则，点到为止。周官则详言升平之制，以为离据乱致太平之枢纽也。故熊子又曰：周官者，为春秋创制之书也。先生以为孔子作春秋后继作周官，颇为有理。故周官与春秋不相违也，非但不相违，实相成也。大一统制井田新制选举制虚君制天子一爵制乃春秋制之荤荤大者，此诸制皆要待周官给予具体详密之落实。

托翁云幸福之家庭皆是一样，不幸之家庭则各有各之不幸。政治与人生之大道，只有一条，无许多也；此道外之多条皆曲路甚或邪途。正如蒋庆先生在虚心的人有福了一文中所云，古圣人已发现此政治与人生之大道，吾人只有重新证悟之，发现之，复兴之，无发明创造诸多新的大道之可能也。总之，人类不进于太平则已，若终有大同之一日，舍周官之制无由达致也。

3周官之制度

周官言制度，包罗天地，细密周详。上下一切皆有礼法为准绳，绝非今人所称之人治也。此经大小制度无量，其最大者则有：一统封建制、虚君制、井田制、学校之制；以下分述之。

3.1一统封建制

此是周官经有关天下体系之制度安排，系春秋大一统制之具体落实也。

周官开篇曰：“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惟王建国者，言天下所有邦国皆由王即中央政府统一建立，非所谓诸侯建国也。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者，则将全天下之地统一规划，设定王国及各候国所治之区域也。设官分职者，王国之官及各邦国主要之官皆由王（名义上是王，实际操作则归冢宰）统一设立也。以为民极者，如此则天下亿兆之民皆各得其中矣，极者中也。

又《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郑玄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长，谓之牧。监谓公侯伯子男各监一国。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郑司农云殷，治律。辅，为民之平也。玄谓殷，众也，谓众士也。《王制》：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辅，府史，庶人在官者。”

盖周官之制，诸侯虽世袭，然卿以下则必选贤；且世袭之诸侯亦如王，乃是虚位，实际之事权皆掌于相当于冢宰亦是由选贤而来之正卿也。以理推之，各候国所行之政治制度必与王国相同，各侯国应即许多具体而微之王国也。王国既行虚君，各侯国之君亦必系虚位也。各国诸侯之继位，卿以下官员之选拔任命，一皆统于冢宰，各国不得自专。上文所谓立其监设其参等，此意也。各国之政大小皆依冢宰所掌之六典八法八则等行之，不得異政也。

周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候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官天下体系之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乃畿服之制。即将天下区划为王畿以及以王畿为中心之九个同心方即九服。诸侯国依所在服之内外而异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愈内者关系愈密切，愈外者关系愈疏远。最能体现侯国与王朝关系之朝贡制度即依九服而安排。周官大行人：“候服，岁一见，其贡祀物：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所贡宝为挚。”服愈内者朝觐愈频，贡物用途愈贵，表与王朝关系之密切也；反之则表疏远。

一统封建制乃是孔子所改之制，不同于普通封建制，亦不同于郡县制也。

普通封建制，指三代时所行之分封建国制度也。夏殷久远，文献不足徴；以周代而论，其一、周不仅行封建制，且行世卿世禄制。此种实质性权利一级一级皆世袭之结构，极易形成各种脱离中央控制之离心力量。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夫子此言正道出周朝之分封天下由于各级权利皆世袭而导致逐步走向瓦解之过程。其二、周朝裂土封候，诸侯国往往各自为政，文字风俗制度多有差异，距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尚远。此盖自西周之初即如是，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于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禮，丧三年而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可見自周建立之初，即实行各国各自为政之办法矣。有以上两点，故三代之封建虽亦尊王，然事实上则易流于王命不行，天下多元，一统分崩离析。故普通封建制，实乃未能一统之封建也。一统封建制则不如是。各国世袭之诸侯皆无多少实质权利，掌握实权者皆系由中央选拔任命可随时更换之人，且各候国皆行王国之政；故地方虽有其自主权，然不会有脱离中央之虞。故一统封建制，乃是确能实现一统之封建制也。

郡县制乃由秦创始而后通行至今之制度。此与周官一统封建制之不同一言以蔽之：郡县制乃国内制度，封建制则是天下制度；即二者作为制度本不在一个层次之上也。之所以如此，则由于以下两点不同。其一、畿服制之有无。郡县制对于郡县无类似于五服九服之安排，中央政府与各郡县之关系一律平等，无亲疏之别。由此应区分郡县之统一与周官封建制之一统。统一，即是平齐划一，不许差异性存在。一统则是各种差异围绕一中心和谐相处。由此点可以判定，在天下仍有中国诸夏夷狄分别之世，郡县制乃系一种国内制度，无力成为天下制度也。事实亦如此，秦以后郡县制一直仅行于中国，而对于整个天下之安排则仍求助于封建朝贡之制也。其二、一级行政单位（在郡县制是郡或行省在封建制是国）首脑世袭与否。郡县制度除天子世袭之外，省郡之首脑与其它所有官员一律皆不世袭。而周官一统封建制如普通封建制，国君仍然世袭。此点亦可贞定郡县之为国内制度而封建则系天下制度也。盖国之成立与世袭之君有最大之关系，所谓君国一体之义，由世袭之君成立国体，乃国得以成立之最主要条件。封建制以分封诸多世袭之君各各建国为目标，故封建制所安排之对象乃是国之上的天下也。郡县制中只有天子一人世袭，表明此制所安排之对象唯是一国也。郡县制其一级行政单位（省郡）之首脑皆非世袭，此是省郡与封建制下之国之最大不同，由此可断言省郡与封建制下之国不在一个层次，正相当于周官之乡遂也。封建制中王与诸侯之关系亦大大不同于郡县制中皇帝与省郡首脑之关系也，前者乃兄弟亲戚关系，后者则君臣关系也。故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境界，只有于封建制中方克达致也。若在世界行郡县制，则是天下一人矣，此乃太平世之事，非升平所能及也。

3.2虚君制

周官之王与各侯国之君皆是虚位，主要职责在主持祭祀朝见等礼仪，不掌实质性事权。实质性事权天下则掌于冢宰，各国则掌于正卿。王与侯国之君世袭，其余皆选贤。此正是周官之封建能超越普通封建制切实实现一统之关键也。

传统上君道无为之思想乃是虚君制之渊源，但缺乏制度性安排；其得以实行与否往往具有偶然性。如孔子称赞尧舜：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子曰黄帝尧舜氏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君道无为系效法天道，为君者贵在修道正己，而信用贤臣，放手任其各司其职各任其事，大忌越俎代庖，插手本该属于臣下之具体政务。时代愈后之君主愈偏离此旨。周官开篇冢宰佐王治邦国句孔颖达疏曰王不独治，则是君臣共治天下也，君主教道，臣主行政。雍正帝有言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是则明言独治也。清帝确为历代皇帝中最为勤政者。然此却非美德，而是不得已。因清代恰是皇帝插手具体政务达到最严重程度之朝代。既欲惟以一人独治天下，事必躬亲，不勤政何可得哉？又论语宪问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可见周官以虚君制与冢宰负责制相配合之制度设计有历史经验为之启发。

孔子作周官，则将君道无为之理念落实为具体制度。周官乃是法治非人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切皆有法可依。此书对于大小官员之事权皆有详细之规定，有关王之职责则散见其中。计有：主持最高规格之祭祀，会见来朝之诸侯，出席重要丧礼，必要时甚至率军出征（此亦是象征性者，实质性兵权皆掌于大司马），出席内外朝会（唯此处有重要疑问即在此等君臣甚至君臣万民共同参加之朝会上王居于何种地位有何种权责?周官未有明言吾人亦不得而知也。从由小司寇所召集之大朝议座次王南面群臣东向群吏西向三公州长率百姓北向以及洪范七稽疑汝龟筮卿士庶民各一分推测，王于国危国迁立君等大事似应享有一分参决之权也。然周官是法制，一切政务皆依法由六官及官联民联办理，似此等需内外朝会临时议决之事极少也），拜受乡老大夫所献之天下贤能名册，拜受司民所献之天下人口统计名册，签署颁发由六官按典则或与百姓议决之治令政令教令等各项文件等等；可见以礼仪性程序性形式性者居多，实质性事权即今人所称之政治权力则几乎不见于其中。

百官群吏之任免升降荣典诛罚皆掌于冢宰，具体事权则分掌于六官。

天官大宰之职：“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此条上文已引注）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长，谓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两谓两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诸侯。郑司农云：两谓两丞。）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正谓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贰谓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谓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也。司空亡，未闻其考。）”可见从王国官系统到诸侯系统再到侯国官系统之设置任命皆直接由冢宰掌之也。

天官大宰之职：“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于八柄条孔颖达疏曰：“大宰以此八柄诏告于王驭群臣，馀条皆不言诏，独此与下八统言诏王者，馀并群臣职务常所依行，岁终致事，乃考知得失，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独执，群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诏也。”孔疏能注意及此二条与余条写作格式之不同，可佳，然其解则似未精也。盖八柄皆爵禄之颁赐与削夺甚至官员生命之生杀之事，冢宰虽实主之，然必以王之名义出之也。因从法理上，百官乃由王所分设，故爵禄亦来源于王也；冢宰仅助王统理百官之人。故诏王者，由冢宰草拟有关诏书而由王签发也。至于八统则皆为教天下之事，此固王之正业，冢宰于此实居辅助之位，则此诏字乃诏告提醒之义也。余条则皆冢宰所主之本职，故直接以冢宰名义为之，故不言诏。

天官大宰之职：“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此处诏王废置者，亦是冢宰提交报告而由王照准下诏颁行也。此条表明一切官吏之考绩以及升降赏罚等事皆由冢宰实际掌管。盖百官从法理上乃由王所分设，故虽冢宰实主之，亦以王之名义出之。群吏本即由百官所任用者，故直接以冢宰名义出之也。

不亲其事，则不能有其权。君既主教，政非其职，故于权力中最重要之管官之权则不能亲掌，当交由主政之大宰掌之也。当然还有内史御史之监督以及六官之制衡，如此则所谓由冢宰负责之政实乃有集中有监督有民主之集体政治也。

冬官考工记开首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郑注下同：天子、诸侯。）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亲受其职，居其官也。疏曰：此即设官分职，治职、教职之等是也。按治职即天官，教职即地官；略而未言者，谓礼职春官、政职夏官、刑职秋官、事职冬官也。)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众言之也。)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商旅，贩卖之客也。)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三农受夫田也。)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布帛，妇官之事。)此段文论国之六职，极精；熊十力先生极称赏之。将君亦平等列入六职而为其一，较四民之说优矣；亦足堪为本节虚君主题之依据也。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一语，加上郑注王公乃指天子诸侯，可以证明本文上文依理推定者：在周官不仅王系虚君，侯国之诸侯亦皆是虚君；为不差也。君臣以坐而论道与作而行之对举，可知君之职责乃在：修道承天主持大礼燮理阴阳为教亿兆作之君作之师也庄子所谓古之人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是也；犯手作事，亲理政务，非其任也。坐而论道，教之事也；作而行之，政之事也。故教方面之事君主之，政方面之事则交由冢宰率百官为之也。故周官之君其主要身份实即儒教之大祭司也，其主要之职务即主持人天大礼也。华夏素称礼仪之邦，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故礼仪实乃古人生活之重中之重，古人之生活实乃以礼仪为中心之生活也。此固是久已习惯于现代世俗性以经济政治为中心之今人所难以理解者。故今人称虚君者，以君不掌实质性权力，所掌唯在礼仪等也；此乃自现代政治之视角言之耳。若自古人视之，则君之所掌实甚为实在而至为重大，从此角度本无虚之可言也。盖虚君者，君主教道，而道属虚无，故曰虚君；此当系虚君一名之正解。与夷型文明政教二分故政教各由一个系统来承担不同，如印度文明由婆罗门种姓主教刹帝利种姓主政，中世耶教文明由僧侣阶级主教而贵族领主阶级主政也；儒教文明乃政教一体故政教乃由同一系统承担也，即此君臣天子诸侯百官群吏之系统也。君臣虽分掌教政，然君亦参与政事也，君于政之领域乃以礼仪性程序性之工作辅助臣也；臣亦参与各种人天之礼仪也，此时臣则为君之辅助者。此点粗读周官即可知。故君臣同在此政教一体之系统中也，君臣皆兼有政教之双重身份与职责，不过于两者中主从互异其位而已。

周官虚君制乃较普通君主制与现代共和政治皆优之制度也。普通君主制又分绝对与一般两种，虽有程度之异，然君主皆参与实质性官权事权也。此有以下诸弊：首先此违反君道无为之大原则，既越俎代庖，则必荒废本业，致令后世教道益废，人心日偷。再者君既越俎而主政，在世袭制下，遇贤能之君则一言兴邦，逢昏庸之辈则未免一言而丧邦。总不脱一治一乱之循环，此牟宗三先生所以言君主专制未能解决政道问题（即政权如何能永久和平延续而摆脱暴力之问题）也。

牟先生以为民主政治能解决之，此则非是。其一近代民主政治自其产生至今不过三百余年，而牟先生用以做君主专制代表之中国政治，周朝享国八百年，汉朝四百年，唐宋明清几大朝代亦皆享国三百年上下，故此时即断言民主政治能超越君主政治解决政道问题，未免为时过早。其实反例已在历史中显存，曾实行民主制之雅典罗马虽亦辉煌一时不可一世然今日皆已烟消云散，不但国已久亡，即其族类语言亦已无处可寻矣。其二作为民主政治发源地之欧美的确保持长期稳定，然此乃因其长期保持世界霸权故在世界分配体系中居于顶端地位因而国内环境一直宽松所致，并非因其民主也。成明显对照者，在亚非拉美国家，民主所到之处，无一国不是混乱不堪，暴力频仍。故说民主政治能解决政道问题，乃是迷惑于假象而以偏概全也。其三民主之欧美其国内长期稳定矣，然民主列强之间却有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人类险些因此毁灭。故民主至多只能使适逢其会之霸权国家内部免于暴力，却不能令国家间免于暴力也，毋宁说民主恰是战争之因。故民主充其量只能暂时解决某些国家之政道问题，而绝不能解决天下之政道问题也。又民主政治下教道之衰废远教君主制为严重，此则勿庸赘言矣。

唯周官之制度能解决天下之政道问题也。不仅此也，亦唯此能解决教之问题也。政教一体，其问题只能一体解决之，欲切开单独得其解决绝不可能也。夷型文明皆政教二分，其不能解决政与教两者之任何一个问题则必矣。故由此可得结论，唯华夏文明能真正解决政教两大问题也。由世袭之君主教，则天下国家得其稳固之根本，由选贤之官吏集体主政，则可免于一言兴邦丧邦之危殆；在虚君制与冢宰（在侯国是正卿）负责制之完美配合下，政教问题皆得其恰当之解决，天下国家之长治久安可期矣。

3.3井田新制

河间献王以富民为治国之本，四库馆臣以为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诚然的评也。孟子亦以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故仁政之首务，在治民之产也。欲制民之产，则需树立田制，田制之最善者莫过井田也。

井田乃华夏曾长期实行之一种田制，创始于黄帝，《通典》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货，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颂之心弭。”盛行于三代，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对井田之介绍已不免推测之成分。吾人依理断之，殷行助法，至周犹行之；何得较殷更早之夏反行贡法乎？本期历史演变之大势在由公而向私，由伏羲神农之全共耕制，经五帝三代之半共耕半自耕制，再到全自耕制，再到不立田制土地私有。助法者，半共耕半自耕之制也；贡法即全自耕制也。自黄帝到殷周皆行此公私混合耕制，处其中之夏代独独行全自耕制，颇为不通也。故吾人以为五帝三代皆实行公私混合耕制。此即孟子所述之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之井田制也。《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是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亦可证周代所行之井田乃共耕公田藉而不税之制也。初税亩，依公谷皆即废助法而改行贡法也仍是十取其一。按对于初税亩之评价，左谷以为非禮非正而公羊讥之，或皆未体孔子真意也；愚意春秋此处书初税亩者，乃籍此书法而立一废助法而行贡法之井田新制也。此制具体则落实于周官中，周官乃系为春秋创制之书于此又得一证。故公羊与周官之不合处或即皆仿此，乃由公羊未尽于圣心所致。不合处尚有公羊春秋冬三时田夏不田而周礼则四时皆田，愚意三时四时应随禽兽之多寡而制其宜，三时未必定优于四时也。孔子意盖并存此两制以备后世因时因地而择取焉。

井田实有两个不同之系统，其一即上文孟子所述，其二则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周礼·地官·小司徒》载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八家为井而有共田之井田，乃实际行于三代之制度，是为井田旧制；此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之井田，则孔子于周官所改之制也，是为井田新制。此一改动，看似差别不大，实则甚关紧要也。此即将公私混合耕制改为全自耕制也。

按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郑玄注曰：《载师职》曰“园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谓田税也，皆就夫税之轻近重远耳。滕文公问为国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莇，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彻者，彻也。莇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於莇，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文又问井田，孟子曰：“请野九一而莇，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莇，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莇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莇也。”鲁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税亩。传曰：“非礼也。穀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此数者，世人谓之错而疑焉。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莇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周之畿内，税有轻重。诸侯谓之彻者，通其率以什一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税一，国中什一。”是邦国亦异外内之法耳。】郑君已注意到周官与诗春秋论语孟子之不合，故曰世人谓之错而疑焉。于是曲为之解，以为周官之文乃王国之法，而诗春秋论语孟子所述则侯国之事；此并未有任何根据也。况雨我公田之诗乃出自小雅大田之篇，雅诗乃王畿之乐，毛传则明言“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故所述显非侯国而即王国之事。由此可知郑君之解释全不能通也。从而可以断定周朝助法之制不仅行于侯国，而亦行于王畿；周官贡法之新制所行之范围亦不止于王畿，而遍行于天下邦国也。郑君基于其古文学之一偏立场，必以周官乃系出于周公故必须合于周朝之事实，则种种绞绕全从此起。若依吾人周官系孔子以周制为底本而改作之新制，遂皆迎刃而解矣。

孟子论此助贡二者之优劣曰：“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于此大赞助法而贬贡法；盖孟子未见周官，故仍不免于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也。助法诚有上述优点，此在人心较佳之年代诚然亦优于贡法。然时代已然降于春秋战国矣，人心之自私已然大大增加，上下不相恤而交争利。以前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田后治私田，故公田之收获颇有保证；后来则各务自家之私田，公田无人过问，故公田之入大打折扣。在上者不得已而采取措施，先是春秋时鲁国初税亩，商鞅在秦开阡陌废公田依据军功授田亦行税亩；降至孟子所处之战国中期，井田久已全坏，以至于周代之彻法到底是助是贡都需要靠诗经来推断矣。在此种情势下，再勉强恢复古之助法，决然行不通。然则即任田制全然毁坏，土地完全私有乎？则于此两边之间尚有一适合此时情势之中道可走，即保留井田之建制，仅废助法而改行贡法也。孟子对贡助两法抑扬不免太过，实则贡法之不善远未有如孟子所言之严重也；况且国家可以设置委积补救之，以养孤老以待凶荒；同时严申不准超过十一之祖制，以防后世任意增税之弊。在自私年代贡法可保住均平之田制不坏，故较助法其优多矣。故春秋周官所改之井田新制，乃是孔子大慈悲大智慧之流露。此是堪长期通行于后世之田制也，其通行时，苍生自是因此得蒙无量之福，国家天下亦因此而得至盛世。由此可见孔孟之境界确有差别。孔子时中，能因时而变通；孟子则一味复古，未免于迂阔也。

孔子改制以待后人取法。汉承秦制，土地私有，未能改也。至北魏始初行均田制于北方，隋唐续行此制于天下。均田制即周官井田新制之大体落实也。虽沟洫未备，仅划野授田，未免于甚为粗疏；然一夫五口得领百亩，自耕自收，完其租调外，足堪温饱；固是甚合周官之大意也。大唐盛世，此为根基。此制在唐之得行，贞观诸儒臣房杜魏等人引据经典以倡之，实功不可没也。唐后期行两税法，此制遂废。宋始不立田制，土地私有得自由买卖，自此以至于民国，土地国有按夫授田之制再未能恢复，虽有宗族公有制补苴于其间，亦是等而下之而已。宋明诸大儒多有志于恢复周礼井田者，如横渠先生，惜皆未果。呜呼，真理欲通行于天地之间乃若是其难也。天道循环，无往不复。至社会主义之本朝，土地收归国有，先行以生产队为单位之全共耕制，二十余年之实践证明此制不通。改革后改行大包干责任制，按人口平分土地到户，自耕自收，完税后收成全归户下所有；虽与均田井田按夫授田微有不同，然大致是一事也。至此，周官之田制在荒废千余年之后，再次大体得到落实。改革后三十年，中国迅速迎来一个伟大盛世。经济腾飞，如今已是超越美国名列天下第一；至此中国彻底扭转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之颓运，距重回天下中心之地位已非遥远。吾人切不可忘记，此一盛世之得来，均田之制之复兴功莫大焉。今后中国不欲平治天下则已，如欲平治天下，舍遍行此均田之制末由也。

又，井田自是养民之根本，此外，周官于工商金融财计社会福利保障诸方面皆有周密谋划。王荆公有言曰半部周官皆言理财。国内经济大致以国营为主，私营亦不废，但有限制。令人大大惊异者，周官中竟已设置国营金融机构泉府以及作为后世常平仓起源之委积制度，以此两者对经济进行调节并施惠于民。委积乃周代实际施行之制度，小者为委，大者为积。孔子少时曾为委吏，即是官理委之职务也。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赵岐注：委吏，主委积仓廪之吏也。委积后演变为常平仓制，在汉武时正式确立直至清代皆行之。西方历史上无常平仓制度。因此，一旦遭遇灾荒，极易造成人口大批锐减，此类事件不胜枚举。近代以来，英国、日本亦曾欲设立此制，皆未成功。直至二十世纪初美国方学习中国，建立起美式常平仓即粮食储备制度；不过根深蒂固之商业化传统已令其偏离中国古人设立此制之本旨。

3.4学校之制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庶富教三字，亲民治平之大事毕矣。虚君封建天下超出治乱循环，免于暴力之摧残，庶矣可致；井田乃富之之本，学校则教之之本也。

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则周人立此学之宫。《明堂位》曰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地官：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周序。注云：序，州党之学也。

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

周官之学校有国学，有乡遂之学。国学有小学有大学，小学在王宫南大门之左，大学在国之南郊。小学入学之年约十三岁，大学约二十岁。小学则师氏保氏乐师教焉。教学内容则如地官云：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大学由五学所构成。经文中之成均瞽宗乃五学之二；五学，中学辟雍，东学东膠（又称东序），南学成均，西学瞽宗（殷名瞽宗周名泮宫），北学上庠也。是为大（因太）学，大司乐教焉。其学者，自天子、太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乡遂所兴之贤能及侯国之贡士，皆与焉。综合周官本文及注疏以及礼记王制文王世子等篇，则五学之功能：辟雍乃天子学，主教化天子使承王道；黄梨州所谓“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按后世之祭酒即相当于周官之大司乐也为太学之长）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是其旨也。东膠养国老以纠察王事，文王世子曰：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贾公彦周礼注疏中解释王制时曰周立太学王宫之东膠，膠之言纠也，以纠察王事也。成均主教乐，大司乐所谓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大学乃天下最高学府，所传习者当系高深之学术也。夫子曰兴于诗，立于禮，成于乐，故周官经中大学所教以乐为主；此故主国学之官名为大司乐，而述国学之所教多属成均之法也。西瞽宗亦名泮宫，则诵诗学礼之所也，亦于此祭祀先聖先师及乐祖。上庠则研读书经之所也。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注：诵，口诵歌乐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诗章之音节也。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疏曰：《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秋学礼，执禮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禮在瞽宗，书在上庠。由此可证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乃大致不差也。按乐正即大司乐也。郑注：以下言国学教国子民俊及取贤才之法，乐正掌其教，司马则掌选法也。术者，道路之名。言诗书礼乐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术也。文王世子言春诵夏弦与此不同者，古人之教虽曰四时各有所习，其实亦未必截然弃彼而习此，恐亦互言耳。大学毕业之年限约为九年。大学之性质，如梨州及蒋庆先生所言，非仅养士之所也，亦是天下最高议政监政机构，所谓公非是于学校而令天子不敢自为非是是也。故太学乃学治一体（按学治一体也即政教一体也）之天下根本制度，唯此方所独有他方所绝无，此一学治传统与学治精神乃华夏政治区别于夷型政治之最集中体现。

至于乡遂之学，孙诒让《周礼政要》广学篇云：“其郊外之学，则自五百家之党始，依郑注贾疏，乡之学曰庠，州党之学曰序，王国远郊百里内设六乡，则有乡庠六，州序三十，党序百有五十，又有四郊之虞庠。郊外为甸，设六遂，制如六乡。则有遂庠六，县序三十，鄙序百有五十。盖郊甸之内，距王城不过二百里，校其广轮，不及今一大郡，而有学三百七十有奇。至学记所谓家有塾，何休公羊注所谓里有校室者，尚不在此数。推之甸稍县都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其学当数倍于乡遂。大率邦畿千里，必当有学数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国当有学数万，其教典之详可见矣。”其为教之内容则乡三物，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观其内容,与国学相近，而不如国学之详也。皆以德行为先，亦不废才艺之旨也。极当注意者，六艺作为其实际教学科目与后世大大不同。以礼乐为先而亦文亦武；礼乐者道科，乃所以培其六德六行之主力。射御者武，书数者文，皆属器科。故是道器平衡而文武兼备之学科体系也。按：正如太学，乡遂之学以及天下候国各级学校亦不仅教学造士之所，且是当地之最高议政监政机构也；故学治一体不仅見之于太学，更且見之于全天下之整个学校系统也。由此经可想见先民以礼乐为中心之生活，故学校所教亦以礼乐为先，学校亦恒为举行礼仪之处所，以上引州长党正之文皆可证（按射即行射禮也饮酒即行乡饮酒礼也）。学校者，盖即传授儒教之所乎。故学校实即儒教之寺观也，后世儒家排佛老者每有改寺观为学校之唱，盖亦有窥于此。然因儒教（儒教乃天下唯一之经教）毕竟与诸子教（佛道耶回等皆是）有根本不同，故学校之功能亦从而与寺观教堂等有异也。儒教所传习为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子教则皆偏于内圣出世者；故儒教之学校不仅系传授儒教之所，且为议政监政之机构；佛道耶回之寺观教堂则唯是传授其教之处，而无议政监政之功能也。进言之，儒教乃政教一体之教，故儒教之学校即学治一体之所在也，亦学亦治以学为治之处所也。诸子教为则皆政教二分无与于政之教，故佛道耶回之寺观教堂即皆唯有关于其学而无关于治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不毁乡校事：“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盖乡校，当王国之乡庠也，或即乡庠之异名；乃候国之较高学府。由是观之，学治一体学校兼为议政监政之机构乃实存于四代之悠久传统；直至孔子之时，虽学校废弛，然仍于中有所存而未至全堕于地也。

周官将学校与选举一以贯之。地官乡大夫之职：“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乡举里选所宾兴者，乃即在州序乡庠从学之人也。入选者一部分仍送往更高一级之学校继续受教，直至大学毕业，方得经司马之选为进士受官职而长民也；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也。另一部分即在本地直接授予职务，使参与乡里之自治；此谓使民兴能入使治之也。无论如何，务使各级官吏，皆出于学校也，亦皆选举于学校也。后世学校废弛，故令选举不得不与学校分途。汉魏依靠察举，隋唐以后专凭科考，视三代之选举已然名同实异，故其作用亦唯等而下之。三代后世道人心之衰落，学校之制废实为主因矣。

4周官之命运

周官一经，秦火后最为晚出，至武帝时方由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献于朝廷。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禮类载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由是则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或曰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以为无据。盖秘府所藏者，即献王当年所得者也。故知献王得见周官经之全，且得见周官传也。艺文志儒家类又录河间周制十八篇，自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由此可见献王对周官经传用功之专深。考献王之著述，除乐记及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外，即此一书也。

周礼正义序周礼废兴曰：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周官）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

献王之河间经学以周官为经王，此汉书景十三王传列此书居献王所得书首位之密意也。董子之今文经学则以春秋为经王，而不知有周官。武帝恶前者，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亲作十论七难以排之，匿于秘府不予流通；喜后者，给予董子之春秋公羊学以在朝独尊之地位，推崇之隆可谓无以复加。其好恶不同如此，其因安在？则以二经虽同言制度，然在周官，则具体明晰系统周密广大悉备；在春秋及公羊，则随缘而说粗列名目语焉未详。汉承秦制而来，中华政治文明已然严重歧出，废封建行郡县废井田土地私有（按郡县制与土地私有制乃秦朝所行自恣苟简之治之大端无任何经典依据此秦所以焚六经尽灭先王之道之主因也一般以为春秋大一统制可为郡县制提供依据乃是误解春秋大一统制之详细版本即周官中之一统封建制也绝非郡县制故从此角度言之秦以后之中国一直未脱秦制也汉武不喜周官而喜春秋或亦因周官之详明无由含糊春秋之浑略大可搀和己意也），传统君道无为此时则君主躬亲任事。欲行周官之制，势必要与现有一切做对，确实有困难。何况周官中之王乃是虚君，熊十力先生原儒云：“周官经于政府以六官分掌王国一切政务，而冢宰总其成。王者徒拥虚号，除签署教令外毫无权责。是则王权完全取消，置之无为之地而已。且小司寇外朝三询之法有询立君一条，据此则王之得立必询诸万民公意，否则不得立。”权力欲极强之武帝仅因此一点即对周官深恶痛绝矣。若依春秋公羊，则可从语焉不详亦不系统之春秋制诸条中选择几条合意者如大一统改正朔建太学兴选举等，大概推行之，实属简便易行。武帝对儒学本非虔诚信仰，利用双赢之成分居多。故武帝出于其自私苟简之心，方摈弃周官，选择春秋公羊也。致使此后两千年中国一直不脱秦制，汉武舍弃周官之过也。汉宣帝语其太子曰：汉家自有制度，乃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盖夫子自道，诚然不差。中国此后两千余年之政治一直不出武帝奠定之规模。故不仅汉代如此，其后两千年之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也。

献王对儒学之态度与武帝大异，其弘儒之发心非为一己之私，乃真为利益天下苍生，欲此优美之礼乐王道行于天地之间也。故若汉朝尊大義（景帝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依禮当继为太子然终得立者乃刘彻此则与彻母之阴谋有关），献王得居天子之位，必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困难，以周官为宗，尽量将此广大悉备之制度体系（虚君设官封建井田学校选举礼乐官联民联婚姻民兵工商诸制）行于天下。如此必有温公所云焕然帝王之治复还之效也。若果如此，则中国乃至天下至今之历史必需重写矣。噫，苍生有幸，感得献王生于此际；又何其不幸，献王终不得践天子位，屈居侯王又早亡也。

汉武时董子等诸公羊大家皆不及見周官：若見，定当如献王亦奉为经王也。所以者何？依今文，六经皆孔子作，周官春秋既然同为孔子改制之书，而今文经学主要目标即在创建新制也；故必当置言之不详之春秋，而转奉系统明晰之周官。刘歆推尊之后，公羊家皆得见之矣。然世愈后，识见愈下矣。皆不识至宝，公羊大家即如何休竟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门户之见害人如此。

不过周礼一书虽不用于汉武，然此后还是对中国政治有甚大影响。刘歆推尊周礼，王莽甚信之；故新朝颇欲实行周礼，其因不正果招迂曲，究以失败告终。汉末以后经学成为古文之天下，此后直至隋唐宋明，仍以古文为主也。故周礼之地位颇为尊重，皆信为周公致太平之大典。此经不仅楷定隋唐之均田制，且对隋唐之官制有重大影响也。三省六部之六部即直接来源于六官，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也。此后之王朝直至清其官制皆在此六部之模式之下也。康有为弟子程大璋曰：自秦汉以来，为中国政界之取法者，曰王制，曰周礼。自汉迄六朝，则多法王制，自隋唐至近代，则全法周礼。”

清朝经学复兴，仍延袭汉代今古文之争。孙诒让弘周官，作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其周官政要亦风靡一时，盖孙氏之崇周官，仍据古文学之立场也，信周官乃周公之大典。康有为传承公羊学，据今文立场作新学伪经考，以周官等为刘歆伪造。康学风行天下，影响远大于孙氏，自此周礼遂少有人问矣。当代以蒋庆先生为开山之政治儒学乃承晚清公羊学而来，故对于周礼仍未暇及之也。熊十力先生超越今古立场，独具只眼，推崇大易春秋周官三经，以为大易乃后二经之形上基础，周官则为春秋创制之书也，故是言制之极谈。旨哉斯言，故制度儒学（即外王儒学也荀子曰王者尽制者也故外王儒学当以制度儒学称之乃将政治经济文教等一切制度作系统通盘考虑之学非仅局于政治制度也），舍周官则谁以为宗？先生以无匹之大智大勇，独以周官堪用于今之世也。于鼎革初，作论六经上书当国者，建议创制时当参考周官；惜无果。近年颇有一二学人注意及此，出书唱和，刘小枫共和与经论，郑绍昌朱小平解周官。是可喜也。

吾意春秋周官皆有所託之书也，所託者近则其用近，所託者远则其用远。故春秋託孔子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事，其适用之将来也近；周官则託周公制礼作乐之远事，故其适用之将来也远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夫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春秋总言三世治法，然重点却在为小康末期三代后之衰世立法也。周官之大用，则是为进步年代立法，所以离据乱而致太平也。汉武时代已是小康秋季之九月，故武帝之选择公羊而不能用周官，有由然矣。今日乃是据乱冬季之最末，衰退之阶段即将结束，进步之阶段将临，人类将离据乱而入升平，大同亦且不远矣。故此时兴周官，正其时也。否则据乱无由得离而太平无由得致也。（此段文当参考《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一书第一部分之3.2。）周官之均与联，正系致太平之关键故。且今时所行之社会主义从制度到精神多与周官合，故周官之兴有其机缘矣。

5今日之抉择

当前学界公羊学甚盛，周官仍少有人提，吾人或当以周官之详密济公羊之浑略也。依据公羊为今日创制，因公羊甚浑略而不系统，必杂入许多时学西制，且人言人殊难得一致也。若依周官则无此弊。愚意周礼不仅是中国政治之出路，且必是未来以中国为中心之天下体系之蓝本。今日若欲走出民族国家之世界战国体系，舍周官末由也。

又，河间经学乃超出今古文学的更佳经学模式，其要旨能得今古文之长而避其短。河间经学则非今文学，亦非古文学也。今古文学之所由立各由如下之典型特征。今文：1以今文经为经本（按今文经本出于经师口诵弟子所记其间不免脱误甚至因畏时远害乃至迎合时主而加以窜改也）；2以六经为孔子作视孔子为创制立法之素王；3于六经中以春秋为经王；4重家法传承5重义理；6通经致用；7以道统批判政统。古文：1以古文经为经本（按古文经本乃孔子所删定之真本）；2以六经为孔子所述，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先师；3以周官为经王；4无家法传承依经本自得理解；5注重训诂章句；6远离现实不切实用；7放弃道统，谄媚现实之君主政治。细究之：1条古文義长，2条今文義长，3条今文学宗春秋然不知或不认周官故今文学之言制度定不免于空疏之讥而导人治之弊古文学宗周官而以春秋辅翼之言制度细密周详上下一切皆有礼法为准绳故是古文義长也按经本中阙周官确系今文学较古文学以及河间学之重大不足也，4条今文義长，5条今古各有所长应相互配合，67条显然今文義长。考河间之学，则兼有古文之135条与今文之24567条，故是兼具今古之长而无两者之弊之完美经学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礼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皆以为音中正雅。又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雍宫，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又刘向说苑建本篇保存一条佚文，极珍贵。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四库馆臣以为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河间经学根基坚实（经本为先秦旧本又重传承与训诂），义理通明，切于实行；绝非后世老于章句不通无用之学可比。故温公意若还历史以公正，献王得居天子之位，宜其仁率義洽，风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武帝文景远矣；固非虚誉也。至于古文之7条河间经学亦绝无之。故河间经学非今文学亦非古文学，以与两者皆有重要区别也。愚意当代儒学之出路或即在于超越今古汉宋，复兴河间经学也。

汉武时代舍河间学而用今文学，故导致秦制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政治之基础架构，春秋制只是秦制之缘饰而已。今日中国又面临与献王汉武时代同样局面，旧制已坏，新制尚待建立；故又面临关键性之历史抉择矣：若再次选择浑略之公羊学，则西制必如秦制得长期延续下去不能去之也。故当代制度儒学应从公羊学转向周官。

6论周官落实之三步

中国共产党在天下体系完成之前，乃中华文明复兴事业之领导者；之后，乃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计划经济之领导者；此任务完成后，大同将临，故将结束其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故对于周官之落实当分三步：先在共党框架内于中国做有限度落实，如井田及工商社保诸制度，此是富之之本，学校礼乐则是教之之本；中国实现天下体系后，则继于天下做有限度之落实；资本主义消灭后，国家政党皆退出历史舞台，则可于天下全面落实矣。故周官是中国乃至世界之出路与目标。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天下体系实现前乃至在全球资本主义消灭前之宝贵价值，吾于旧著中云：松散之政治形态包括多党代议制之假民主和中华科举制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之真民主，适于内外环境宽松之国；集中之政治形态包括古代秦国近代西方日本之君主制及现代一党专政制，适于内外环境紧张之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采用法家主张，于其国内率先实行近代化，即废除国内之封建世袭制度与井田制度，强制单丁立户，削弱家族势力，实行严格之保甲制度，将一松散之封建国家改造为一中央集权之近代国家；余国念旧保守迟迟不变，依然是松散状态。因而法家化之秦国于国际竞争中获得极有利之形势，终于籍此一统天下。中华于近代世界重新进入战国时代后，所面临之最大问题即是晚清民国松散之政治模式无法应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集中之政治模式，故自晚清至民国国事每况愈下。故中国政治近代化之任务即是要完成从松散政治形态向集中形态之转型，具体言之即实现一党专政以党建军建国之政治。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初步尝试之基础上，共产党新中国最后取得成功。未来世界将会长期处于世界战国状态，而即使中国天下体系结束世界战国，然彼时全人类又将面临较今日尚严重千百倍之生态危机，所以未来几百年中于中国带领人类走出工业文明之前，世界人类之处境一直将持续紧张，无何宽松可言也。如此，松散之政治无论代议制假民主及传统中国太平天下模式之真民主，皆无实行之基础与机会，集中形态之一党专政将为未来几百年中最适宜之政治模式。于世界战国时代，吾人藉一党专政保持强大组织力以维持内部统一稳定以应付竞争激烈之外部环境；于天下体系时代，则藉一党专政以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计划经济，带领人类重回农业文明。一党专政本是最适于今日与未来之制度，然于共济会话语霸权之下，却受尽污名，成为越早放弃越好之必要甚或不必要之恶。儒教中人士亦对此问题认识模糊，大多提倡儒教宪政，政治努力之方向皆系废除一党威权体制。此皆大大昧于真实世事之结果。正确之做法乃是推进儒教与共产党之联合，党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已经做出极为智慧之选择。民间儒教人士应跟进，与吾党配合方好。正如前文所云，于长久之未来中，中国与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儒教之中国和世界。（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之2.4）

开放三十年行入深水区，改革将走向何方，似已渺乎难明。窃谓周官即是目标，走向周官即是改革之方向也。周官中井田工商社保学校选举诸制全然是社会主义，与现行框架一无轩轾，而圣人之良法美意则足堪为今日所取法；故是第一步当参考落实者。

建国后之经济，农业方面先是土改分田到户，农业颇见起色。很快又收回土地实行人民公社，实践证明此种全共耕制正如黄帝时代已然行不通，今日益不通矣。后三十年所行之大包干制则大略合于周官井田新制，故成为后三十年经济腾飞迅至盛世之根本基础。然前三十年亦并非一无是处，建国初期利用严密之农村基层组织团聚农民依靠集体之力量根治水患，兴修农田水利，功不可没。后三十年亦大有其问题，大包干后，农民重又回到一家一户一盘散沙状态，原有之农村基层组织基本复归于无，故基本无力再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加上农产品收益过低，青壮年大多进城务工，只余老弱在土地上敷衍，大片土地抛荒，农药化肥除草剂之无节制使用加上转基因之泛滥导致粮食蔬菜被污染，又令土壤板结肥力严重下降；精华流向城市，乡村日见凋敝，老人失养，儿童失教，承包初期显示之优越性已大打折扣，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正在推行之土地流转，其实质是将资本甚至外国大资本引入农村，剥夺农民对土地之实际控制权，恢复已经验证此路不通之共耕制，何况尚是雇佣劳动之共耕制？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十亿农民真全成为纯粹之雇佣无产者，此将大大降低社会对各种危机之承受力，增加社会动荡之几率。再者将农业交给资本甚至外国资本，无异于交出自己之粮食安全命脉也。衡以周官，改革之初已然过度，现更是在走向危险之极端。不以圣人为师，非偏左即偏右，总难契中道也。周官之农村，虽以户为单位耕种，然农田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则人民合力修建。六乡之人且同时兼有战士之身份，和平时期四时畋猎以练兵，战时则自备武器上阵打仗。人民绝非一盘散沙也，乃有各种严密之组织也。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此为行政组织。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此为聚落组织。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令贡赋。此乃军事劳动组织，依此而为兵制，亦依此而组织徭役也。将人民公社及改革后之农村与此对照，则知皆偏于一边也。公社时代有严密之组织与周官似，然行共耕制与周官大异；改革后行自耕制与周官同，基层组织瘫痪复为一盘散沙又与周官少異也。国家对农村之管理，改革前干预过多，统得过死；改革之后，一转而为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若更行土地流转，无乃是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乎？国家之土地流转政策实是鼓励变相之土地兼并，假以时日，则中国革命之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历代王朝，皆欲限制土地兼并，即无力限制，亦未闻有从而鼓励之者。今国家行此，不知意欲何为，真不可思议荒谬至极矣。窃谓三农问题，无非谷贱伤农一语而已。故取消农业税，于事无补；搞土地流转，只会雪上加霜南辕北辙。解决办法有二：其一大宗农产品实行国家定价无错，然应该给以合理之价格。农业支援工业现代化已经多年，现在工业已然腾飞，农业亦已力竭，故是取消剪刀差之时矣。否则农业崩溃，现代化又焉能维持。其二国家出面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干预农产品之销售渠道，推行直销，避免中间盘剥，且农民依托组织亦可争得一定之定价权。如此则富之并非难事也，验之日本等国则显然矣。按日本农业亦以小农为主且其人均耕地较中国少得多，然由遍有农会及合作社之组织，农产品价格合理，故日农之收入在其国内居先也。至于进一步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兴修农田水利，乃至仿效周官开沟洫立阡陌划方井建其经界，真正复兴井田之制，则是更远之未来农村改革之方向。如此则可保均平之田制行之久远，仁政亦得其牢固之基础矣。美式农业绝非中国农业之方向也。愚意三千年前持青铜耒耜之古人能为井田，而曰今人不能，吾不信也。

周官中有极其丰富深刻先进之经济思想，总宗旨是国家要对市场与生产加以管理调控并施惠于民。比如商品之价格要由政府统一规定，给出奠价或恒价，前者是国家规定基准价，允许一定幅度之浮动；后者则是固定价格，无浮动余地。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泉府与委积则是国家专门设置之调节经济并施惠于民之机构，前者以金融货币为手段，后者以实物为手段，调控经济之工具尽于此矣。泉府为地官属官，其职能是以从市上征来之税款收购滞销货物并以原价销售以平抑物价，赊帐售货，提供以实物为利息之贷款等。委积前面已大致介绍，可视为一种系统完备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兼有备战及平抑物价之功能，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孤老；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危机，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可见后世之常平仓仅有委积之少部分功能，即其平抑粮价备战及以待凶荒之部分，其余有关社会福利之部分则大都放弃不习矣。后世不及三代，于此可以概見。然亦籍此一点先民智慧之遗存，令各大王朝得以延其国祚。王朝之灭亡，多在其常平仓废弛不修之时也。故知经典之至可宝贵，短短数语，已足堪为苍生带来无量福泽矣。以周官之经济模式较之今世，则苏式中央计划经济与完全之自由市场经济，皆系两边而不合中道也。改革前，中国经济基本是前者之类型，改革大致可视为从前者转向后者之过程，即逐渐缩小国有和国家管控之成分，而加大私营和市场之份额。所谓继续深化改革，其意无非是继续此一过程更加向另一边接近而已。既然两边皆不可取，故改革定有一个适度之问题，当已改到适宜之度，即应适可而止。若不知止，则过犹不及矣。窃谓改革早已过度，中国经济之国有成分已不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对经济之调控力已然不足，而最新之改革方案仍要在本已过弱之国有经济成分中推行混合所有制，引入更多私营股份；继续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之作用，减少政府之干预；如此则岂非是过上加过？指向私有化与市场主导之改革绝非万应良药也，是知止之时矣！当改革之初中期引入一些私营之成分，给市场一定之地位，成立所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之国家宏观调控下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颇合于周官之中道，过此以往则又走向另一极端，与不改同病相怜矣。故当此大变革之时，对度之把握非常重要；古人之经验智慧不可忽视，不仅周官，管子之轻重术历代正史之平准书食货志等皆堪借鉴也。

建国后于晚清民国之基础上，建立起遍布城乡之四级学校系统，村有小学，乡有初中，县有高中，地区以上则有大专大学；实现全民九年义务教育。较之晚周以降官学废弛学在家塾书院人多不识字之情形，于某种最低程度上可视为三代学校制度之复兴。然尚有大大改进之余地也。关于此，吾于旧著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第三部分之2有所涉及，可参看。学校之问题出于其宗旨与内容之不合理，唯重知识技能，做人教育付之阙如。基础教育中放弃传统蒙学经史一体之国学教育原本模式，以语文政治品德代之，遂令语言教育与知识教育亦同归于失败。故基础教育之目标即在于恢复传统家塾中之国学教育原本模式，取消现有之语文政治品德课本，以三百千弟子规及四书代之，教法上亦应恢复传统上认字与解字写字分开先大量集中认字解写随后逐渐跟上之方法，重视对对子，重视经典之背诵，恢复正体字文言文，作文禁止使用白话等等，以此为突破，则不仅语言教育做人教育可有起色，即知识教育数理化等亦可起死回生矣。高等学校则设经学院，开设经学公共课。进一步之目标则在全面恢复中学之经史子器四科体系，建立与西学大学并列之中学大学。再一步则将西学大学并入中学大学，将西学之内容放入相应之经史子器院系，以中学彻底消化西学从而统摄之。同时各级学校亦应逐渐恢复礼乐教学，因时有所损益，教以五禮六乐，将兆民之一生皆纳入此优美之礼乐中。再者亦应逐渐恢复各级学校议政监政之功能，因缘成熟时以大儒主持各级学校，上至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至各级官员，皆以朔望日视学，北面就弟子列，听大儒讲学，政之缺失直言无讳。公非是于学校，而令为政者不敢自为非是。至此方可言，今之学校乃三代学校之圆满复兴也。

今日官吏选拔必以大学毕业为先决条件，笼统而言乃合于周官各级官吏皆出于学校之旨，然亦有大大改进之余地也。依周官，进贤以学校为最重。其乡里所举宾兴所献者，先教于乡州之学，谓之秀士；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于王，而升其名于司徒者，为选士；由司徒升于国学者，为俊士；由国学升于司马者，为进士。然后由司士辅助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授以官职爵禄。以较今日，虽曰选举同出于学校，然公务员考试通过者只授以级别最低之职，仅相当于旧时之吏也；从国学毕业之进士则直接授以官职爵禄，与吏不可同日语也。故可说今日之吏乃出于学校选举，而官则否也。官亦当出于选举也。窃谓周官之选举一时恐难骤复，则先实行现代科举制度不失为其过渡。一党专政将长久行于未来，故必须将科举制与一党专政之框架加以结合，此即实行官吏多级考试选拔制度也。全民科举，即吏之一级直接向全民开放，此可通过对现有之公务员考试制度加以改造而得实现；比如最重要者将考试内容改为以四书为主，取消面试（因极易启不公正之故）等。党内科举，各级官员升迁之前，必须通过相应级别之四书五经考试，其水平应高于全民科举，且级别愈高，水平应愈高。党内科举立即实行或有困难，可先代之以于升迁前之党校培训中加入群书治要与四书选讲，及前一种科举实行到一定程度后乃续行之。

当中国取得领导全球之地位，则必参照周官之一统封建制来安排天下制度。吾于旧著中云当中华建立起其全球权利之时，世界亦已至毁灭之边缘。因为此前世界各国仍然于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之路上争先恐后向前飞奔。中华既已获得全球权利，至此方有条件能力来安排天下体系，带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之危险。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上，此一未来之全球天下体系皆需以周礼为蓝本：中国政权上承于天于天下行封建，中国为天子之国，他国为诸侯之国，中国政权之合法性来源于天，他国政权之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政府，中国有权决定各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并有权干预其政治经济；各国首脑及主要官员都需由中国任命。依照周礼，不仅诸侯是出于天子之分封，而且各国之卿等主要官员也均由冢宰以王之名义任命，未得王任命而由其国君自己任命之卿称小卿，其区别至严也。以中国为中心，天下各国分为九服，各服有不同之对于中国应尽之义务。如朝贡等。各国亦据其身份拥有不同数量之军队以及其它待遇，不得超过规定。礼乐征伐自中国出，各国不得专伐专封。中国拥有压倒优势之军力，故不惧他国之不服也。柳诒徵先生曰：周之制度，小则比闾族党，行政皆民选之官，大则候卫要荒，率土守王朝之法。其相维相系之妙用，均散见于《周官》。故熟观《周官》，则知周之封建，虽分权于各国，而中央政府之政令固无不达于诸侯之虞。其组织各国而成一大国（按：即天下），俨如今人所谓有机体，绝非后世苟且补苴之制可比也。（《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05页）此种天下制度完全超越民主理念下之平等民族国家体系。于此，天下已获得义理与秩序，不再是混乱之世界战国。此亦不同于以武力征服消灭他国而来之帝国。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罗梦册先生《中国论》曰：“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正可与此相发明。按共济会所设想之世界政府即是不折不扣之帝国，乃是持选民思想之西人所能设想之除民族国家体系外之唯一世界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乃即生态危机之制度原因，不消灭此，生态危机无解决之望。为领导世界走出生态危机，此时应于中国恢复公有制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于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于各国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和中央集权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周礼在工业上实行严格的之统计与考校制度，农业上实行土地国有及授田制度，皆是有严密组织与计划之经济，故周礼之经济制度完全系社会主义，其中有许多可供借鉴之资源。此阶段初期世界之紧张已无以复加，人口已增至或者超过地球承受能力之极限，人类只有依靠均平合理之公有计划经济来共渡难关。此时面临之问题已非发展，而是按计划缩减工业与人口之规模；直至于一可持续之度上稳定下来。亦需要改变技术形式，迅速放弃现代科技与大工业大农业，复兴传统生态科技与小作坊一家一户之组织形式。此种转变现在看来难于上青天，然有儒释道世界观人生观之广泛深入人心物欲人生之被放弃，人生向物质之外用心以及有力之全球计划，将是可及者。

与此同时，应将已于中国复兴之三代学校模式辅以佛道两教向全球推行。天下一统应以三教教化之普及于全地与中国学术之统摄西学为先也。以上是第二步将周官于天下做有限度之落实。

当天下于中国之领导下已消灭资本主义并走出生态坏死之紧张，出据乱入升平大同在望，国家政党皆已完成其使命而可退出历史舞台，则有条件全面落实周官，以期阶由升平进至太平也。如此则虚君设官封建井田学校选举礼乐官联民联婚姻民兵工商政刑诸制以及经中包罗天地细密入微之无穷良法美意皆可于此时充量实现于南州，王道礼乐大行于天下，生于此中之苍生何其有福也！写至此心底涌起无限向往之情，唯愿此美好早日得見于天壤之间，馨香祷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