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三）

作者：冯哲 吴愁

来源：“四海孔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七日己卯

          耶稣2025年11月6日

编者按：“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桥，如何捍卫真相、凝聚共识，相关学术讨论在海内外舆论场受到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指出，传统二战史叙事深受“欧洲中心论”影响，将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作为战争起点，这种框架存在明显局限性。他认为，建立1931年至1945年的二战叙事框架，将亚洲战场纳入核心分析，是对历史真实的必要修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士华指出，长期以来，对二战亚洲战场的描述集中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但该史观将战争狭隘定义为美日太平洋对决，刻意忽视并贬低中国战场自1931年起长达14年的巨大牺牲与对日战略牵制。“这种有选择的历史叙述，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认知的长期偏差。”（引文出自中国新闻网：近年仅见抗战史会议 以全球视野重新理解中国战场）

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应邀参会，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的论文，我们把论文分为四期陆续刊载发布，以飨读者，这是第三期。

“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

（三）

冯哲  、吴愁

二、不屈的脊梁：抗战中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与韧性

全民族抗战若比作一座巍峨的精神大厦，深植于中华文明肌理之中的文化思想是其地基，在危局中觉醒的民族独立精神是其钢架，而在具体的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惊人“民族韧性”，则是构筑这座大厦最坚实、最可视的砖石。这种韧性，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一种在绝境中主动求生、图强的强大生命力，它具体外化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与“团结御侮”的合作精神，共同支撑起一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抗强的持久战。

(一) “自强不息”：持久战战略下的顽强意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源自《周易》的古训，在十四年抗战的血火洗礼中，从一种精英阶层的道德修养，演变为整个民族求生存、谋解放的集体行动哲学。面对工业基础雄厚、军事装备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堪称代际。然而，中国军民并未在绝望中沉沦，反而将这种巨大的劣势转化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清醒与顽强意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在军事战略层面的最高体现。该文驳斥了“亡国论”的悲观和“速胜论”的浮躁，极具洞见地指出，战争的持久性、以及最终胜利属于中国，是客观规律。它将战争科学地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要“通过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实现敌我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 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与践行，本身就是一种在极端不利条件下，依靠理性、智慧与坚韧来掌控自身命运的“自强”行为。

这种精神更体现在战场内外的无数具体创造与牺牲之中。在正面战场，装备窳劣的中国军队，常常需要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飞机、坦克与重炮。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每天要消耗一个师”的惨烈牺牲，台儿庄战役中官兵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的悲壮，无不彰显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在敌后战场，条件更为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几乎得不到任何外部补给的情况下，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他们没有枪炮，就自己创办兵工厂，“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稳定的后勤，就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南泥湾这样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这种在绝境中激发出的无穷创造力与奋斗精神，是“自强不息”最生动的注脚。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从大历史观评论道，抗战使中国“从中世纪的管理方式中脱胎换骨”，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全民族长期忍受苦难的能力”是其能够坚持下来的关键。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叶维丽作《重读“一二·九”：从燕园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

(二) “坚韧不拔”：全方位抗战格局下的超常承受力

“坚韧不拔”是“自强不息”精神在时间与苦难维度上的延伸，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承受巨大战争消耗与痛苦时，所展现出的惊人耐力与生命力。这种品质贯穿于抗战的每一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无法被彻底摧毁的抵抗体系。

在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广大官兵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烈的败仗、丢失了东部大片国土后，依然能重新组织起来，在武汉、长沙、衡阳等地继续节节抵抗。尤其是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以孤军坚守危城47天，重创日军，其坚守的时间远超预期，其所展现的正是那种“宁为玉碎”般的坚韧。尽管最终城破，但其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

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坚韧则体现在另一种形式的“超限战”中。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清乡”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顽强的生存意志与之周旋。他们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地道，使得冀中平原成为“地下长城”；他们运用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让敌人寸步难行。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战至最后一刻，日军剖开他的肠胃，发现里面只有棉絮、树皮和草根，无不为之震骇。这具胃囊，成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最残酷也最崇高的象征。

在广大的“大后方”，这种坚韧则体现为亿万普通民众的含辛茹苦与默默支撑。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西迁。工人、农民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加紧生产，保障军需民用；知识分子和学生在颠沛流离中，于寺庙、茅屋里坚持教学与科研，保存了文化的火种。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在“躲警报、泡茶馆”的艰苦环境中，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大后方人民还要承受日军无差别战略轰炸带来的死亡恐惧与物资匮乏带来的生活艰辛。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以惊人承受力支撑长期战争的悲壮画卷。正如学者郭廷以所指出的：“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所表现的忍耐、牺牲和毅力，是史无前例的”。

(三) “团结御侮”：民族危机下的集体理性与大局观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与“大局观”，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被激发到了极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维持与发展，尽管充满波折与摩擦，但它无疑是这种“团结御侮”合作精神最光辉的政治实践，也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最终获胜的政治保障。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内部正处于国共内战与地方军阀割据的严重分裂状态。然而，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使得“中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1936年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这种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大局观压倒局部利益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为此做出重大让步，如改编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国民党也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现实威胁下，接受了联合抗日的提议。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这一团结，超越了党派，延伸至整个社会结构。各地的军阀武装，如川军、滇军、桂军等，纷纷请缨出省作战，驰援前线，留下了“无川不成军”的壮烈口碑。海外的华侨华人，心系祖国，由陈嘉庚等人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了巨额的侨汇和物资，并组织了数千名华侨机工回国，在险峻的滇缅公路上运输战略物资，逾千人牺牲。知识界、工商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磅礴局面。

尽管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磨擦”，甚至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的悲剧，但维系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始终未被打破。这并非因为矛盾消失，而是因为双方以及全国民众都清醒地认识到，分裂即意味着亡国。这种在危难时刻所展现出的集体理性与克制，是“团结御侮”精神最可贵的体现，它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将原本可能用于内耗的力量，尽可能地导向对抗外敌的战场。

综上，抗日战争中的“民族韧性”，是一个由精神、意志与实践共同构成的强大多维体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提供了战略的智慧和行动的勇气，使中国能在劣势中寻找出路；“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赋予了国家与人民承受巨大苦难的耐力，构建了无法被瞬间击垮的防御纵深；而“团结御侮”的合作精神则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将全民族凝聚成一个利益与共、命运一体的战斗集体。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那场最严酷考验中“不屈的脊梁”。它不仅是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也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持续滋养着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心与力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