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作者简介:任剑涛,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四川苍溪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国家如何避免衰败:比较政治学札记》《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等。 |
大陆儒家的价值自觉与积极应对
——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编者按:西历2013年11月24日下午,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弘道书院主办,弘道书院学术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采取了对话方式,一方是许章润、高全喜、任剑涛、胡水君、程农、张旭、张龑等来自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一方是陈明、姚中秋、梁涛、唐文明、慕朵生、任锋等北京儒家学者以及张晚林、林桂榛和陈乔见三位“儒生文丛”第二辑的作者代表,双方围绕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会议主题,在跨学科、论辩式的讨论中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经与会者订正,现将会议发言纪录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今天的发言安排上有点怪,让人憋得难受。主要是许章润坐在旁边,我一直抢不到发言机会。我觉得奇怪的还不仅仅是这点,这一发言单元,由家国天下变成校园文化,发言者全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二比较奇怪的是,主持人任锋明显想搞成两派对立,自由派和儒家派,我对外说自己是儒家学者,结果被剥夺资格,被归入自由派阵营。第三就是感觉失语,秋风今天发言的表态,表得比较好,把“火”灭了,而我想表扬秋风的话,也被许章润说了。
我的评议,想说的东西,就不得不换一些词儿说。我想将我的发言简单归纳为六个字。
第一,从“主题”上看,“儒生文丛”究竟想做什么?这套丛书的重要标志,就是特别强调价值认同,这是“儒生文丛”跟此前包括陈明所编的原道丛书定位,一个很大不同的标志,不谈价值或者侈谈价值的时代,怎样定位著作者的鲜明价值偏好,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以为,价值多元就是价值混乱。其实这是错的。所谓多元,就在于各个有价值偏好的人,站在自己价值立场上,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谈得清楚。在一个完成价值重建的时代,儒家中人与儒生的任务,就是明白晓畅地申述自己的价值偏好。就此而言,“儒生文丛”算是价值自觉的产物。在主题来讲,不管力行派还是书斋派,这套文丛表明,儒学在主题意识有一个转向,儒家不再隐讳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立场,或者担忧表达这个立场就被社会所拒斥。像陈明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受到打击,可以说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标志,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主题上看,因为儒家要参与当代中国思想创生,要阐明其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应该学理回应和社会回应双重意识确立起来。尽管当代儒学的生态,明显是力行派压倒学理派,但我认为,大陆儒学首先应把港台儒家学理承接过来。港台儒家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面对西学压力和西力压力,自觉承担起了应对学理压力的责任。需要强调,现代儒学面对的不是一重压力,而是两重压力。假如儒家在现代学理上不立起来,就无法成功回应西学压力,一切言述,就是自言自语。至于儒家力行派怎么有效地行?我以为也应该多元应对。譬如成立从省到县的儒家学会、建立书院、组织论坛、介入社会活动等等。但毫无疑问的是,儒家的重建,应当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回应外部压力。我觉得,“儒生文丛”对当代中国思想创生、双重压力的应对,都有积极表现。但丛书作者代表的发言,基本属于书斋派言论,尽管张晚林在湖南有力行的尝试,但毕竟你还是大学教授,社会影响有限。儒生怎么做到对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共同回应,还是一个问题。当年在世界历史上出现所谓德国时刻的时候,德国古典哲学对之的理论回应,是真正世界级的回应,产生了世界性的反响。可见理论建构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另一方面,浪漫派的回应也是不行的,尽管不能说浪漫派的主张导致了德国纳粹,但要避免相关走向。肯定“儒生文丛”出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满足于时代回应的时候了,需要突破时代的局限,超越时代的回应,才是对各位更有挑战性的期待。我相信儒家的回应,可以呈现普遍性和特殊性同具的卓越性。我历来反对把儒家特殊化。
第二,从儒学“谱系”上看,“儒生文丛”的出版是一个很大变化的标志。今天作为作者代表发言的三位,是儒生的中坚力量,将会在儒家当代谱系中占有位置。1949年以来大陆的当代儒学,经过了三次转化,出现了三代学者。第一代人可以称为“红儒”,最重要的代表当然是李泽厚和庞朴,张岱年、方克立也是红儒。红儒一代的理论标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支撑,并用以解释儒家学说。第二代可以叫“粉红儒”,代表人物就是三位发言人的导师郭齐勇、陈来、李宗桂这一批60多岁的学者。所谓粉红儒,一指他们受教于红儒,二指他们立学初期的价值根底,三指他们与国家的亲和性。粉红儒的出现,是89事件的后果。89事件以后,中国学术界没有办法再凝聚成一个阵营,官方没有办法重组意识形态权威,于是道术分裂,各自寻找价值信念,这一方面驱使知识界自我寻找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确立新的价值信念。目前走得最远的应该是郭齐勇兄。我认为,今天发言的诸位,已经进入大陆儒学发展的第三代。这一是从辈分讲的,二是从主张上讲的。以你们出版“儒生文丛”为一个标志,一种比较鲜明的儒家立场建立起来了。虽然你们的这种儒家情怀将来会怎么样?知识建构的成就会怎么样?对来自不同价值立场的人、甚至来自儒学内部的人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秉持儒家立场的学者出现了,还是能够成立的:今天儒家有独立的价值主张,有知识自觉的承担。“儒生文丛”出版讨论会,应该作为思想史事件记录下来。
第三,在“问题”意识上,今天所讨论的问题,非常丰富,层次非常鲜明。儒家学术圈内部,从微观的文字、词章到宏观的义理,都有讨论。在现场,林桂榛和梁涛就“亲亲相隐”有互动,陈明与秋风就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不同看法。这证明儒家内部是有张力的。我觉得这种张力是好的。晚明儒学内部是缺少张力的,只有一些儒家学者像李贽,是没有办法解决儒学现实介入问题的。以现实生活方式反抗政治压力,结果连自己都牺牲掉了。如果儒学内部没有张力,理论阐释就没有活力。儒学积极应对外部挑战,需要刚烈的理论性格。但仅仅是金刚怒目的感觉,虽然可以被表扬为有儒生气象,但是像孟夫子一样,凌厉气有余,敦厚象不足。整个说来,在儒学发展问题上,今天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把问题的扩展,从家、国、天下宏观统纳。但在逻辑上讲,理论的自洽性还不够。家、国、天下的分别呈现是自足的,但由家而国的逻辑还需要推敲。至于国家情怀,还是过强,儒家建构与国家意志联系得还过紧。这时,一个问题便凸显出来,超国家意识怎么办?亚洲怎么办?天下怎么办?如果将天下、国家向家庭递归,家本身如何化解“浓情化不开”的亲情血缘关系?其对社会建构会不会有负面影响?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尽管对之可以正面阐释,但负面的难题不能回避:今天中国困于血缘关系,是不是跟儒家太过重视家庭价值有关?比如太子党的问题,就是因为困于家庭关系,很难建立抽象规则。人们可以把家庭谈得抽象,处理得非常棒,但家庭血缘关系与人的家园感不是一回事。从家到国家再到天下,递归性的解释需要自洽,不要把家说成一朵花,这样的话,儒家的逻辑自洽性会有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会颠覆儒家立论,但需要儒家给出更有公共说服力的论证。
“儒生文丛”第二辑
学术指导: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樟法 秋风
主编:任重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书目(七册):
壹.《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姚中秋著)
贰.《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余东海著)
叁.《追望儒风》(米湾著)
肆.《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张晚林著)
伍.《“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林桂榛著)
陆.《闲先贤之道》(陈乔见著)
柒.《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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