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朱张之辩、朱陈之辩、湛王之辩、罗王之辩、王何之辩

作者：张岱年

来源：节选自 《中国哲学大辞典》

 

朱张之辩　南宋时朱熹与张栻关于太极及仁、已发未发、察识与涵养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1）关于太极问题。主要是围绕周敦颐的太极理论而进行。张栻以太极论性，提出“太极性也”的命题。朱熹认为太极即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一），“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2）关于“仁”的问题。后来郑可学曾问及在此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朱熹答道：“亦有一二处未合。”（《朱子语类》卷一百三）此次论仁，由于朱熹此时信奉胡宏之学，而张栻则是胡宏之后湖湘学的代表人物，所以朱熹一方面赞赏“独得”胡氏之说的张栻，但又认为其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3）关于已发、未发问题。张栻主胡宏性体心用，认为性为未发之中，心为已发之和的观点，注重在已发之际察心识心，但而忽略未发时的涵养工夫。朱熹先接受了张栻的观点。随后又对心为已发之旨产生怀疑，从而提出性体情用，心统性情之说。朱熹的“己丑中和之悟”又反过来影响了张栻，张栻在与朱熹的辩论中基本接受了朱熹在已发、未发问题上的观点，而放弃了前说。张栻在讨论中首次提出的“心主性情”的观点也启发了朱熹，被朱熹接受，并作为自己“心统性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察识与涵养问题。张栻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朱熹接受了张栻的观点，也持先察识后涵养之说。不久，朱熹悟前说之非。而主张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并指出张栻的观点缺少前面涵养一截工夫。在争辩中，张栻认识到自己所说有存养处不深厚之毛病，遂提出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以涵养为本的思想，但仍没有接受朱熹先涵养后省察的观点。后朱熹亦由先涵养后察识而进一步提出涵养与察识交相助的观点，从而与张栻涵养、省察相兼并进的思想基本一致。

 

朱陈之辩　南宋时朱熹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别的争辩。朱熹提举浙东期间，两人曾于淳熙八年（1181）相会在衢婺间，“数日山间从游甚乐”。此后便书信往还，并由陈亮陈述己见而引起两人之间的论辩。“王霸”是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或政治思想，陈亮与朱熹之间的争论与抗诘，大致是围绕着王霸、义利之论而展开。即从三代至汉唐的历史演进是体现为义利之分，还是义利双行？是王霸之别，还是王霸并用？朱熹谈性命而摈功利，陈亮则专言事功。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均能以“道心”治天下，凡事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晦翁文集》卷七十六），因而义理公行，纯美至善。而汉唐以来利欲之私流行，便不能行王道，而只能行霸道。以此为基点，朱熹进而论述了“王道”、“霸道”之别。认为区别“王霸”的标准，其实就是讲“仁义”还是讲“私欲”。讲仁义、顺天理，则天下自服；假仁义以济私欲，即使是侥幸于一时，也沦入下乘霸道，不值得效法。陈亮在与朱熹的论辩中，认为人类社会活动中的“王道”与“霸道”、“义”与“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截然对立。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认为朱熹此论已陷入极端之弊。认为王道之治正是通过征伐谋位的霸道来实现，王霸两者本就不是截然两分，而是互相统一互相渗透。“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水心文集》卷十）。在朱陈之辩中，朱熹将历史分为三代“王道”与汉唐“霸道”这两截，强调宋代再现“王道”中兴气象，其主旨是要争得一个儒学正统的地位。因此强调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反映出朱陈之辩分歧的实质是功利之学与心性理学巨大差异的呈现。

 

湛王之辩　明湛若水与王守仁的理论分歧及论辩。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吏部主事的王守仁与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湛若水初结识，“一见定交，共与倡明圣学为事”（《王阳明年谱》），二人共同讲学，互为师友，情谊甚笃。然出自白沙学派的湛若水和决心“为象山一暴其说”（《答徐成之》二）的王守仁，虽同属心学，却在许多重大理论观点上有着分歧。“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湛若水传》）湛王分歧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格物”理解不同。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格物说，认为其所谓格物，“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他提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阳明讲‘格’为‘正’，讲‘物’为念头，格物为正念头”（《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湛若水认为，王守仁此说“苟不加学问思辨之功，则念头正否未可据”（同上），是与《大学》、孔、孟、子思、曾子之说相悖。湛若水说：“鄙见以为格者，至也。”“物者天理也。”“格物者即造道也。”（《答阳明》）并称这一理解，“是稽之程子之书，为先得同然一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书》）。（二）“知行合一”的涵义有差异。王守仁针对朱熹“知先行后”有分知行为二之嫌提出“知行合一”说，“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不善的念头克倒了”（《传习录》下）。故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割。湛若水则认为，王守仁此说有混同知行之嫌。他也主张“知行合一”，称“知行合一谓之至学”（《问疑录》），“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答顾若溪金宪》）。他在比喻知行如车之两轮时提“并在”、“并进”说。（三）心学标宗不同。王守仁心学主旨是“致良知”，湛若水则为“随处体认天理”。王守仁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此心中的天理包含孝、悌、忠等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致良知之外无学”（《书魏师孟卷》）。湛若水认为，天理虽为人心所固有，但需通过学问思辨笃行功夫方能体认，“不可徒良知而不加学问”（《答洪峻之侍御》）。王守仁指此为“求之于外”（《寄邹谦之》）。湛若水则说王守仁所说的“心”，“指腔子里面而为言者”（《答杨少默》），并指责“致良知”抛弃切实修养功而“害道”。他们的争辩一定程度上可说南宋朱陆之争的延续。

 

罗王之辩　明罗钦顺与王守仁围绕《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展开的论辩。明正德十五年（1520）在江西以书信往来形式进行。论辩的焦点是对格物、正心等的理解。两人曾于南京任职，观点早有分歧。明正德十三年，王守仁的学生薛侃、欧阳德等把王守仁的《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刊刻，随即编入《传习录》中行世，并寄赠罗钦顺。罗钦顺不同意王守仁的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以及对朱熹《大学》分章补传目之为“支离”等论断，指出“局于内部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又指出，在朱熹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王只摘录三十余条所谓为学主向内者，为晚年定论，其中答何叔京书四通“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岂能是晚年定论？王守仁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申辩说：学无内外。《大学》“本无脱落”。又阐述其格正诚致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故学无“彼此内外之分”。对所摘录《朱子晚年定论》之时间，承认“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出于本心，“盖不忍牴牾朱子者”。王守仁在为自己辩解中，还提出了不盲目崇拜权威，主张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观点：“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道损于己也。”罗钦顺于明嘉靖七年（1528）冬再次寄书王守仁，继续与其论辩格物问题，然王守仁于是年十一月病逝，未及作答。

 

王何之辩　明王廷相与何瑭关于阴阳造化问题的论辩。明嘉靖五年（1526）至嘉靖十三年间进行。何瑭曾对当时一些气本论不满，指摘“近世儒者”“未明造化之妙”，先后撰有《阴阳管见》、《阴阳管见后语》以及《阴阳管见辩》攻之。王廷相在此期间除刊行其哲学专著《慎言》外，作有针对何瑭论辩的《答何粹夫》（二首）、《答何粹夫论五行书》以及《答何柏斋造化论》。二人论辩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宇宙本源问题。何瑭针对《慎言》中说的“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这一观点，提出“道体兼有无”，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它是“阴阳合一未分者也，阴有阳无”。王廷相则说，“道体本有、本实，以元气而言也。元气之上无物，故曰太极”；有虚即有气”，虚气不离。（二）宇宙生成问题。何瑭否定王廷相的元气论，主张“天地水火造化本体，皆非有所对待而后生也”。王廷相反驳说，“四者皆自元气变化出来”，“天者，气化之总物”，“土者，水之浮滓”，“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皆出自元气之种”。与此同时，王廷相还指出何瑭以五行配四时之谬。（三）阴阳是可相离还是相待而有？这是涉及坚持一元论或导致二元论的问题。何瑭主张“阴阳相离”，说云、水等皆“独阴”，“少男有阳而无阴”，“少女有阴而无阳”，“凡属气皆阳”，“凡属形皆阴”等等。王廷相则说，“阴阳即元气，相待而有，不可离析”，独阴独阳皆不存在，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言不可离。（四）形神有无之辩。何瑭从阴阳可离观点出发，断言“阴为形，阳为神，神无而形有”。王廷相则认为，“神必借形气而有者，无形气则神灭”，“神者，形气之妙用”。由上述观点分歧，二人分别走向神不灭和神灭论。何瑭自称曾“出入佛老医卜之说者，将二十年”，其观点与之有一定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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