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重归体制”是我的最高理想

记者：罗坪

来源：《羊城晚报》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初四

      西历2014年10月27日

羊城晚报：作为全球读经运动的推广人，深圳读经村乃至全国很多私塾创办人都是你的追随者，“读经教育”的核心内容和理念是什么?

王财贵：读经教育，主要是指儿童读经。经，即经典之意，是那些经历了数千年文明仍然得以传承下来的经典文本。当然在中西文明史的进程中，传承下来的经典量大、范围广，我们还要精挑细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主要读中国的经典，搭配着西方的经典。中国的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扩大一点，则为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的重要典籍。再扩大一点，我们也会读读蒙学、古文、诗词歌赋、甚至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论、药性赋、穴位歌、以及太极拳的拳经经论等等；西方的，我们也会诵读莎士比亚的诗集、剧本，圣经、柏拉图的哲学等经典。

说到理念，我们就是想给孩子提供一种合乎人性的教育，什么是合乎人性的？我认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规定的，是因为它蕴藏了天地之心、修齐之道、治平之方、文学之美，那是人性的结晶，所以虽然历经了数千年，仍有它的传承价值。我认为儿童读经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我有《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和《读经教育的基本原理》的两篇演讲，把读经教育的观念，从理论到实务，交待得很清楚。说明在儿童满十三岁以前是记忆最好的时候，能充分利用这个记忆的黄金时期把经典背诵在心，当下即能增进他们的聪明，提升阅读和自学的能力，而将来定会开发他们的人性和智慧，成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灵魂有德有才的人。我要特别指出一点：读经固然不是“一切”，但读经在我看来可以作为一种基础的教育，一个孩子读几年经，背几本经，可以为一切学习打下基础。

羊城晚报：像深圳这样的读经私塾或书院，据统计内陆有近3000家。有舆论认为提倡读经是复古，根本没有必要，你怎么看？内陆的民间读经教育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王财贵：读经私塾是不是有那么多家，我存疑。目前我所倡导的读经私塾，其教学内容与方法，虽然不纯然是复古，但确实有点像是古代的私塾。有些人总是喜欢贴标签，觉得一说到复古就是落伍、有害。其实对复古的嘲笑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叫我们学习西方，尤其是近代的西方。他们不曾去想，西方近代化的转折点是十三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复什么？就是复古，是复希腊古罗马的古。你既以西方人为师，为什么不学西方人复古呢？西方人复古你就称赞，中国人复古你就讥笑？现在，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公共场所和学校，尤其是幼儿园每年到了十二月，就闹哄哄地准备过圣诞节，圣诞是西方宗教的节日，中国人学得煞有介事，纪念耶稣变成一种中国的时髦，请问耶稣不是古人吗？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中国有人纪念孔子、提倡读经，就叫复古而可笑了呢？别人的都对，自己的都不对，这真的是在学习西方文化吗？我觉得莫名其妙。所以，不要去问复古对不对，而是要问复的是什么古？如果是千秋万世、历久弥新的古，像经典这种古书，像读经这种方法，现在失去了为什么不要复一复？不考虑经典是不是历久弥新的，不考虑诵读是不是合乎教育本质的，凡是古代的就反对，这样一竿子打翻，是不公平和是没有头脑的。现在的私塾，如果说它是复古，我要说复得好，就该复！至于将来的发展，一定是全民读经，包括体制内读经课程的恢复和体制外私塾的普及。让读经教育“重归体制”，让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读到一些经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私塾，不管如何提倡，总是少数人的事，家长们是想好了，比较过了，才让孩子参加的，舆论不必太紧张。

羊城晚报：既然你认为读经这么好，它在历史上为什么没落呢？对此你很惋惜？

王财贵：近百年来读经的没落分好几波。第一波的没落，是因为清末废科举，本来废科举并不一定废读经，但有的人读经是功利的，是为了科举，所以废科举以后，读经的劲道稍稍隐没了。

第二波的没落，是民国初建，蔡元培做第一任的教育总长，在民国元年的元月19日下令各级中小学校废止读经。满清末年虽然废止科举，成立新学堂，但是学堂里面还是有读经科，尤其在小学时期，读经课程几乎占一半，另外一半时间用来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我认为这是相当公允的安排。但这种古今中西兼顾的设计，被一手推翻了，一面倒向现代倒向西方。

   第三波的破坏更严重，1919年由爱国的五四运动扩大到文化运动，以打倒中国文化为号召；而真正把中国文化彻底打倒的做法，是1920年国民政府采用胡适的建议，把小学的语文课全部改成白话文。本来民国初年以来，虽不读经也还读读古文，一直到白话文进入小学，把所有的文言文教育改掉了，中国人渐渐连读中国书（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经史子集）的能力都没有，这才真正断绝了读经的传统。从此以后，中华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不过，虽然官方废止了读经读古文，民间还有少数的私塾，一息尚存，还是在教（读经）。到了民国20年代，国民政府又多次下令取缔私塾，这更是莫名其妙的举动。

羊城晚报：在台湾，你曾是一名大学从教人员。是什么因缘让你从大学的教学、科研中走出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动台湾地区乃至全球的读经教育？

王财贵：一个体制内的教育工作者，居然倡导与体制大为冲突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以为我受到什么刺激。其实不是这样，我是经过了长远的酝酿。四十多年前，我初中毕业后去读师专，看到古人的文章那么深刻、高超，而自己实在差太远，就想其中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考察发现凡是在历史上有成就的人，五六岁读书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经典，我称之为“有用的书”，但自己读的是什么书呢，我称之为“无用之书”。总结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古人读有用之书，所以比较容易成为有用之人；我们读无用之书，所以往往成为无用之人。

我读的是师范学校，对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多少有一些了解，而对自己受教育的历程又有这样遗憾的反省。从那时候起我就常常思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读经教育传统为什么会没落？读经教育能不能在当今的教育理论中立足？渐渐地我愈发明白，不是读经要争取在当今的教育理论中立足，而是它应该永远立足在整个人类的教育史中。推广读经教育，我是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的，不是忽然突发奇想，不是为了独树一格，也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经，现在来分享我的家学渊源。而是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小时候没有读过经，所以现在我很后悔，也替整个民族后悔，我才要这么认真来推广读经。

羊城晚报：深圳读经村已有十年发展，追溯内陆最早由社会开展的读经教育，也将近二十年。你如何评价内陆的读经教育，这会是一场读经运动吗？

王财贵：“读经运动”——运动两个字不能随便喊。当然，我也不是想做一个什么运动。我只是认为读经在教育的理论上是教育的本然，在民族的传统上是民族的责任。它是个理性的回归，不是个驱赶民众的运动。不过，读经教育，不是国家体制，不是世界潮流，所以选择读经，完全是很个别的，别看深圳读经村，似乎很兴盛，其实，以人口的比例，全国读经的孩子不到万分之一。现在倒有所谓“国学热”，似乎很火，其实都是新闻效应而已。实际上你去学校里看，有多少人在教国学？纵使有许多学校推展《弟子规》，它跟读经类似，对学生对社会已经有相当好的影响，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经。所以要让我给大陆的读经推广打一个分数，成绩为二十分吧。

羊城晚报：采访中看到目前确实有部分学生，选择离开私塾回归体制教育。回到体制他们面临着识字、其他常识教育等问题，也正在补课。有舆论认为这是读经造成的恶果，你怎么看？

王财贵：这种看法我觉得很不公平，也很短视。我们的主张是“老师不教认字”，而不是“学生不会认字”。应该普遍调查一下，大部份的家长还认为私塾的孩子识字量超过一般水平呢。况且，至于“常识”问题，更不能只用体制的标准，将读经的孩子和体制内的孩子放到一起比较。我们应该看得长远一点，在十年之后或者二十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谁走得更远？

我提倡读经教育，遵循的原则是“合乎人性，顺乎自然”，在儿童的懵懂时期和记忆最好的年龄段，他/她的主要任务是先把经典背诵下来记在心中，虽然不特别教认字，由于大量的文字接触，读经儿童自然会也能认字，并且由于语文程度的提高，渐渐喜欢阅读，默默中也渐渐理解那些经典的含义。所以，十三岁以前的读经阶段，识字并不是读经儿童的主要任务，认字是很自然，不需要太过费心的事。只要能自修，要学“常识”也不是难事。舆论拿“识字”和学校功课里的“常识”来比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要看孩子的综合学习能力和最终的结果。那些转身回归体制的读经儿童，刚开始换环境，肯定有一个过渡期和转换适应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他们要学习识字、功课，甚至数学、自然，总之，就是要应试，要考好成绩，是不困难的。他们已经拥有体制学生一生很难拥有的“满腹经纶”，而他们要追上几年落下的体制功课，会很快。这样公平地比较下来，高下立判，所以我们根本不担心像“识字”“常识”这种小问题。

羊城晚报：就目前内陆的读经私塾和学堂，例如深圳读经村，既没有等来教育部门的合法认可，也没有被强制取缔关闭，身份一直很尴尬。你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出路吗？

王财贵：得承认，这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期待立法认可。法规总有法规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但我们希望法规尽量要与时俱进，国家能不能出台涉及民间教育的法规，让私塾教育有存在的空间？这是政府的事，相信我们开明的政府，会有开明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义务教育，只是认为家长对于教育，有各自的追求，在多元的社会得承认有多元的价值观，我们不希望私塾（读经）教育一直在夹缝中生存。我们期待社会给予支持，让私塾发展得更安稳更健康。

责任编辑：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