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门是武装集团
作者：汪子懿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7日
    


    孔门不仅是知识集团、宗教集团，也是商业集团和武装集团。

    孔门是知识集团和宗教集团是显而易见的。孔门是由信奉儒教文化的人所组成，因而儒教文化也就成了聚合孔门的因由和价值纽带。不管是参政、兴办教育还是周游列国以传道，都是基于知识、文化和宗教目的。商业集团的性质就隐晦一些，但孔门兴办教育事业、周游列国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也不必讳言；且可以肯定，子贡作为大商人不仅为孔门的各项事业提供了献金，反过来，孔门也必定通过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为包括子贡在内的儒商提供了商业机会和其它方面的有力支持；孔门所兴办的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壮大，也是因其采用了有偿教育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十条干肉，就是学费。需要注意的是，学费的额度很低。另外，对于经济困难的向学人士，孔门定会免除学费，虽然这是作为低额度有偿教育商业模式的补充和例外而存在的。


    孔门的“尚武观念”


    对于孔门是武装集团的性质，古今中外的学人甚少论及，故在这里，我集中笔墨详述之。孔门本身就是尊奉“崇文尚武”理念的精英集团，有此理念作为先导，自会在组织和行动上造成一个不仅崇文而且尚武的集团。从孔子的血统看，孔子不可能不尚武或不推崇尚武观念。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名尚武的战士，《左传》襄公十年载“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可见，叔梁纥的勇力和战斗意志之强，而对于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论语·子张》）的孔子及其弟子来说，不可能不承继父辈的“尚武”观念，并将其贯彻于儒教教义和孔门的实际工作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此句表明，孔门十分注重军事教育和训练。

    孔子也颇为重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武力的作用，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以达到或避免某种结果。这其中，包括攘夷、维护礼乐制度、大复仇等，由于这些内容已在拙文《论儒教军事思想》中作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只略举数例。圣王孔子在与人交往时比较注重“温良恭俭让”，给人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形象，但是如果有人胆敢破坏“礼乐制度”，孔子便会强硬地大声疾呼诉诸武力以恢复合法状态，成为彻底的鹰派和主战派。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孔子即便致仕居家，遇有破坏“礼乐制度”的国际事件，也要郑重地奔赴庙堂申明主动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主张。而《春秋公羊传》所宣扬的“大复仇”理论更是要求人子、人臣在面对“杀父杀祖”、“弑君”等情况下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主动的进攻性行动予以复仇，如果消极不作为，就是“非臣”、“非子”，春秋大义必予贬斥。《春秋》庄四年夏书曰：“纪侯大去其国。”《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可见，儒家对大复仇战争持肯定的态度。


    “武装集团”之定义和孔门是武装集团


    既然孔门是提倡“尚武”精神的集团，也主张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主动地、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那么孔门自然会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循此原则进行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故孔门能成为武装集团丝毫不奇怪。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武装集团”并不仅指军队，军队只是“武装集团”中的一种，除了军队，“武装集团”还有其它的组成形式。比如，孙中山先生首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并不是由同盟会的军队实施的，因为同盟会和之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组织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军队迟至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后才得以建军，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驾鹤西去了。但这并不代表1924年前的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同盟会、兴中会等不是武装集团，反清时期，这个武装集团的组成形式是留学生和洪门等会党成员的联合体。孙中山本人即是洪门“洪棍”（元帅），广州黄花岗起义72烈士中有一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学生等事例就是明证。德国纳粹党是另一个典型例子。纳粹掌权后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基础是德国原有的国防军，后来打出了荣誉和名声的纳粹党卫军也是在战争爆发后才大规模建立的。德国人民选举纳粹党上台执政前，纳粹党和孙中山一样没有自己的军队，但该党有罗姆领导的冲锋队，冲锋队不是军队，而是由一群失业工人、流氓无产者、退伍军人和党棍组成的乌合之众，至多算是民兵，基本只能用于街头斗殴、冲击敌对党派集会和保卫纳粹党集会，以至于后来的纽伦堡审判都判定冲锋队不是犯罪组织，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组织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严格来说，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是“不是军队的武装集团”，但却是不比军队逊色的武装集团。综上所述，我可以为武装集团下一个定义，就是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潜力并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的团体，不管这种暴力是用于进攻还是用于防卫。

    孔门符合这一定义，因此孔门是武装集团。下面我将举出三方面的证据论证之，即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孔门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潜力；当时的政治精英对孔门武装集团性质的认定。
 

    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

    毋庸置疑，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孔子在14年周游列国的传道历程中，曾遇到过至少三次被有组织的暴力集团攻击的险境，分别是“畏于匡”、“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和“厄于陈蔡之间”，实施这三次攻击行为的三支武装集团中，有一支是由陈、蔡两诸侯国的各种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军，一支是不确定由诸侯国军队还是由实力派大夫的私人武装组成的暴力集团，还有一支是组织良好、求战心切的民兵组织。但面对三次攻击，孔门师徒都能顽强应对，即便暂落下风，也没有让攻击者达成杀死或俘虏孔子的预设作战目标。可见，一旦孔门师徒投入暴力冲突，其释放的有组织的暴力十分惊人，甚至可以在诸侯国联军的冲锋和围攻下坚持战斗到弹尽粮绝而不屈服，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对孔门而言，“不能屈”不仅体现为气节、也体现为实力。

    关于“畏于匡”，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周文王离世后，上天赐予人间的所有文化精神都在我孔子身上了，上天不会泯灭所有的文化精神，所以匡人不能把我怎么样”。孔子的自信当然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他深知自己是上天在人间的化身，受命于天，承担着代天立法、为天传道的天命，凡人自然奈何不了孔子，但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孔子对孔门诉诸武力的能力成竹于胸。

    很明显，匡人主动发起攻击后的一段时间，孔门不占优势，很可能是受到了匡人民兵组织的奇袭，以至于有部分孔门人员脱离了大部队。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从中可以看出，即便身处激烈的战斗中，孔门师徒依然从容、无畏且不失幽默，孔门作为一支武装集团的高昂士气可见一斑。

    而在战斗中，孔门师徒的技战能力和战斗意志令匡人民兵生畏。《史记·孔子世家》举了一个例子：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对该句，后世学者颇有争论，大部分的意见是，蒲地的战斗与“畏于匡”是两次不同的战斗，因《史记》原文有（公良孺）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但钱穆先生认为，匡与蒲是一个地点，卫国的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且孔子没有两次经过此一地点的可能。（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我认同钱先生的观点，故采之，将《史记》该句视为和“畏于匡”是同一场战斗，但即便不是同一场战斗，也不影响我的论证，而只能说明孔门师徒遇袭的次数更多而已。“斗甚疾”和“蒲人惧”六个字已将孔门这个武装集团的战斗力呈现在后人眼中。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战斗的另一方，即匡人民兵组织。对于其为何攻击孔门师徒，《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看来，两方发生武装冲突，完全是一场误会。匡人本想找曾经施暴于其的阳虎寻仇，结果因为孔子长得像阳虎而被当成了替罪羊，整整围攻了孔子师徒五天之久。五天之后，估计是双方都斗得筋疲力尽，但谁也压倒不了谁，只好诉诸于外交和谈判途径解决，方才发现不过是一场误会，于是，匡人撤围而去。但从该句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能够证明孔门是较强的武装集团的蛛丝马迹。其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既然匡人认定孔子就是残虐过他们的阳虎，自然复仇心切、作战坚决，不会对他们眼中的仇人，即孔门师徒手下留情，心存怜悯。所以，匡人虽是民兵组织，但必定士气高涨，战斗也因之极为激烈；其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孔门师徒竟能抵挡五天不分高下，其战斗力之强应是没有疑问的。

    与“畏于匡”类似，孔子在面对由宋司马桓魋率领的武装集团的攻击时，再一次表达了对战胜敌对势力怀有的强烈自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道：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畏于匡”不同的是，此次战斗是一场阻击战，孔门师徒边打边转移，最终摆脱了由宋司马桓魋率领的，不知是由宋国正规军还是由桓魋私人武装组成的攻击集团的追击。若孔门不是能够诉诸暴力的武装集团，而是由一班文弱书生组成的旅行队伍，估计在桓魋攻击集团的第一波冲击中就被击垮了。

    孔门师徒在14年周游列国以传道的历程中遇到的最凶险的情况就是“厄于陈蔡之间”。孔门与陈蔡联军发生冲突的起因，《史记·孔子世家》作了交待：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孔子对此次被围绝粮的经历记忆深刻。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最后，该事件以“楚昭王兴师迎孔子”，陈蔡联军撤围告终。

    实际上，在周游列国前，孔门师徒在参与鲁国国内“堕三都”的政治斗争中已显露其武装集团的性质。在这场前功后篑的斗争中，孔门与鲁君、季氏的联合武装力量击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领导的费人叛乱集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宣告了孔门作为武装集团正式成形。
 

    政治精英对孔门武装集团性质的认定


    接上述，楚昭王迎到孔子后，立即被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人格魅力所折服，遂提出裂地封孔子，但被令尹所阻。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军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记·孔子世家》）从《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可以发现，在楚国二号人物，令尹子西眼中，孔门的综合实力极强，甚至胜过了楚国的执政集团，其中，作为孔门武装力量领袖的子路被着重提及，说明在子西眼里，孔门具有武装集团的性质，有诉诸较大规模的暴力的能力。
 

    孔门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潜力

    正如“核弹的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在发射出去之后”，武装集团要达到自身的战略目标，也不能随便诉诸真实的暴力，而要重在利用暴力实施的可能性所释放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来达到目标。如果一个集团具有这种暴力威慑力和影响力，具有诉诸暴力的充分潜力，能够让其他人或其他政治、军事集团相信必要的时候其可以通过诉诸暴力以达到或避免某种结果，即便该集团没有真实地诉诸于暴力，那么，该集团也是武装集团。

    从孔子周游列国前仕鲁时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两项作为可以感受到孔门作为武装集团所辐射出的暴力威慑力和影响力。内政是诛少正卯，外交是夹谷之会。

    少正卯是孔子的政敌，在与孔子的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孔子则经由诛少正卯克服了施政阻力，得以部分地推行其政策主张，使鲁国在三个月内达于“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的大治境界。而少正卯敢于违背君心民意，乱孔子之善政，必然在鲁国具有一定的权力根基，如果孔门只是一个毫无暴力潜力和威慑力的书生集团，则少正卯必会选用暴力施压、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暗杀、政变等手段对付孔子，就像慈禧对付康梁一样，而不会坐以待毙。从孔子诛少正卯的结果来看，孔子与少正卯之间的斗争已是你死我活，双方已不可能通过谈判和妥协来求得和解，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其中当然也包括武装力量等硬实力的对比。

    关于夹谷之会的记载，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夹谷之会是由鲁国的地缘政治宿敌齐国提议召开的，目的是以“好会”为名，暗伏武装力量，借机劫持鲁君和其他执政权贵或者以武力逼迫鲁国方面签署对齐国有利的谈判条款。类似的事件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鲜见，秦国在武关之会劫持楚怀王就是其中最惨痛的例子。孔子在夹谷之会前就认清了齐国的目的，因而告诫鲁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从而加强了军事斗争准备，奠定了鲁国在夹谷之会中取胜的实力基础。可以想见，孔子认识至此，必然也动员了孔门武装集团的力量参与夹谷之会，增强了鲁国方面的总体实力，使孔子底气大增，敢于当着齐国国君及其众大夫的面斥退莱夷、斩杀优倡，大挫齐国。虽然齐鲁双方早已准备好的武装力量并未真刀真枪地发生冲突，但会场上激烈斗争的双方一直处于对方的武装力量的威慑之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孔子事先未做军事部署，则齐国必会动手，齐国之所以自始至终保持克制，就在于其顾忌由鲁国正规军和孔门武装集团组成的联合武装力量。斗争最终以齐“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也就是以孔子的胜利和齐国的失败而告终。


    两种伪儒观点：“孔门不是武装集团”和“儒家不尚武”


    当前，以儒家为名推销非儒观点的现象常有发生，有的是出于误解，有的则是出于曲解。其中，比较流行的有：“儒家以德报怨”、“儒家对民族仇恨持宽容态度”等，对于熟悉儒家经典的人来说，这些伪论根本不值一驳。但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非儒观点日益影响着儒学圈，其中，就包括“孔门不是武装集团”、“儒家不尚武”。对于这两种伪儒观点，本文已经作了驳斥，现在我想再用一点篇幅揭示此两种观点的危害。

    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就是孔子听信了上述两种观点，要求孔门只是一味读书、做学问、修身养性，成为只是崇文、只是道德高尚而不尚武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其结果就是无论孔门创造的文化精神有多么辉煌，也会归于毁灭。上述“堕三都”时面对费人叛乱集团的围攻、“畏于匡”、“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厄于陈蔡之间”，无论哪一事件中的敌对方都可以将不是武装集团的孔门全灭，甚至少正卯都可能先发制人，对孔门造成伤害。如此，作为文化载体的孔门都不能自保，何谈保卫和传承文化，践行上天使命呢？

    更可怕的是，这两种伪儒观点若流行于儒学（教）是中华帝国统治意识形态的时期，则不仅会腐蚀儒门，还会腐蚀整个帝国和汉民族，使无数先辈在文学、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多年努力和成就一朝化为乌有。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建政等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倒退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而造成这种黑暗局面的原因就是帝国和汉民族在军事和武力上的失败，挖深一点说，就是因为后世的某些所谓儒家忽视了“尚武”精神和儒门“武装集团”的性质而导致的。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今天的儒家和大汉民族的每一名成员怎能不反躬自省、汲取教训呢？

                                  2564、3、26（2013、5、5）于京东燕郊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