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毕业生应该先服兵役或先当保姆两年
    ——利用儒家文化红利，应对现代社会变迁
    作者：范瑞平（香港城市大学）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4月8日 
    
     
    
    作者按：学友张祥龙、慈继伟、景海峰、王庆节对本文初稿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特此致谢。
    
    
    
    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言精彩，值得传诵。那么，干什么？怎么干呢？就政府而言，需要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进行适当的制度创新、政策改善，才能引导人们从事有益的实干，而不是胡干、乱干、蛮干。问题在于，进行制度创新、政策改善，都需要基本思想的指导和根本价值的诉求。一套流行的现代西方思想、价值是：社会应以个人为本位、以权利为基础、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则是：社会应以家庭为本位、以德行为基础、实现每个人的幸福、和谐。我们应当以哪套思想、价值为指导呢？当然，这两套不同的体系，并不是不存在交叉观念，也不是蕴含着在每种制度、每项政策上都有不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追求每个人的幸福、和谐，也需要至少作为“后备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的保护，更需要法治的保障；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人也不会不要幸福、和谐；为了自由、平等而损害幸福、和谐，他们也会痛心疾首。然而，这两套思想、价值体系，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突出表现在它们所肯定的优先价值上的不同：一方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优先价值；另一方则以“家庭、德行、幸福、和谐”为优先价值。
    
    本文不拟论证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孰优孰劣、或者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更不想论断什么普世价值。本文的意旨是，在下述两个考虑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文化的”建议，供大家评判。第一个考虑是，不论“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优先价值有何优点，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出现一些严重危机，它们同这些价值追求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这些价值追求所造成的。第二个考虑是，我们需要研究如何使中国的发展避免出现这些危机（至少不要象西方那么严重），看看我们的“以家庭为本位、以德行为基础、追求每个人的幸福、和谐”的优先价值能否有所建树、如何有所建树。一个“文化的”建议是，我们应当重视自己的文化红利，应当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进行适当的制度创新、政策改善，从而既设法应付当前的问题（如腐败），也设法避免西方的危机，最终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道路来。
    
    概括而言，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着至少三个方面的危机。一是福利危机：由于过分确立和提升福利权利引发了越来越大的道德风险（即越来越多的国民毫不吝啬地花费、甚至浪费由他人付税、国家提供的各种好处），失业率高企，财政赤字恶化，国债飙升。二是代际危机：在经济方面，依靠后代人的工作来为这代人的生活买单——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不讲量入为出，只管痛快享受，娱乐至上，度假优先，不事储蓄，赊账度日先花未来钱；在道德方面，在“进步主义”的旗号下，不尊重、更不提倡学习和继承长辈的德行，而是崇尚我行我素、标新立异，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这两方面的代际冲突（即经济冲突和道德冲突），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日益老化的状况下，预示着严重的经济不可持续性和未来困难。三是家庭危机：传统家庭破碎，各类“家庭”涌现，单身母亲倍增，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人类经济、价值和意义问题。如果以这三种危机为标志，那么现代西方文化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堕落”。但在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首要价值的现代西方文化体系之中，这种“堕落”只能继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当然，他们或许能够通过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关、自由与责任对应等个人主义观念来强化工作、要求储蓄、缩减开支、从而暂时减缓福利危机与代际危机（能否成功我报怀疑态度），但他们无法应付日益严重的家庭危机。因为，在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优先价值的现代西方文化中，选择是否结婚、生子、离婚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他们个人自由、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不得干预。在宗教衰落、消费先行、享乐至上的世俗社会，婚姻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行将崩溃：单身一族不断扩大、不育人数日趋增多、社会人口日益老化。其结果是，传统家庭所承担的教育、健康、养老和福利的功能，只能假手于政府，从而使得小政府根本无法维持，大政府成为势所必然，因而福利危机与代际危机势必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概言之，在这三种危机的威胁之下，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堕入经济无法持续发展的悬崖，所伴随的乃是虚无主义的文化深渊。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类的“堕落”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相对比，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中国社会，其主要问题不是“堕落”，而是“腐败”：没有从制度上实现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因而不断出现政治腐败，包括“压迫”和“专制”的情况。不少人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转向现代西方“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优先价值，仿照现代西方的制度、立法、政策，搞得好的话（假设而已——事实是不少这样做的国家都没有搞好）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然而，问题在于，果真如此，我们也就走上了上述的“堕落”之路。因而，我们的反思应当做得更加全面、更加深远一些。事实上，就当代中国而言，尽管我们对眼前的“腐败”刻骨铭心，“堕落”的路径也几近清晰。我们不但需要遏制眼前的“腐败”，还需要防止将要出现的“堕落”。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完全投向“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怀抱，而是重新思考“家庭、德行、幸福、和谐”的好处，看看能否提出既有可能控制“腐败”、也有可能预防“堕落”的宪政制度和政策法规来。当代儒者蒋庆先生利用儒家文化的义理和价值富有创意地提出，合理的宪政应当具备“天、地、人”三重合法性，需要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三院立法机构，不能全由一人一票的普选产生，从而避免短视的民粹主义。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示范我们如何以自己的文化资源为本，借鉴现代西方经验，同时认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毛病，不要照抄照搬。不想正视我们的“腐败”问题，终究是缺乏自信心的偷懒行为；但不愿承认西方的“堕落”趋势，也只是一厢情愿的食洋不化。
    
    本文所说的“文化的”建议，乃是针对当代中国社会所提出的“重构主义儒学”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具有悠久深厚的儒家资源，应当很好地利用这份文化红利，面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生现实，通过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综合地领会和把握儒学的核心主张，从而利用适宜的当代通俗语言来把这些核心主张表述出来；更重要的是，需要直截了当地为当今的宪政建设、制度改革和人伦日用提出建言、献计献策。这就是“重构主义儒学”的中心意思。蒋庆的“儒教宪政”提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证。但本文不拟论述“儒教宪政”的大框架问题，而是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我看来，大框架问题可能一时半活儿无法解决，但一些 “重构主义儒学”的小型政策主张或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希望也可放在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新的宪政框架得以实现了，大量具体的政策、措施如何制定、实行，还需要切实研究。简言之，本文试从儒家文化价值出发，提议中国大学毕业生应该先服兵役或先当保姆两年。本文第二节将就这一提议的内容做出说明，第三节将利用儒家文化思想和价值对此进行辩护，最后一节回应一些可能的批评。
    
    二
    
    本文提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学毕业制度，要求每名大学毕业生首先去服兵役两年、或者从事家政服务两年、或者做无薪志愿者两年，然后才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或者去读研究生。他们可以在这三者之间作出自己的优先选择。估计由于部队所需人数较少及要求特殊，将有不少未能如愿服役者，他们还需去当保姆。那些不愿去当保姆的人，可以选择去民间的、私立的志愿者机构中做两年无薪义工。除了特殊情况外（如相关的残疾人毕业生），无人应该免除这一制度所要求的两年工作。即使他们在毕业之际已经找到了政府机构或企业的工作、或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他们也需要满足这两年的特殊要求之后，才可以开始。
    
    对于那些到境外读大学或研究生的年轻中国公民，毕业回国后应当先行补上这两年的要求，然后才能开始其正式工作。当然，如果在境外毕业后已有一些年的工作经验，可以免去这项要求。具体几年，可以讨论。我想本科生十年、博士生六年也许是合适的。对于那些选择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的父母，应该延期实行。延期几年，可以讨论。我想孩子三岁后或许是合适的。
    
    从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数来看，本提议是可行的。根据统计，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为68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都将达到700万人左右。按男生、女生各一半推算，各为350万。我国的现役军人约为230万，加上大约120万的武警部队，约为340万。以2-3年的服役期算，每年都需要100多万人。在家政服务方面，所需人数非常多。我国现有大约一亿九千万个家庭，就算只有10% 的家庭现在提供家政服务工作（香港至少是25%——大陆家庭这方面的需求想必越来越高），也将需要1900万人。总之，从需求上看，就两项工作足以消化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另外，对于那些既不能当兵、也不想做家政的人，现在各个城市都有不少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可供他们选择。
    
    三
    
    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制度呢？其必要性何在？为其辩护的道理何在？我承认，若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优先价值，这一提议是难以得到辩护的，因为它似乎违背个人的基本选择权。例如，不少人认为每项工作都应取决于志愿；即使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志愿兵不足、需要强制征兵，也应该抽签选择，“公平”决定，更不用说要求人家当保姆、做义工了。凭什么要求大学毕业生这样做呢？有人肯定会这样问。但在我看来，基于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这一提议是必要的、也是有道理的。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是建构社会正义的需要。儒家文化是以人的德行（如仁、义、礼、智、信）、而不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来考虑和构建社会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制度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观看重个人的选择及其实现的公平性，而以德行为基础的正义观则看重德行的培养及其实践的公平性。后者的一大特点是贤能主义：社会对有才学的年青人在德行上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应当为社会的共善做出更多的贡献、从而更有利于培育和实践自己的德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不但做到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且初步学有所成，因此应当对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因而，这一要求从以德行为基础的思想出发来考虑是公平的。服兵役是艰苦差事、甚至有危险；家政服务工作繁杂、感觉不受尊重；当志愿者是高尚的事情，促进新时代的儒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属于中国社会的共善所要求的事情，需要“德行”来从事。安排大学生带头去做两年，不但是这些工作本身的需要，还有利于整个社会对于这些工作的理解和重视，也有助于大学毕业生的自身德行的培养和磨练。加之，只要求做两年，不会损害他们以后的专业或职业发展。总之，这项要求可以看作建构中国社会正义的需要。
    
    其次，这是维护家庭、尊重老人的好事。这一点主要是就家政服务的要求而言。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老年社会。中国的老人将在哪里养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能否继续在自己家中生活、还是必须都到老人院中养老? 在儒家文化的良好生活观看来，一个真正人性化的生活环境应当是有老人、成人和小孩的环境；一个全部由老人组成的生活场所不是一个理想的、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场所，而只应该是少数老人的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在儒家传统中，“老有所养”指的就是还能在家中养老，受到后代照料。但在今天人人外出工作的状况下，指望子女全天候的照顾已不可能。适宜的模式是聘请家政服务，由保姆照料，子女协助，使得老人还能生活在原来的社区和家中。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家政服务市场，改变当前保姆不受尊重、制度保障缺少（特别是没有相关的保险）。安排大学毕业生做两年保姆，有助于完善相关法律，鼓励其他人担任保姆，使得家政服务成为一个既有良好声誉、又有合理收入、还有制度性保障的良好工作。
    
    最后，有助于和谐社会的产生。服兵役是保家卫国的艰巨职责，现代军队还要求高知识、高技能，安排大学毕业生做两年，适逢其时，可以让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服气。加之，现在每年需要安排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复原军人，他们不断要求改善退转待遇，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事。由大学毕业生服兵役两年，他们的退伍复原安排将基本上不成问题。就家政服务而言，不能只是期望由农村居民来做。既然这项工作重要（有多少工作是比这项照顾人、特别是照顾那些辛勤劳作了一生的老人更重要的工作呢？），那么社会上的优越阶层如大学毕业生者，从事两年是有帮助的。加之，对于他们本身来说，也是培养德行、磨练意志、遵循以人为本、实践仁者爱人、克服愤世嫉俗情绪的必要机会，从而帮助他们体验生活、理解人生，可能也会有利于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总之，这一安排有助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
    
    四
    
    这一节来回应几个对这一提议可能出现的批评。
    
    1．违背工作自由选择。
    
    回应：工作自由选择不是绝对的，社会可以进行适当的限制，关键是这种限制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和正义。如同上一节所述，在儒家文化以德行为基础的正义观之下，这一提议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2．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翻版。
    
    回应：不是。1）价值关注不同；2）社会正义观不同；3）工作内容不同；4）时间要求不同；5）报酬不同；6）自由度不同。
    
    3．提供腐败机会：有权、有钱、优势者可以利用其他手段（如出国留学）避开这一要求。
    
    回应：适当、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惩处可以有效遏制这类腐败，如关于回国后补上这一工作的规定，应有帮助。另一方面，任何合理的制度、规则都有可能被歪曲、滥用而引发腐败，这种可能性提示社会应该进行有效的法治监管，而不是不做适当的事情。
    
    4．争抢更需要者的工作。
    
    回应：就服兵役而言，一方面意味着奉献、牺牲，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素质、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不能只从志愿申请者的需要出发。就家政服务而言，市场很大，不会影响。
    
    5．损害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发展计划。
    
    回应：对于大多数大约22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从事这一工作2年对于他们未来的专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应当是很小的，整体上看应当会有正面影响，因为他们对人生、社会有了两年综合的经验。对于少数天才人物，则难以评估。毕竟，他们可能连完整的大学教育也不需要。
    
    五
    
    本文无意夸大这项提议的重要性。本文并无意思表示，按照这项提议去做，我们就一定能获得多大的成就，例如有效地遏制“腐败”、成功地预防“堕落”等等。笔者甚至不知道，从“家庭、德行、幸福、和谐”的优先价值出发，联系中国当前的现实，这项提议是否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事情。但本文的确想例示以下两点想法：一是儒家文化不同於现代西方文化，它是我们的资源红利，有助于我们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指导我们塑造中国社会的未来。二是儒家思想、价值不是限于象牙塔中的学术研究，而是可以用来切实指导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的思想和价值，本文用大学毕业生应该先服兵役或先当保姆两年这一政策提议和论证来标明这一点，希望引起儒家研究同道的留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