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纪念张祥龙先生逝世三周年

作者：张晓华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张祥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是继承他的思想遗产，推进当代中国哲学与儒学研究的深化。对先生思想的吸收与评价也应该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哲学碰撞交流的时空视域中，从中国现代哲学思潮发展及其与各种流派的比较鉴别中把握其独特价值。体用关系本来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类似于西方哲学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形式、本体与位格等关系的重要问题，在儒家、道家和佛学思想中得到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体用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总体的旨归也是殊途同归，主张“体用一源”、“理事无碍”、“道通为一”、“道之大原出于天”等等，但由于各思想流派立场与方法的差异以及对基本范畴含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众说纷纭的体用观。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碰撞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针对守旧复古、全盘西化等极端观点，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魂中体西用”等观点，实际关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根本立场和思想本位问题。其中利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概念与方法以及现代哲学思潮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模式即“西体中用”成为主流，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本真思想愈行愈远。张祥龙先生继承和发展了贺麟先生“不能被动地受西化影响沦为异族文化的奴隶，应转‘西化’为‘化西’”的思想方法，实现了对西方现象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儒家现象学的开创性研究，为理解与阐释中华古学提供了更为合理有效的视域和方法。

一

张祥龙先生的儒学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利用西方概念形而上学宰割古代思想史料的流行模式，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创造性阐发，是梁漱溟、贺麟先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最具实质性突破的成果。

新文化运动以来主宰中国哲学研究的实际是“西体中用”的立场和方法，不论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开创的用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现代哲学方法整理中国哲学史料，还是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用康德哲学等传统西方哲学思想重新建构中国哲学的阐释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前用苏联教科书体系统领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实质都是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当作现成的、僵死的、可以任意编排和宰割的素材，纳入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系统，虽然表面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哲学问题，但其主导的理论体系、结构、核心范畴、表述方式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传统与生生日新的鲜活意义被遮蔽。如张祥龙先生指出的：“二十世纪儒家‘学绝道丧’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西方的解释系统，特别是以现代性为标志的近代解释系统成了我们的思想范式和学术范式，几乎完全主宰了我们对于自家传统和中国命运的看法。”（《张祥龙文集》第15卷，第311页，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这种境遇也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强势涌入，中国被动进入外源式现代化和文化自信缺失的时代背景有关。

梁漱溟先生在近代西化的潮流中独辟蹊径，开创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比较，阐发东方思想的独特价值。贺麟先生进一步深化了中西比较的基本理念与方法的研究，在《文化的体与用》（《近代唯心论简释》第十一章，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一文中，他强调民族文化的体与用不可割裂，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也不可能是体用分裂的，在研究和采用西方文化时“须得其体用之全，须见其集大成之处”，只有“得其整套”，才能“不致被动地受西化影响”，“沦为异族文化的奴隶”，反而能够“自觉地吸收、采用、融化、批评、创造”，将被动的“西化”转为主动的“化西”，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的使之内在化成为自己的活的精神，“这叫做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使体用合一发展，使体用平行并进。”据此贺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唯心论即“唯性论”，“而性即理，心学即理学，亦即性理之学。”（参见《张祥龙文集》第15卷，第151-153页）张祥龙认为贺先生通过深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根源，发现其理智直观方法与宋明道学本具的直观方法的相似之处，由此掘开了中国古代哲理与西方哲学内在沟通的隧道。

张祥龙评价贺先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的最重要贡献是“以简要方式成就了从哲理上沟通中西、牵连古今的时代任务，开启出当代中国人思索哲学问题的新可能。”（《张祥龙文集》第15卷，第142页）他沿着这一方向在当代文化和哲学比较语境中继续究天人之际，探索并不断深化了一种理解、把握、阐释终极实在和真理的缘钩视域或境域（Gegend），这种境域在西方现象学中表述为“实际生活经验”、“意向性的构成”、“内时间意识”、“边缘域”等等。张祥龙先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作为原发生论的阴阳道论意蕴的揭示，超越了西方现象学中对时间的阐释维度，将现象学时间的发生源即时晕进一步深化到儒家“亲亲而仁”的代际时间晕流，指出：“此阴阳化的时间晕流乃意义、意识、存在的根源，是不离人生的活太极、真太极，由此而思，才能看到至情（亲情、爱情、友情）中如何有至理，情势、冲气、权能域、潜意识如何经由‘纯象’或‘时势’而再应机地‘坍缩’为各种‘对象’┄┄”（《张祥龙文集》总序）从而揭示了人类最内在的经验和意义的发生机制，这是人际之间、人与自然万物、神圣、神灵之间内在相通的原发道性。这一终极识度为显示体用关系乃至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等基本问题本身提供了原本的视域，它们不再被当作任何意义上的现成对象和概念，而是可以在使人之为人的最原初经验中得到辨识、认同和再揭示，其内在本性、关联和构成机制也是可以阐释清楚的。张祥龙先生在依据原始文本和历代注疏阐发以儒家为主的中华古学哲理及相关传统的论著中，对于体用观等重要问题有许多原创性的独特理解，如“时”、“情”、“乐”与理解儒家及先秦思想的关键关系、对以董仲舒为主的汉儒、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心学中的重要问题的深度阐发。这从根本上来自于他对当代西方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想与方法的理解、融合、内在化，实现了深层的“化西”，如他自述：“这理解既与现象学及另一些当代西哲流派的提示相关，又受到过其他思想乃至科学如量子力学、人类学、博弈论的激发，更有一些是说不清来源，就在人生经历的熬炼和与文本对话中产生的。说到底，我对儒家、道家、佛家哲理的领会和体认，许多是超语言的，在家庭、遭遇、技艺和自然中蓦然来临。”（《张祥龙文集》总序）这是自梁漱溟、贺麟先生以来对中国哲学重要问题的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由于实现了从“西化”到“化西”的根本转换，张祥龙先生对传统哲学体用观等问题的突破借鉴了现象学等当代西方哲学方法，但他对西方思潮不是简单地译介与挪用，而是进行了深度研究和创造性转化，如他所述：“‘深度’既指进入其文本深层、有自家领会特点（重原时间的晕流性及其被动发生性，重思想方式如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等等），也指具有东方的，首先是中国哲理的相涉意趣。”（《张祥龙文集》总序）他从青年时期学习西方哲学与现象学的目的就是吸取其中有可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生动对话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以便找到可以真正引发出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当代生命力的治学途径。他所理解的现象学的方法是“热思”的方法，即不仅是纯粹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而是从根本上归属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指向活生生的经验本身，可以从中体会出微妙、原发的意义。中国古代从《易经》开始的思想方法，正是这种与时谐行、随境而化的传统。张祥龙先生对中华古学的独特领悟与阐释也回馈给西方现象学许多洞见与启发，突破其理论与方法自身的局限、纠正西方现象学理论与德性、知与行割裂的偏颇，显示了以中印为主的东方哲理思想对西方现象学的深刻启示。

因此，张祥龙先生的儒学思想就其体与用、体系与方法而言确乎成一家之言，尽管他也将自己的一些儒学研究称为“儒家现象学研究”，但不宜高估现象学等西方思潮对张祥龙哲学思想的影响，但从他的思想根底与，张祥龙先生在访谈中提到，他中学时经贺麟先生指引走上哲学之路，当年赴美学习现象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阅读熊伟先生翻译的海德格尔著作，感受到自己对道家的体悟可以通过现象学的话语比较好地显示出来，因此想去西方寻找用现代哲学话语说清楚中国古代思想的可能性。他也提到当时自己的硕士论文导师是印度裔学者，曾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是《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的粗浅引导，他还没有进入意识到更深境界。（参见《当代儒学》2011年第1期）因此他的思想有本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现象学和西方哲学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主要效用是提供了比传统形而上学更合适的现代哲学话语和概念。中国古代哲理思想本来也不必然需要借助西方哲学才能说清楚，孔孟老庄的思想比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同样高明得多，只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形成相应的现代哲学话语，才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因此张祥龙先生的思想与他独特的人格、悟性、才情、阅历息息相关，如古人所言“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现象学等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主要是形式上的。张祥龙先生极深研畿汇通中西，实现了现象学方法的本土化和中国古代哲理阐释的现象学化，惜乎天不假年，假以时日，依其思想根底与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应当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纯粹的中国当代哲学和当代儒学体系。

三

“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特色也体现在张祥龙先生鲜明独特的哲学话语和表达方式上。如他所述，自家思想的表达“是独自的涌现。每有心领神会处，都是人生的喜悦。要害在于，找到非对象、非概念（这于许多从事哲学的心智来说就等于不可捉摸的混沌）却更可直观领会和结构化表达的思与言的方式。”“思在边缘”的思想风格具有临空涉险甚至蹈虚而行的一面；但也有坚实的一面，言之有据，从事实到逻辑，皆不敢杜撰。（《张祥龙文集》总序）高远的学术旨向、严谨慎独的研究习惯使他的论著无一句空言，每一字句都是从自家体贴处来，这种自家思想的表达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在某些领域行话套话空话盛行，因AI写作的出现而人人自危的当下弥足珍贵。前人曰“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独特的思想与表述尽管不可复制和模仿，但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可以学习、传承、创新的，如张祥龙先生所述：“如果这个思想的确站在了‘边缘’上，那么它不会不以自己的方式眺望和关心未来，既有中国哲学、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有儒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张祥龙文集》总序）在这个革故鼎新民族复兴的时代，后学不应仅仅满足于引进种种外来理论、思潮或埋头整理国故，而应沿着梁漱溟、贺麟、张祥龙诸先生开辟的道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索东方与西方乃至人与自然交融共生等重大问题，创造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当代哲学。

作者简介：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哲教研室教师，邮箱zhangxiaohua@ruc.edu.cn。本文在山东大学“时代·思想·哲人——纪念张祥龙教授”学术研讨会论文与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