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论

——与许章润教授商榷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三

           西历2014年11月15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认为，儒家学说回避了权力来源问题。他说：

“所有的学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到今天为止，儒家学说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比如自由主义者还有一般人都要承认主权在民，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民治以法，大概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所以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不能回避，而儒家恰恰在回避。”（共识网《许章润：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两回事》）

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以民为本、主权在民是儒家王道原则。儒家道德上以仁为本，为仁本主义；政治以民为本，为民本主义，可以用现代话语表述为两个政治原则：一、人民利益为重，二、主权为民所有。关此，儒家经典提供了大量思想依据。

《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篇》。《吕氏春秋》是儒家副经典）……这都是主权在民的古典表述。

孟子的表述特别明确到位。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的非常明确，得到天子器重才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欢心才可以成为大夫，得到百姓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人民是政治主体，决定性的力量。在政治秩序中，民是第一位的，民这个主体从根本上决定天子的产生。这可以说是古典特色的“主权在民”思想，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古典表达。

孟子认为，臣民对于君主，拥有选举和罢免的权利。孟子说，君有大过，异姓之卿劝之不听可离去，贵戚之卿劝之不听可“易位”，甚至可以诛一夫；又说，君若无道，臣子可以视之如寇仇。

根据尧舜禅让制的历史事实和《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经言，《孟子万章篇》提出了天位为天授、天授即民授的观点。孟子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作了天子。

在孟子看来，天子权力来源于天与民两方面，但天意与民意实际上是一致的。天道无言也无视无听，天虚而民实，自由表达的全体人民的意志就是天意的体现，因此，民意就是政治权力的来源。舜的天子之位，虽为尧所禅让，但最后必须获得百姓同意和支持。关此，我在《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上古禅让和主权在民一体两面。尧逝世，三年之丧后，天下之民不从尧之子而从舜，民意在舜；舜逝世，三年之丧后，天下之民不从舜之子而从禹，民意在禹。禹逝世，三年之丧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民众用脚给启投票呢。

禅让制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但与西式普选有所不同，一要有四岳群臣推举，二要有前任天子委任，三要有一定的试用期，最后取得民意支持正式登基。舜和禹都顺利通过，禹推荐的益却没有被民意通过，民意在禹之子启。于是益虽符合前三个条件，但仍不能正式继天子位，只能自动退出。这一点与现代民主制不谋而合。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追溯，也是对主权在民的肯定。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得乎道之谓德，上得天道，下得民心。得民心就是得天道最重要征象，民意所向即是天意。儒家倡导王道。王者往也，天下归往，四方所往，即民意所向。

《春秋繁露》：“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四方不往、民意不向则王道亏缺。

公羊学讲“王道通三”，“王三重”。“通”是包含、贯通之意，王道通三，通天通地通人，象征着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又最为基础。没有民意价值作基础，传统价值就无所依托，天道价值就成了空中楼阁。

儒家对革命权的肯定，也从侧面肯定了主权在民。孟子高度赞赏汤武革命，荀子认为君王不尽职守，不行仁义，就可以被取代。

或说：“主权民有也只是权说，其实儒家只讲天命之归属，而不问主权之在谁。且天意不等于民意。”云。答：天命归属和主权在谁不尽一致。如天命归夏启和商汤，主权依然在民，当民心改变，天命就从夏商改归汤武了。故在主权层面，天意等于民意，儒家高度尊重民意的取舍选择。

是君本位、国本位还是民本位，是重大原则问题，是政治正邪、学说正邪的关键所在。政治上，制度可以与时俱进应该因时制宜，但民本原则不能变。无论“天下为公”的禅让制还是“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儒家始终坚持民本原则。

《鹿鼎记》中顺治出家后对康熙说了一段话：“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这就蕴藏着主权在民的精神，清末退位诏书就蕴含着这种精神。不过，家天下政治会严重影响这个原则的落实，很容易产生君本位倾向，包括清朝在内的历代王朝大量政治问题无不根源于此。所以我说过，西方民主制和儒家君主制，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都不值得过分抬举。民主制固然弊端重重，君主制也痼疾多多。

西式民主制有其民意合法性，但道德性有限；儒式君主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现代性不足。启蒙派唯民主，主张全盘西化，复古派反民主，一味“全盘古化”，都走了极端，都要不得。中道政治主张主权在民，尊重民意，权为民所授，同时又不唯民意，在政治工作和制度建设上，无適无莫，义之与比。

或问：重民意而不唯民意如何实现？答：主权在民，强调政治权力的民意合法性，这是重民意；儒家政统之上还有道统，政府要负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责任。民众对于国家大事有言论权而没有决定权，这是不唯民意。

主权属谁，史上另有“君主主权说”、“国家主权说”，都不成立，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无意中否定了这两种观点，“人民主权说”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过，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在历史上，尽管儒家不断强调，民本原则未能完全落到实处，中西历史都有其局限性。争取早日把政治为民和主权在民思想落实到制度层面中去，是现代儒家和有志之士最重要的政治追求和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