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四）

作者：冯哲 吴愁

来源：“四海孔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八日庚辰

          耶稣2025年11月7日

编者按：“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桥，如何捍卫真相、凝聚共识，相关学术讨论在海内外舆论场受到关注。”（引文出自中国新闻网：近年仅见抗战史会议 以全球视野重新理解中国战场）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台湾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林安梧指出：“中国的抗战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文明特质。当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掠夺建立其全球霸权时，中国即使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也没有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这种文明特质使中国的抗战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普遍意义。中国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战，更是在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元性而战，为建构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战。”（引文出自中国新闻社：林安梧：在全球视域下重新评价中国抗战的意义 | 东西问）

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应邀参会，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的论文，我们把论文分为四期陆续刊载发布，以飨读者，这是第四期。

“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四）

冯哲  、吴愁

三、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民族独立的“精神总动员”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若仅有源自传统文化的自发情感，而无现代性的思想整合与自觉动员，则难以凝聚成持久的、所向披靡的战略力量。抗战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一次深刻的民族精神蜕变。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宏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意识实现了从传统的、自发的文化共同体，向现代的、自觉的政治民族国家的关键性跨越，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精神总动员”。

(一) 从“王朝”到“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强化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观念，其真正深入人心并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则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熔炉中淬炼而成的。传统中国的认同更多是基于儒家文化的“天下观”与对具体王朝的效忠，民众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整个中国的残酷侵略，激发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严峻宣告，不再是政治精英的疾呼，而成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共同感知。日本侵略者并不区分党派、地域与阶级，其暴行无差别地施加于所有中国人身上。这种共同的苦难与危机，极大地消解了国内原有的地域隔阂与政治纷争，将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此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抗战时期，正是这一“自觉的民族实体”完成其最终塑形的关键阶段。

这一转变在政治实践上的最高体现，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尽管国共两党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积怨，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共识下，实现了暂时的和解与合作。中国共产党宣布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也暂时搁置了“剿共”政策。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与团结，其思想基础正是“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现代国家观念。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力量开始超越传统的“党派利益”或“军阀割据”思维，尝试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整合力量，共同对外。

(二) “救亡压倒启蒙”的再思考：非常状态下的思想整合

著名学者李泽厚曾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用以描述近代中国在追求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的“启蒙”目标时，因迫在眉睫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而被迫中断、扭曲的现象。然而，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对这一命题需要进行更具辩证性的“再思考”。的确，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等启蒙议题，在战时紧急状态下，其优先级不得不让位于集体的生存与民族的独立。

但是，这种“压倒”并非简单的“取代”或“取消”，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深刻的思想整合与转向。“救亡”本身，催生了一种新的、更具紧迫性的“启蒙”——即民族意识的启蒙与全民动员的启蒙。思想界、知识界虽然在不同政治理想的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抗日救亡”这一最高、最紧迫的目标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无论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还是左翼文化旗手郭沫若，抑或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如陶行知，他们都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贡献于民族解放事业。各种思想流派在“如何救国”的具体方案上或有争论，但在“必须救国”的根本立场上则高度一致。这种在“救亡”旗帜下达成的思想共识，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得全民族的力量能够被有效地凝聚起来，共赴国难。

2025年11月2日，北京，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嘉宾相互交流。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三) 新文化运动的积淀与抗战文化的勃兴

新文化运动所高擎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在抗战时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践行，展现出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科学精神并未因战争而湮灭，反而在“科技救国”的号召下，转化为支撑长期抗战的理性力量与物质基础。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史诗般的 “工业内迁” 。在沿海地区即将沦陷的危急关头，中国的民族工业家、工程师和工人们，以惊人的毅力与牺牲精神，将数以百万吨计的机器设备拆解，通过水路、陆路，冒着敌机的轰炸，抢运至西南大后方。这一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命脉，更建立了一个支撑战时经济的战略基地，为前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武器弹药和被服给养。同时，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西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展现了科学精神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正如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种对知识与理性的坚守，本身就是对“科学救国”理念最悲壮的实践。

民主精神则体现在全民参与的、平等的抗战动员模式之中。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等观念，在抗战中转化为“全民皆兵”的实践。无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还是妇女、青年，都被赋予了平等的抗战责任与权利。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普遍选举，动员妇女参与生产和政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这些都是战时民主实践的积极探索。而在大后方，各种民众团体、救亡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广泛的民主参政和舆论监督空间。这种基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社会动员，其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民主意涵，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遗产，便是确立了文艺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功能。抗战时期，这一功能被推向极致，文艺彻底成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犀利武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其批判精神与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为抗战文艺提供了深沉的思想底蕴。鲁迅虽于抗战全面爆发前逝世，但他所倡导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和对于“中国的脊梁”的礼赞，成为了战时文化界的精神坐标。他的杂文风格，被无数后来者用于揭露日寇暴行与抨击投降妥协思想。

在音乐领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无疑是最辉煌的成就。这部作品以其宏大的交响性叙事，将黄河这一民族母亲河的意象，与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融为一体。从《黄河船夫曲》中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坚韧，到《保卫黄河》中“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豪迈气势，它用音乐语言完成了一次全民族的精神动员。其歌词作者光未然曾言，这部作品旨在“歌颂我们伟大民族的顽强斗争精神和光明前途”。同样，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雷霆万钧的节奏和斩钉截铁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发出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刻的怒吼。它超越了党派与地域，成为了凝聚所有抗战力量的音乐符号，并最终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此外，街头剧、活报剧、木刻版画、报告文学等通俗文艺形式蓬勃发展，使抗战文化真正走向民间，深入人心。例如，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广场、街头的演出，往往能引发观众强烈的爱国共鸣，当场就有青年报名参军。这一切都表明，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在抗战的烽火中结出了硕果，文艺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沙龙玩物，而是化作了鼓舞亿万人心的战斗号角，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与战斗意志。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的“精神总动员”，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它一方面依托于被激活的儒家伦理与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洗礼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民主科学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使得中国人民的抵抗升华为一场具有明确现代性指向的、自觉的全民救亡运动。从思想界的整合到文化的勃兴，从“工业内迁”的科学理性到《黄河》的文艺激情，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在危局中实现精神涅槃的壮丽诗篇，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思想与精神基石。

2025年11月3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闭幕。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两岸的使命

八十年回望，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绝非偶然，它是一次中华民族深层文化思想与民族精神的磅礴生命力的集体迸发与伟大实践，更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庄严证明。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场胜利，从思想层面看，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在特定历史时刻的一次成功“合流”与“爆发”。源自儒家传统的“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观念，与在近代救亡图存中觉醒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民主科学精神相互激荡，共同构筑了抗战最广泛、最深厚的思想支撑；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与“团结御侮”的大局观，则在实践中铸就了任何强敌都无法摧垮的“民族韧性”，为“持久战”战略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承重墙。这种精神支撑的形成过程并非一片坦途，它伴随着探索的曲折、内部的矛盾与难以想象的痛苦挣扎。然而，历史的大浪淘沙，最终是救亡图存、保种卫国的民族大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引领着全民族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这股主导性的精神力量，证明了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拥有自我革新、凝聚共识的强大内生动力。

历史的回响，终将照进现实，赋予我们深刻的时代启示。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旧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与各种风险挑战。抗战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抗战的历史深刻揭示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逻辑。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至此台湾、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迄今为止的两岸的分离是历史的遗留问题，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未竟事业。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统一的必要精神条件。八十年前，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国共两党合作，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八十年后的今天，两岸更应在抗日战争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下，超越政治歧见，携手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这不仅是继承和弘扬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迈向未来的庄严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