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艾恺 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出版暨序言

 

 

 

书名：《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作者：[美]艾恺 著 王宗昱 冀建中 译 [美]艾恺 审订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5-4

 

【内容简介】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作者提出，在20世纪的风浪中，梁漱溟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可称“最后的儒家”。本书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

 

【作者简介】

 

艾恺（Guy S.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著有《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合著）等作品。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 论

对梁漱溟性格和经历的几点评价 / 梁漱溟和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 世界性的保守主义反应 / 农本主义和乡村建设 / 梁漱溟和他父亲的关系

第一章 父与子

桂林梁氏 / 文化上反传统观念的梁济 / 作为道德贵族的梁济 / 梁漱溟的早年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梁济的民族自救计划 / 共和革命 / 梁济的誓愿 / 梁漱溟的危机和退隐 / 佛教 / 复出 / 梁济的自杀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北大风气 / 五四事件 / 从菩萨到鸿儒 / 文化问题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意欲和文化的形成/ 反对文化融合 / 科学和民主 / 西方化的结果 / 中国文化：《易经》和直觉/ 孔子的直觉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主义 / 中国文化实现自身的失败/ 中国的早熟 / 人类即将中国化 / 中国的文化困境和梁漱溟的结论/ 一个矛盾的解答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胡适的看法 / 其他的批评 / 矛盾及其批评家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一个政治改革的计划—“我们的政治主张” / 讲学 / 社会主义 / 批评与教育改革 / 梁漱溟遇到两名同事/ 梁漱溟离京赴鲁（1924—1925） / 梁漱溟再度隐退（1925—1926）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共产党人和梁漱溟的“顿悟” / 广东，1927—1928 / 陶行知和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梁  漱溟回到北方 / 对现有乡村工作的评价 / 村治派 / 乡村建设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1929年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对西方社会的探讨/ 中国：宗教的灭亡/ 人类文化和“理性” / 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对乡村建设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辩护/ 士和农民 / 团体组织形式和政治 / 乡约 / 儒家和毛泽东的思想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 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1927年 / 农村的地方精英 / 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乡学村学是人民的衙门：邹平方案的精髓 / 合作社 / 自卫力量 / 
旨在改进道德的地方团体/ 农业技术 / 公共卫生 / 菏泽及“菏泽方式” / 乡村建设在山东
的推广 / 当时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评/ 对乡村建设的批评：理论和实践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民主的第三力量的前奏：1937—1939 / 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 / 为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而工作 / 敌后1939：致山东沉痛的告别辞 / 第三力量的崛起 / 桂林，1942—1944 / 重返政坛：和平谈判和内战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回到政治生活，1950—1955 / 与毛泽东的冲突和1955—1956年的批判运动 / 晚年，1975—1977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采访 / 梁漱溟的暮年 

参考书目

 

【中文版序言】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世纪50年代知名的受难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一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 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其他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已被评定为保守， 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世纪40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年写了英文专著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涉足政治的路径很不一样。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 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 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年代初，大陆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 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责任编辑：近复