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仁本体的儒学复苏时代

—— 甲午年儒学新著略窥

作者：范仄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三日丁未

           耶稣2015年4月1日

2015年3月2日， 任重兄电邮，让我从给出的36本儒家主题著作中推荐10本好书，我应允，但很多没读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分别去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翻阅这些著作，三天下来竟然只找到20本左右。这就没法从中推选10本好书。翻阅时做了评点记录，现在连缀起来，撰写成文，供有心人参考。

由于没有从头至尾读完这些书，很多只读了根据目录自认为重要的一两章，因此本文纯粹是从思想旨趣、思想方向、思想意味上找点感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性判断便多来自不必然靠谱的外在标准，比如作者专业、身份、学历、论著评审人等。

当时定了选书三个标准：

1、乱名媚时惑庸之作不入选

2、着名相、离实质之作不入选

3、合经合时合未来之作为上品

最后，我决定只推荐一种书，即陈来著《仁学本体论》，以彰显其独特的意义。

一种期待：从“瓦解”到“隐生”

古今之变，乃易之常，故识变通变见真工夫。儒学与经学在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命运，是时人最难处理的一段历史，多以名相观之，而不能入其实质，实堪悲哀。

陈壁生著《经学的瓦解》之书名，比余英时的“游魂说”更可恶。该著太着学科之名相而不明经学真精神、新史学真精神。近现代“经”“史”之变不妨理解为古今文之辩的一种变异。该书“结语”为“为往圣继绝学”，新史学何尝不是“为往圣继绝学”之一种，为今或明之新经学垫基铺路。观察不可太表面，否则也显不出经学之力量；何况古代本有“经”“史”之辩，“经”“史”之辩何尝不是经学内在合义之一。近现代“经”“史”之变抑或“经”“史”之辩，以经学观之，便在经学之内，为经学发展之一种，便揭示其中意含；以非经学或名相观之，便在经学之外，便以“瓦解”名之。如自名儒家，当以儒眼观之，视之为经学内部一变。另，古今学科之变研究者已众。

彭春凌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的视角相对中正一些，其导言标题为“作为儒学转型内生问题的新文化”，直接标举视角是“从儒学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观察新文代反孔批儒问题”。此书结语标题是“1920年代知识话语的代际转换与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隐没”。与“瓦解”相较，“隐没”一词境界则高出不止一个层次。该书第一章引入其实是作为事件的“跨文化性”，第二章从儒家正信异端之争引出“反孔教”事实及其合流。这都是从内生视角所做的努力，暗扣儒家的“生生”观念。

从“瓦解”到“隐没”是一次境界升华。期待下次的境界升华是从“隐没”到“隐生”，认为儒学与经学在五四运动以后进入一种“隐生”阶段，并将这种“隐生”机制和形式揭示出来。只有这样，关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才能进入“生生”境界。当下则主要是从“隐生”到“显生”的人文实践及创生。

沟口雄三著《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兼具理解之可能与客观之距离，是认知的自然条件。沟口雄三研究中国可谓有此“兼具”，因此多少有些穿透力。作为社会史的思想史与作为观念史的思想史都是需要的，后者考验义理辨析的内涵开掘能力，前者考验事实性关联的外延内化能力。该著可称为作为社会史的思想史，稍兼作为思想史的社会史。该著以“三民主义”、“平等之公理”、“大同主义”和“儒教的再生”描述辛亥以来的“走向人民中国”，以“大同主义”解文革，以“儒教的再生”解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毫无心理障碍，大抵是距离的缘故。这缘故之褒贬不论，但亦可算一种对“隐生”的揭示。

新经学：从历史文本经学到考古文本经学

“经”“史”之变尚未结束，包括考古学、古气候学、古天文学等在内的新史学正发挥释经功能。新史学发展至今，已成果累累。经学一旦显生，这些成果必定全面发挥释经功能。虽集大成者未出，但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开始尝试。最早因此有反响的便是李零的论语注释。李竞恒著《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则更加力图集中新史学成就，既注释《论语》，又重定《论语》文本。作者要“以考古学的资料，去逼近《论语》的历史语境”，要“借助于考古学，尽量还原当时的器物、技术和图像，将这一个'世界'与《论语》的'义理世界'整合起来”，力求孔子的“古儒本意”与“孔子的历史世界”相得益彰。

“经”“史”之变又经一变。此变将给经学的历史统一性带来更大的困难。古今文之争难消，考古文本又起。经的历史文本与考古文本之争之统将又是漫漫路。但有一点估计是肯定的，即新经学的经文本必是以考古文本为基础核定的新文本，而新经学必是历史文本经学与考古文本经学的统一。

新经学要出世，不能没有公羊学的声音。复旦郭晓东、同济曾亦等都有复苏公羊学之愿，亦尝试解释现实和谋划未来。公羊学确实有一种超拔经文，让经文获得解放的一种力量。新经学诞生如果艰难，从公羊学入手无疑是一种好途径。尽管公羊学学人更需要一种洞察大变局的能力。人云中国两千年来皆行秦政，我则改为中国两千年来皆行秦制，而秦政只是秦制的一种具体应用和发挥。由此观之，公羊学之兴盛恰好在秦制两千年的一头一尾——前汉与晚清，而何休公羊学乃公羊学衰微之时的纯学术主张而已。何以如此，则需极大的历史想象力和洞察力。郭晓东校疏《戴氏注论語小疏》，戴望以公羊义注《论语》，郭晓东再以公羊义疏戴注，可谓公羊义之叠加，以此观《论语》，必有一番新景象。迄今为止，此书算从公羊义进入《论语》，从《论语》进入公羊义的好途径。

在书店阅读李畅然著《戴震<原善>表微》内篇第六章，知《原善》思想由来，读外篇知戴氏知经与体道之关系。知经与体道之关系，当然构成本体意义上的经学理解和经学解释，也是新经学的必由之路。历史文本经学与考古文本经学，也许存在直接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它们的统一则尤其需要本体论意义上的经学理解和经学解释，特别是从体道上来把握历史、把握历史文本经学，把握考古文本在新时代的出世。

“反动”的时代

儒学界群体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增补本）很“反动”。其可贵之处亦在于这个“很反动”。中国有时很需要辜鸿铭这一类的人。当然，但愿今后不只是“很反动”，而是系统而精深地“反动”，更希望是“正反合”意义上的“反动”。

方朝晖著《为“三纲”正名 》以人格独立性、私德高于公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秩序、忍辱负重的精神、历史选择而非人为强加论“三纲”的本质。它力图辨“纲纪”，驳对纲纪做“绝对服从”的理解。从高义来看，这些辨析很有道理，但针对“绝对服从”“极权主义”等而来则不足取，因为终究是在现代自由主义设定的陷阱里挣扎，而这种挣扎根本不可能被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所接受；更不能否定“三纲”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而应真正地从“三纲”角度来论述其与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将历史现实视为“三纲”的历史丰富性、变异性，而不是从现代自由主义角度来撇清这些关系，把“三纲”变成纯粹非历史性的东西。

吴钩著《中国的自由传统》，自由的儒家线索与专制的秦制线索相拉扯，构成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张力，这是其尝试解释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作者认为：“我们的传统并非完全是专制的基因，恰恰相反，它富含反专制、求自由的渊源。”儒家成了自由主义的，大抵就是这部书的目的。

仁本体：大陆新儒家在复苏时代的新成就

中国当前的儒家形势，只能说尚处于“复苏”阶段，离“复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从儒家复苏来看，大陆儒家成绩是斐然的；从儒家复兴来看，大陆儒家成绩还是初级的。我认为儒家在当代世界复兴的标志是对世界具有替代性的贡献。儒家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儒家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何如此说？因为当代中国的命运和意义也得在当代世界这一“新天下”中获得实现。

我写过的文章不算多，亦不算少；论及的当代学人不算多，亦不算少；但几乎从不涉及蒋庆。论及必有伤及，故不论。今日依然不论蒋庆著《广论政治儒学》，唯有两建议:一、改“政治儒学”之名为“儒家政治学”或“儒家政治原理”一类；二、改“儒家宪政”之名为“仁宪”一类。儒家论政从名始，凡名无小事；名乱则政不正。

陈明说“公民宗教”已久，今日集文为《儒教与公民社会》一书。我持老观点，“公民宗教”是个糊涂概念，西方人讲不清，中国人更讲不清。此书对“公民宗教”也不会有什么具体展开。“公民”只可能作为法律事实的一种抽象属性，离完整的人有太远的距离。“公民宗教”如此而已。

张祥龙著《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将儒家（作者使用“儒教”一词）的独特性归于“人间生活化”或“亲子源头性”。后一种表述与我的认知比较一致，我当然赞赏。但其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认知仍不通达，依然停留在“衰落”“置换”等层面，与《经学的瓦解》属同等层次。其最精彩的是“孝意识”部分对孝意识的时间分析。这是他对自己同时作为现象学研究专家的一种运用。当年听他讲现象学，总用庄子比附，我抗议过两次，要求直接讲述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回答说不用庄子讲解，中国学生无法理解胡塞尔。抗议不成，我便没再选修他的现象学课。不料后来他转向儒家，当然道家痕迹依存。其关于孝意识的时间分析最大之弊是不能通达中西，主要表现是关于海德格尔的批判及关于儒耶的比较；其分析尚不圆融，展开也太粗；如其孝意识的时间分析同时亦能解释海德格尔、耶教与西方个人主义等，则接近通达圆融。

一个民族诞生值得认真对待和讨论的著作而不认真对待和讨论，其实是很悲哀的。陈来著《仁学本体论》则是最近值得中国人认真讨论的一部著作。作者认为，该书之宗旨，是欲将儒家的仁论演为―仁学的本体论，或仁学的宇宙论在此意义上，其目的亦可谓将古往今来之儒家仁说发展为―新仁学的哲学体系，此新仁学哲学之要又在“仁体”之肯定与发扬从而成为―仁学本体论，或仁体论哲学。众所周知，八十年以来关于天人合一、超越主客二分的争论一直不断。今日作者“综着讲”，一言以蔽之，“仁本体”，直接主张一体即本体，崇本举末，可谓直截了当，一扫繁琐。

从后记和全书可知，该书是对冯友兰和熊十力“接着讲”，也是对李泽厚的“情本体”“比着讲”。民国时期创建哲学体系的儒家思想家在1949年以后几乎都留在大陆。他们的思想要么通过改造而有更化，要么通过面向新实践而有更化。这个传统其实一直未断，尽管被这些年热起来的港台新儒家遮蔽。今日陈来则赓续大陆这个未断的传统往前大迈一步，我们自是高兴的，庆幸的。

中西文明对话中的儒家文明

汤一介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汇集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打通中西古今，从而使国人在华夏文明遗产基础上重构核心价值理念。总体来说，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综合的可能和可能需要综合的因素，并力求将中国值得综合进去的因素讲清楚。态度是好的，但方法不是思想的，而是学术的。

杜维明著《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正如作者所说，他是在几十年里一直从事着中国思想走向世界的工作。这种思想经验是大陆学者几乎不具备的。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把杜维明的努力阐述和揭示清楚，为儒家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儒家化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

儒家法政之维的艰难论述

所谓儒家的中西古今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之争、政法之争。港台新儒家在政治思想上有所突破中西原有格局的，多是从孙中山政治思想那里吸取养分，比如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德区分，比如钱穆对孙中山先生区分“权与能”的思想的重视。大陆新儒家从毛泽东政治思想那里吸取养分的努力尚未看到。目前一些年轻的自誉为儒家的，主要还是从西方借取基本框架，用中国传统话语阐述，或者依然是到孙中山那里吸取养分。

姚中秋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兼而有之，既有英美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又有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因素。卦算本为决事，而政治哲学又何尝不是决事哲学。姚中秋著《建国之道——周易政治哲学》以政治哲学解周易，可谓周易份内之事。但拆解周易，择卦论政治，则属发挥，此亦无可厚非。姚中秋的书自我重复相对多，故不详论。

任文利著《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力图揭示政治困境中儒家的悟道决择与政治决择，但受余英时和自己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论述多有偏颇。其实，“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一向为儒家并举，只是临机有所偏重，从孔孟时代便是如此。

蒋庆主张“政治儒学”，虽有揭示儒家政治之维的功德，但也有乱名的瑕疵，在名上带来所谓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二分。任锋著《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则直标“宪政儒学”，这种二分紧张更加加大。作者力图带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宪制会话，然而会话或会通从来不是易事，在很大程度上会通只是一种实践的工作，而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

种种乱象，无可厚非，纯属儒家复苏时期的正常现象，也是开脑洞的一种直接方法。这些努力也会有助于儒家思想内部固有的生长。

2015年4月1日

附： 甲午（2014）年度十大好书揭晓暨颁奖词

弘扬儒学，传承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了使社会各界能够全面把握当代儒家的思想动向和理论动态，自今年起， 启动年度好书榜和“十大好书评选”活动。评选活动采取读者在线投票和专家学者投票选相结合的方式。在整个评选过程中，作者和图书编辑始终回避，参加终审的学者名单保密，有效确保评选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参加本年度评选的儒学书籍，分为学术思想和大众通俗两类。每类十本，共计二十本。经过历时两月的认真评选， 甲午（2014）年度十大好书最终揭晓（名单附后）。

从上榜书目来看，两类名单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本年度儒学研究和推广的最高水平，属于精华中的精华。就学术思想类而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的《广论政治儒学》一书高居榜首。毋庸讳言，该书的作者和内容都具有划时代意义。蒋庆先生心忧国事，研精覃思，著述丰富，最近又向世人推出这部著作，旨在从王道政治的视角回应时代问题，高屋建瓴，发人深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何一位国人，只要满怀社会责任感，关注当下面临的历史抉择，品读《广论政治儒学》，就能得到相应的启发。该书实至名归，因而当选学术思想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果您要全面把握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的思想历程，就请研习这部著作。

就学术理论而言，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可谓重磅力作。该书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学术界所瞩目。作者将哲学的本体论和古典儒学的仁论相结合，论证了儒学核心——仁学的本体论构建，是当代儒家哲学的综合创新之作，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理论精品。该书不同凡响，影响极大，网络得票数一直遥遥领先。凡关注儒学理论进展的人士，不妨一读。

无独有偶，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亦为学术精品。作者从轴心突破的特殊视角切入，追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史的起源，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认为中国轴心突破最后归宿于“内向超越”，而以新的“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本书对研究中国思想史提供了独到的方法论和途径，为把握中国哲学的最终走向提供了基本线索，值得阅读收藏。

德不孤，必有邻。十几年来，大陆儒门中坚康晓光教授一直致力于政社关系的研究的成果，以《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当下的政社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成因、解决之道，现实意义突出，故而榜上有名。本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卫道”——遵循中华文化精神，重塑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继续秉承了康晓光先生宏大的视野、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立足本土、客观严谨的学术精神。

儒学传统生生不息，圣贤慧命绵绵若存。一阳来复，鼓舞人心。张祥龙先生担荷道义，奔走呼号，撰写《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一书，为世人描绘了儒学复兴的光明前景。该书与《广论政治儒学》、《儒教与公民社会》一起列入“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集中反映了大陆新儒家与海外新儒家之间的差异，凸显了前者独特的存在感受与强烈的问题意识。该书视角新颖，在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回归路径和精神特质，试图挖掘儒家固有资源，回应时代挑战，解决现实问题，向世人阐述了儒家学者是如何把握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机遇，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现代性的缺憾，进而重新认识儒学的真正精神和时代价值。

作为当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先生殚精竭虑，完成《儒教与公民社会》一书。该书从公民宗教概念出发，重新界定儒家文化系统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用，阐发其在当代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中的独特意义。此论一经刊出，学界反响异常强烈。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进行时，探寻中国道路，彰显民族气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积极参与。儒家文化若要赢得转机，重新进入百姓生活日用，就必须在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进程中构建新的理论形态。旧邦新命，探索向前，该书的时代价值就在于此。

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享誉学界，最新推出力作《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对二十一世纪儒家面临并且必须解决的何为人、人生的意义、信仰等五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期待新儒学能够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资粮。此书对把握儒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意义提供了重要参照和有益借鉴。可以说，杜维明先生从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的角度解读儒家的内核精神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是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积极成果。

与现代新儒家和学界前辈相比，儒门新锐厚积薄发，敢于开风气之先。任锋贯通中西，在政道与治道方面颇有建树。《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一书立论高远，言有所指。这本书充分展示了作者在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思考成果，学术思辨性较强，对理解中国传统宪制的由来和发展有很大帮助。另一位儒门新锐陈壁生撰写《经学的瓦解》一书，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时至今日，经学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必须重新回归经学，承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书中论理，振聋发聩，值得现代学术界高度关注。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不断升温，《论语》成为许多商家热炒的对象。为了吸引公共注意力，占领文化市场，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散发着浓郁的世俗化气息。倘若读者浸淫其中，忘却经典的微言大义，则无异于买椟还珠。欧风美雨，纷来沓至，有些学者基于自由主义的学术取向，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力求实现会通，却难免出现歪曲和比附。只有善于取法古人，钩沉索隐，追根溯源，才能为儒学义理的彰显奠定坚实的基础。晚清今文学家戴望以春秋公羊大义注释《论语》，可谓以经解经、通经致用，为我们揭示了《论语》的经典意蕴。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之《戴氏注论語小疏》，对戴氏注之出处、涉典章制度与义理之术语，尤其是大量涉及《春秋》与《礼》的内容加以疏释，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公羊学派考据性专著，亦其治经以经世之意。

儒家有着强烈的社会情怀，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唤醒民众的良知。近几年来，大众通俗类的儒学书籍，佳作迭出，成果斐然，深受读者喜闻乐见。较之学术著作，这一类书籍更能发挥化俗喻世的作用。诸如《儒家大智慧》（余东海）、《读经二十年》（王财贵）、《重新发现宋朝》（吴钩）、《儒商管理学》（周北辰）、《为儒家鼓与呼》（姚中秋）、《大宋帝国三百年》（金纲）堪称精品，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大，功在儒门，利在百姓。

民间儒者余东海先生特立独行，慷慨激昂，呕心沥血，最近完成《儒家大智慧》一书，给日益浮躁的现代社会带来一场及时甘霖。此书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枚举经典故事，将儒学的高深智慧概括为知时、知人、知言、知礼、知本、知权、知中、知因、知几、知常、知易、知命等十二智，有助于广大读者体认和参详。该书一经问世，就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商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时传颂，洛阳纸贵，为儒家智慧重新进入现代社会赢得了机遇。毫不掩饰地讲，该书在大众通俗类中独占鳌头。

儒学普及，必先读经。王财贵教授是全球读经教育的首倡者，二十年来着力推广读经教育，颇有心得。食而后知味，行而后明道。作为二十年读经教育的总结，《读经二十年》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值得关注中国文化命运的人们关注。

绍隆儒术，经世致用。姚中秋（秋风）先生涵泳史海，涉猎西学，关注民生，慧思妙运，平日心得结集成为《为儒家鼓与呼》一书，曾经入围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候选书目（社科类）。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所接受的访谈或对话，大多围绕国人对孔子的态度、儒家的历史演变、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儒家与当代中国秩序构建的关系等展开话题。真知灼见，跃然纸上，性情所在，不可不读。

昔日学者贬斥宋朝，感叹积文积弱，今人吴钩撰写《重新发现宋朝》，钩沉索隐，细致入微，为世人描绘了一幅臻于郅治的“大宋版的中国梦”。该书以随笔体的形式，发古人之幽思，试图复原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细节，旨在消除人们对宋朝的历史偏见和重大误解，进而传输这样一种信息：传统与现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丝丝相扣的，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与时俱进的。金纲先生的同类作品对大宋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进程作出描摹勾勒，史论结合，笔端含情，精彩之处，引人入胜。

深圳孔圣堂主事周北辰是蒋庆先生弟子，秉承“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古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鼓吹儒商精神和儒商管理模式，寄托了对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期待，表达了对社会转型的关注。此外，《道不远人：郭齐勇说儒》（郭齐勇著）、《正本清源说孔子》（杨朝明主编）、《大众儒学语录》（曾国祥主编）、《诚孝仁义公——中华美德新五常》（李汉秋、宋月航、王牧之主编）都是普及儒学知识的最佳读本。其中，《大众儒学语录》是本年度推进儒学通俗化的扛鼎之作，该书辑录了儒学典籍“四书”中涉及伦理道德的主要论断，简明扼要，便于携带，有助于民间社会重新接纳儒学，对改良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诚孝仁义公——中华美德新五常》一书推陈出新，提出“新五常”观念，令人耳目一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古人著述，浩若烟海，今人为何还要叠床架屋？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用极具时代特色的语言阐发“旧邦新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刍荛之见！儒学复兴，大势所趋；中华崛起，众望所归。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现将名单公布如下（在读者网络投票基础上，根据学者投票得票数高低排序）：

一、学术思想类

（一）《广论政治儒学》（蒋庆）

（二）《仁学本体论》（陈来）

（三）《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英时）

（四）《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康晓光）

（五）《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张祥龙）

（六）《儒教与公民社会》（陈明）

（七）《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杜维明）

（八）《经学的瓦解》（陈壁生）

（九）《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任锋）

（十）《戴氏注论語小疏》（郭晓东）

二、大众通俗类

（一）《儒家大智慧》（余东海）

（二）《读经二十年》（王财贵）

（三）《重新发现宋朝》（吴钩）

（四）《儒商管理学》（周北辰）

（五）《为儒家鼓与呼》（姚中秋）

（六）《大宋帝国三百年》（金纲）

（七）《道不远人：郭齐勇说儒》（郭齐勇）

（八）《正本清源说孔子》（杨朝明）

（九）《大众儒学语录》（曾国祥）

（十）《诚孝仁义公——中华美德新五常》（李汉秋、宋月航、王牧之）

此次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是 首次在读书出版领域宣传儒学著作而进行的尝试，希望广大读者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今后，我们要继续征询广大读者的意见，整理优秀儒学著作的书目，集思广益，再接再厉，将评选活动办得更好，为今后陆续推出儒学好书榜打下坚实基础。

孔子2566年暨耶稣2015年3月 20日

【相关链接】 甲午年（2014）好书榜——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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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