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唯一性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言

作者：林鹏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名作欣赏》2015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初十日甲辰

           耶稣2015年3月29日

【诸玄识按：林鹏先生在其所作《文明的唯一性》序文中，提出了文明的“唯一标准”（文明诞生和可持续性的文化基础），辞简理博、一目了然。那就是“一分为二”：A.（器/形而下）：书面文字，超越方言；B.（道/形而上）：人文化成，文以载道。按照如此标准，在15世纪以前，即在中华文明辐射远播至泰西、从而引起“爆炸性效应”之前，欧洲不可能拥有“文明”。就像该书所论证的，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和罗马）是伪造的；而且，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也是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被发掘、被滥用的。诸如：紙莎草、楔形文和《亡灵书》，以及汉谟拉比法典与赫尔墨斯智慧等，全都是以假乱真。这些代久年湮、绝踪失影的“死文明”，都是19世纪才“重见天日”的；而在中华文明向西泽被的近千年里，到处皆为文化沙漠。】

（一）历史背景

始于哥伦布的西方的海外扩张，大约经历了五百年。由起初的欧洲列强之轮番勃兴，到英法德俄诸国争霸，再经过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超级大国之冷战与苏联解体，从而，世界进入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其间，从大约1770年代到1870年代的一百年间，逐渐形成了西方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而“欧洲中心主义”则建立在西方的“古典历史观”——“希腊主义”——的基础之上（编者：再加上那时的“当务之急”是，以“塑造希腊”来掩盖欧洲百年启蒙之“中国热”）。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承受来自西方的致命重压；外部世界的侵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震荡。其间，中国文化逐渐从抵御西学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体西用”，最终还是被“全盘西化”了。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向西运动”。“西”即“西学”：无论“民主”还是“科学”，都是“西学”的表现形式（科学、民主和自由经济，原先都是华夏对泰西的“礼赠”）。西学的真源在华夏（阿拉伯是其中介），而作为西方这个“文明的暴发户”的光宗耀祖的文化谱系，它被包装为“希腊嫡传”。

（二）“西方文明”的中国观念

现代学术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准。“文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尧、舜、禹，经汤、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传统之谓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于“天下”。这也是“文明”一词的本来意义。

我们发现，在近代西方“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西学”大量引进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最初出现于法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之概念，就来源于中国文化。在欧洲，“文明”一词出现于18 世纪中期的法语中；最早使用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阿内•罗贝尔•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他正在从事以儒学为内涵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17—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称为“中国之皇帝”，法国自诩为“文明”的传教士（与在华的耶稣会士遥相呼应，神交天朝）。

杜尔哥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与源于中国的法国经济学“重农学派”的成员广泛接触，可以说“文明”一词最早由杜尔哥使用，绝非偶然。（编者：与此同时，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号称“欧洲第一个经济学家”和“欧洲的孔夫子”；他引进中国的经济理论及儒道两家的“无为”；由此法语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问世，并被亚当·斯密发扬光大）。

欧洲的“文明”的概念来自于中国文化之影响。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历史。孔子的斯文传统，不仅照亮了中国历史；孔子的理性观念（当时欧洲称“自然哲学”），也照亮了欧洲大陆。所谓欧洲“启蒙运动”是也。“启蒙运动”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权欧洲”之谓也。

（三）古埃及和巴比伦等：尚未发现“文明内涵”

“文字”指书面语言系统，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的起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诸语言的书面记录是一种被称为“拼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备“字形”要素，在“音声”中寻“意义”，算不上是完整形态的“文字”。加以欧洲历史上使用纸张时间甚晚，之前缺乏书面语言的载体，因而到18世纪末才有了“文明”的概念。（编者：欧洲中古与上古，几乎全是方言口语）    

此外，我认为“文明”还有另一个标准，那就是“文以载道”。（编者：在1492年哥伦布凭借中国发明“发现新大陆”之前，即在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的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始生文明”和主流文明，都必需具有“道”——它首先是指“与自然和解、和合”的智慧。西方没有这样的“道”，所以近代以前的欧洲不可能享有“文明”。西方中心论学者所发掘的古埃及和巴比伦等，也不存在“道”和相关的典籍。）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这个毫无疑问。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叫作“文以载道”。光有“文字”，没有“载道”是不行的。除了有“文字”，还必须看使用该“文字”记载了怎样的“文献”。举例来说，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里面“载”了什么“道”没有呢？西方学者说发现了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然而，遗憾的是《死者之书》不仅没有“载道”。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死者之书》这样一本书。该书是19世纪德国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编造出来的。再如，西亚地区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等，这类“文书”中根本没有类似中国的古代群经、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的内容。换句话说，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没有“载道”就谈不上“文明”。

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的“释读”，是西方学者们在19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三十二岁（1822年），“破译”方法为“猜谜”。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十一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二十七岁（1802年）。格罗特芬德是德国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而英国人罗林森在二十五岁（1835 年）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19世纪这几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岂能可信！再者，《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

先前，在17世纪也曾有过类似方法，不过“破译”对象则为“神秘”的汉字。如柏林一位学者缪勒（AndreasMüller）声称，于 1667年11月18日发明了所谓的“中文之钥”（Clauis Sinica）；运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汉字。当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假设汉字是一种灭绝了的文字，想来一定可以通过“中文之钥”完全“破译”出来。缪勒生前对其“发现”秘不示人，想卖个好价钱；据说临死前将“中文之钥”及其他手稿都销毁了。

其后，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约三千七百年，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的语言，那是与今完全不同的、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三千五百行，法律条文二百八十二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均为19 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但该石碑却又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可信吗？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稍微懂得考古学常识的人，一看就能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但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编者：西方中心论学者发掘“古文明”的用意有三：Ⅰ.为近代以前的、实际上是部落形态的“欧洲文明”建立“文化奥援”；Ⅱ.为基督教找寻深厚而广大的历史文化的基础；Ⅲ.扬西抑东，从而抹杀真正的文明母亲——华夏）。

（四）符合标准的“文明”独一无二

15世纪以前的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基督教和其他文化都不是“欧洲原生”。近代“西方文明”是在纸张及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才开始的。如果只有不断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语言，而没有纸张，不能将语言记录下来；那么，如何可能化解部落对抗、凝成民族国家呢？若无纸张与印刷，则更不会有文化的积累？没有文化积累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从世界上的文献源流来说，属于原生的、达到了“文以载道”标准的文明，有两支：一支是中华文明，以儒学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原生的中国典籍是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 年最后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被伊斯兰军队焚毁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没有统一的民族与语言，佛陀说法传道，使用摩揭陀土语；佛经结集为文字是在佛陀身后，据说最初结集使用巴利文，而汉译佛经则大多来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贝叶书很少流传下来。现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残卷外，大部分以汉文译本及藏文译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来。

古印度文明也存在着伪造的问题。有人会说，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吗？事实上，所谓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 世纪初才出现的概念，也属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欧洲中心论）范畴。欧洲人在经营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鉴于“古希腊文明”根基浅薄，出于为自己寻觅古老优种“祖先”的需要，虚构“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编造了“印—欧语系”的学术谎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据说这类文献起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形成“文字”的历史甚晚。现存《梨俱吠陀》由“天成体”写成，而“天成体”出现于13 世纪初。说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经出现就非常完备，至今没有多少变化，这显然是违反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的。将《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断定为公元前1500 年至公元前1000 年之间的说法，出自殖民主义学者马克斯•缪勒的猜测，并无科学依据；后来找出了土耳其波加兹科易（Boghaz Keui）等地、据说是公元前14 世纪的某些“泥板文书”，断定这些“泥板文书”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撑马克斯•缪勒的立论。

由上文所述的欧洲人对西亚“泥板文书”楔形文字的“释读”，建立在“猜谜”的基础上；可知其对土耳其“泥板文书”内容的“释读”亦缺乏严肃性，亦不足凭信。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试举明代文献数端为例，如由皇家所编《永乐大典》（汇集文献七八千种，正文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经》（少者6300余卷，多者达12600余卷），道教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计5485卷）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经、史、子、集四部各类文献，各种典章制度，各家诗词、文集，各州道府县地方志，等等，数不胜数。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大宗遗产。同时期的欧洲，除了写在羊皮上与《圣经》相关的几页“书册”之外，没见到有什么可称“文献”的东西。

中华文明向外部世界传播文化，表现出来的，是像“鉴真渡东海，郑和下西洋”那样地传播文化、传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截然不同于西方人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打着“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扩张主义与霸道。今天以“西方扩张主义”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表面看来，如今单极世界、一国独大的“霸道主义”横行天下，不可一世；但历史表明，“霸道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可以横行一时，但都好景不长。而以“仁者无敌”理念为基础的“王道思想”则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礼让（修养、怀柔、文化）、义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济困等核心价值观念。

我认为，与“王道思想”相较量，“霸道主义”终将败下阵来，历史的天平终将向以“仁者无敌”为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倾斜。换句话说，可以制衡“西方扩张主义”的唯有“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

（五）世界历史：需要“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具有特殊意义。从新文化之“西向运动”，到传统文化之“向东回归”，恰值2015年正好是一百周年。经过百年轮回，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从救亡图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再从追逐“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轮回过程。在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和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欧洲人在其“近代文明”（首次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为了隐瞒其真实来源，虚构了“古希腊文明”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杜撰了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为其“欧洲中心主义”服务。

本书考述内容尚属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论点未必全部成为定论；或者，毋宁说本书考述的内容，是对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希腊文明”定论的全面质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及五百余年的欧洲历史，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性”。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文明的独一性”，不如说是“文明的唯一性”，而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标准应当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邪恶的“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现在应该到了正本清源，以中华文明“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为圭臬，为人类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载《名作欣赏》2015第4期）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